孫錫良：從五個視角看“十八屆三中全會”

　　從五個視角看“十八屆三中全會”

　　自今春以來，有關“三中全會”的話題幾乎沒有斷過，媒體拋出的謠傳方案很多，戴上的高帽子也挺多，很想把本次“三中全會”炒成N年前的那次會議，到底如何理解這種媒體聲音呢?

　　在我看來，大家至少要清醒地看到以下幾點：

　　第一，把國家的未來命運和希望寄托在一次會議上完全是不智之想。為什么很多人喜歡這樣想呢?多源于幾十年前的那次“三中全會”。年輕一代人幾乎都認為那次會議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轉折性會議。我不認同此結論，那次會議是重要，但絕對算不上標志改革開放起點的會議。我在幾年前就談到這個問題，不再復述。今天我想說的是，那次會議的歷史性轉折是“高層權力結構”的轉折，而不是改革開放的轉折，一部分人與另一部分人實現了輪換。權力組合的變更主導了后面很長時期的經濟和政治走向，甚至對憲法產生了根本性影響，這也是本次會議被高度關注并高調宣傳的最重要原因。

　　一次全會，不可能是決定國家命運之會。象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加之現代新形勢的劇烈變化，矛盾錯綜復雜，不可能期望一次會議發生轉折，十八三中全會承載不了這樣的重任。但是，這次“三中全會”又的確重要，重要性在于這是新領導層謀劃自己治國戰略的第一份答卷，開得好，后面的路會更加順利，開不好，社會震動和社會矛盾會更加突出。

　　第二，中國不能在“三中全會”做出太多太大的顛覆性轉折。就在今年，中央反復提到“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這說明中央已經明確中國共產黨在執政方向上總體是正確的，理論是堅實的，制度是相對完善的，也是具有先進性的。如果本次全會推出過多有悖于“三個自信”的顛覆性決策，相當于執政黨在言行上會表現出嚴重的不一致，這是最高決策層必須也應當考慮的大原則。

　　不可能在三中全會上提出全出私有化和全面“國退民進”策，若提出，則表明中國將進行新的道路選擇，將放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不容易也不宜越出的一步，憲法擺在那里。

　　不可能提出新自由主義理論作為未來市場經濟發展完善的主體理論，即使行新自由主義之實，也不敢正新自由主義之名，因而市場化決不可能是無限制的自由化。

　　不可能提出政治制度的“普世論民主改革”，憲政的爭論還沒有理清，普世的說法還沒有公論，執政黨如果在自己的“全會”主動提出西化式民主改革，無異于對自己言行的自我否定。即便再花些時間重新探索，也不至于會在“三中全會”中把政治體制改革作為要點。中國的民主政治前進的步伐不能停，執政黨是該考慮了。到底如何推出屬于中國自己的民主改革?希望各方面理性合作，做一些周全的考量。實際上，適合中國民主道路的民間方案早已存在，只是上面不見得會采納。

　　第三，媒體炒作“三中全會”的重要立意是借機施壓。媒體不厭其煩連篇累贖地反復高調爆炒這次會議，一方面是想看到本次會議能產生一些亮點性改革，同時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在于逼迫政府拿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改革舉措。最近幾個月，精英、學者、商人、外國人、資本家開了無數次高端會議，寫出了無數次戰略報告，形成了無數要求政府改革的所謂“倡議”，一些權威巨頭甚至拋出了“死路一條”、“崩盤論”和“時間無多”等威脅性語言，其言下之意是什么呢?很簡單：“三中全會”就得按我說的做，不做，你們危險了，做了，中國前途一片光明。

　　這些人的水平是不是就真那么高呢?他們所說的“國退民進”、“土地私有化”、“自由化”、“政治體制改革”等是不是有那么神呢?我看是沒有的，我已經多次談了這四個問題，總而言之，他們實際上告訴共產黨：我的牌拋出來了，就這幾張，你應是不應?國內外媒體如此積極地高調呼喊決不是想幫共產黨拉抬指數，他們是想先抬高驕子，再猛砸驕子。

　　作為執政黨，一方面要充滿自信，另一方面也不要盲目樂觀，更不要把調門提得過高，不要自我給會議標注不切實際的期望值，要盡可能低調規劃會議內容，調子喊得越高，失落感產生的痛苦越深重。在人類歷史進程中，“里程碑”不是隨時、任意、隨處可立，偉大的成績出來了，在沒有立碑的地方，人民會主動補上那塊最彌足珍貴的“口碑”。

　　第四，“三中全會”決不能開成炸豆子的會議。中國在前進的道路上出些波折很正常，有些矛盾也很正常，關鍵是執政黨要及時看到問題和矛盾，把已經設定的政策落到實處，以期盡快化解矛盾問題，既然道路、理論和制度都是有自信的，落實就是最大的改革，不落實，你天天開大會，天天出好政策，最后的結果仍然是漏洞百出，問題成堆。

　　有些人老認為，如果中國不從根本上改變制度，中國的政策就難以落實，我不完全贊同這個說法。選票制國家也不見得就能包治百病，美國也不是每個制度在全國都能執行得好，中國可以推進選票民主往前走，但不宜迷信選票。“三中全會”如果推出一些不成熟、無法落實且引起思想混亂的“大轉折”政策，那么很有可能將中國變成一個炒豆子的大鍋，一揭開鍋蓋，豆子就會爆翻，對中國社會的破壞力將極大。

　　第五，檢驗“三中全會”成功與否的最重要標準是人民性。這里所說的人民性即絕大多數人民群眾。一個會議，不管你推出多少政策，推出多么震驚世界的改革，如果最終得利的是少數人而不是多數人，毫無疑問一定是失敗的改革，這樣的會議也絕對是失敗的會議。我認為，“三中全會”要開好，一方面要推出至今沒有定形的大政策，更重要的是與百姓切身緊密相關的政策，比如養老體系改革、稅收體系改革、財政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住房體制二次改革等等，這些民生改革既直接與百姓利益相關，又不與根本制度相沖突，做得好就能解決很多現實矛盾，也能贏得人民信任。

　　本人建議中央要慎重考慮，把重點放在民生上面，并把政策落實用時間表固定陽光化公布，讓老百姓有可對照的考核標準，不合格的官員，老百姓可以呼喊他下去，少在決策中加些“原則上”、“盡可能”等模糊性語言，論證充分的政策大膽推出，吹牛唱高調的劇本少寫。

　　我希望“三中全會”能開成一次多數老百姓得實惠的大會，而不是開成一次口號響亮的大會;我希望“三中全會”開成一次彌合社會分歧的大會，而不是開成一次撕裂群體感情的大會;我希望“三中全會”開成一次獨立自主的大會，而不是一次取悅世界的大會。

　　(因“三中全會”比較重要，轉載者請不要改動原文，以免引起傳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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