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大學法學院院長譚世貴的《薄熙來在法庭上的辯解不具有可信性》一文貌似威嚴公正，實際上蒼白無力，因為它既無任何公正道義，又不具備基本法律常識。以下選取幾點予以批駁。
“對于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他的承認他并沒有說是違心的，這也說明他在法庭上的辯解是不能成立的”。
譚的意思是：被告說在“中紀委對我審查期間我違心地承認過(某事)”，而對他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的所言未下“違心”斷語，所以這一期間的所言必定屬于事實。為了論證被告人的辯解不能成立，譚大人給我們玩兒了一個曲徑通幽。那么我們不妨打個比方——就按照譚大人“學院院長”這個“熱門”職務，打一個“熱門”比方吧：比如有人揭發(fā)譚大人帶女生A開房，譚信誓旦旦地表白“絕對不曾與A開房”，那么好了，按照譚大人的邏輯我們可以推斷他一定與B、C、D……等女生開房了!因為譚院長只否定了與A開房。
“本案中大多數(shù)證人品德惡劣，都在撒謊、造謠、信口開河或推卸責任，只有他自己的話才是可信的，這正常嗎?”
譚大人在這里似乎在創(chuàng)造一個判案新標準——人數(shù)標準。考慮到譚大人是法律界顯赫人物，我不知道是應該懷疑自己的眼睛，還是懷疑法律?按照譚大人的新論，最起碼可以使得今后的判案簡化得多——法官學好小學算術(shù)就基本上可以上崗了!……我要問譚大人一句：“這正常嗎?”
還有，譚大人忘記了一個事實，谷開來、唐肖林、徐明、王立軍是在押服刑犯，即犯人，而被告只不過是個嫌疑人而已，他們的身份是不同的。反問譚大人：你只相信在押服刑犯，不相信嫌疑人，依據(jù)的是哪一條法律?
“被告人只是提出了這些證言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存在疑問，而沒有提供相應的證據(jù)加以證實。”
譚大人在這里玩兒這種明知故問，實在顯得太不厚道!被告在被關押的500天里除了“一個肉腦”再無任何資源可以調(diào)動，他能拿出什么證據(jù)?誰給予了他拿證據(jù)的一丁點兒條件?我們反觀一下控方，300人查了500天，挖地三尺，花了納稅人多少錢?又找到了多少證據(jù)?除了幾個在押的所謂證人，又有幾人出面作證?有幾樣真正屬于物證?拿著精神障礙和減刑需求印記明顯的所謂證詞當寶貝，這本身就已成為了大笑話！……要求被告提供證據(jù)這件事說明譚世貴們連虛偽的公平公正面具都要拋棄了!
本文結(jié)尾時筆者忽然萌生出一個大不敬的疑問，很想“知無不言”一下，供譚大人“無則加勉”：譚大人作為法學院院長，文章里卻少見法律術(shù)語，通篇以大白話為多，您那法學文憑是不是買來的?筆者借此機會以外行人的眼光“妄議”一下“頭銜市場”：買法學文憑的花費應該還不及“終身院士”的一個零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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