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到薄案庭審時，為反駁薄熙來以“行走的公文”、“公事公辦”為依據否定對自己受賄罪的指控，“公訴人”有這樣一段論述：“根據刑法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為他人謀取利益，即構成受賄罪，這個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既可以是合法利益，也可以是非法利益，不要求必須是為對方謀取非法利益才構成受賄。(黑體是我加的)”并以薄熙來身為國家工作人員為他人謀取了利益，以此判定，薄熙來犯有受賄罪。
這里，“公訴人”使用的是一個典型的三段論，但用作判罪依據的大前提，對刑法引用不完整，表述存在重大缺陷(小前提：“薄熙來身為國家工作人員為他人謀取了利益”，推論：薄熙來犯有受賄罪)，由于大前提不完善，從這個大小前提不能做出正確的推論。
因此，很有必要對照刑法原文，將公訴人依據判罪的大前提加以辨析。
“第三百八十五條 【受賄罪】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2011年修正)》
從語句上分析，這里有相互聯系的兩個要點，一是“索取”或“非法收受”，——都存在主觀故意以及共同謀取的成分或情節，“公訴人”引用刑法時，舍棄了“索取”或“非法收受”這個條件;二是刑法中的“他人”應當是指特定的“行賄人”或“獲益人”，而不是泛指，即所有的人、任何人。如果將“他人”理解成泛指，即所有的人，顯然不符合中國刑法的根本原則，會導出十分荒謬的結論。例如，“他人”如果泛指“人民”、“社會”、公眾、“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明顯地不能成立。
中國《刑法》中對“他人”的定義省略了，但必定是特指，是有條件的。
摘錄中國現行憲法(82憲法)的幾段規定：
“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國家……制裁危害社會治安、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和其他犯罪的活動，
“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
從摘錄，大體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中國憲法維護的對象。人民，是憲法服務的對象。這種情況，不同于西方任何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國家。因此《刑法》(不應當同憲法抵觸，抵觸即失效)中的“他人”，必定不包括“人民”、“社會”這些較為寬泛的概念。薄熙來說的“行走的公文”、“公事公辦”，很明顯地，對他服務對象使用的概念外延要寬，包括了“人民”、“社會”、“公眾”等概念。為“人民”、“社會”、“公眾”服務，為他們謀取利益，不僅不能說是犯罪，這正是中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基本職責。由于目前的中國是一種混合所有制狀態，使情況變得十分復雜。必須區分公與私的不同，尤其是區分企業性質與個人行為的不同。必須要要考慮是否違法。不可能如公訴人所說的“不要求必須是為對方謀取非法利益才構成受賄”。例如，“大連國際”是國有獨資企業，為大連國際謀取合法利益當然無罪，這和“大連國際”的領導人違法侵吞國有資產，將違法所得用于行賄當然是兩個概念，不是一碼事。要認定薄熙來受賄，必須有薄熙來索賄或共謀一類情節。
“公訴人”所說的“他人”超出了刑法特指的范圍。所謂“為他人謀取利益，即構成受賄罪”——這是一個有所省略的全稱判斷句，即“國家工作人員只要是為他人謀取利益”，就都構成受賄罪”。按照“公訴人”這一前提，他可以指認中國所有的國家工作人員、所有的中國共產黨員，全都是罪犯，因為所有國家工作人員，其基本義務和工作就是為人民服務，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宗旨，就是為人民謀取利益，這么一來，中國上千萬國家工作人員、八千萬黨員中的絕大多數，他們的工作豈不全都構成受賄罪的客觀要件?
所以，在庭審中，“公訴人”的辯駁存在邏輯問題,沒有說服力。因為他的三段論大前提不完善，存在缺陷。不可能做出正確判斷。硬要據此下結論，確有“武斷”和片面之嫌。從庭審公布出來的全部證據看，目前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證明薄熙來有罪。要證明薄熙來有罪，必須補充新的證據。同時感到，“公訴人”在法庭上的表現，他的思維能力，也應當改善。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因此，“公訴人”在涉及到“公事”特別是所有制性質的證據時，應當特別敏感、加以重視，不應當輕易剔除。永遠不要忘記，自己是代表社會主義國家在起訴，需要維護的首先是社會主義公有制，而不是某個利益集團的特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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