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毛澤東曾說過：“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不讓人講話，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臺。”

　　當這樣的話從中共領袖嘴中吐出，再反映于執政作風中去，使人明顯感到人民領袖的無窮底氣與內心坦蕩情懷，當初共產黨人光明磊落的政治作風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社會大眾民主風氣，人民真正當家做主的前所未有的政治面貌恍若眼前浮現。時至今日，我們再次想起這句話，除過上述方面，又分明能感覺領袖對人民、對后輩、對繼任者具有那樣一種警世、告誡的良苦用心。

　　2013年9月2日，《學習時報》刊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談談人民群眾的歷史決定作用》，借中國歷史中周厲王的故事講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執政大忌，得出結論如：“無論是在什么時代，不要以為掌握了大權，就可以為所欲為，就能夠把老百姓的嘴巴堵??；當然，這可能得逞于一時，但是，終歸是要被老百姓趕下臺的。一些古代的統治者在總結經驗教訓時常常說出這樣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謂民意難違，就是說的這樣一個基本道理。 ”

　　接下來指出：

　　“但是，我們現在有這樣一些思想糊涂的領導干部，他們的思想水平幾乎比那些明智的封建君主還要‘落后’，他們對如下的信條深信不疑：有了權，就有了一切，誰掌握了權力，誰就能決定一切。所以，‘人民群眾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根本動力’等說法，只不過是說說而已。這些人認為，蕓蕓眾生，名義上是‘國家主人’，其實只不過一些由當權者隨意驅使的阿斗罷了。 ”

　　應該說，這里提及的所謂“一些思想糊涂的領導干部”確實存在，并且還不是少數。但這些問題的產生，已遠非“思想糊涂”那樣輕描淡寫能概括了。必須承認，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以及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地位，決定了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任何國家都是一定階級的專政，都是一個經濟鎮壓另一個階級的工具。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意味著鎮壓被推翻的剝削階級的反抗，要執行鎮壓的職能。這是一個明顯區別于其他任何性質的國家的地方。以往的一切類型國家都是少數剝削者對廣大勞動者的專政，無產階級則把這種關系改變了，破天荒第一次把國家變成了勞動群眾自己的國家。我們常說的人民當家做主的表現就在這里得以體現。但是，“特別是”以來，隨著私有化改革的漸進，隨著以發展經濟為名而又得以恢復起的社會剝削，一個政檔依靠誰、為誰服務的問題又出現在人們面前。決不能否認，由于一段時間來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由于“貓論”誤導與推波助瀾，“特別是”的政權性質也不可避免發生偏差。有些權力擁有者隨著信仰的背叛，又因一己私欲作祟，借所謂“普世”接鬼之名，非但視昔日的國家主人——人民群眾為“維穩”與“河蟹”對象，更利用所把持權力對人民而進行封口。自去年以來至今的封閉左網，給人民“膠帶”即是例證。

　　關于專政，毛澤東同志論述道：

　　“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干什么的呢？專政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專政還有第二個作用，就是防御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在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專政就擔負著對外解決敵我之間的矛盾的任務。專政的目的是為了保衛全體人民進行和平勞動，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誰來行使專政呢？當然是工人階級和在它領導下的人民。”……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一個問題無法回避：GCD依靠誰？是依靠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而于此，利益又不得不提。是為無產階級，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還是為少數“特別是”以來既得利益群體謀利益?

　　那么，領導階層與人民的關系又該是怎樣的關系?

　　“不要怕群眾，要跟群眾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眾跟怕水一樣。”……

　　“打個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樣，各級領導者，就像游水的一樣，你不要離開水，你要順那個水，不要逆那個水。不要罵群眾，群眾是不能罵的呀！工人群眾，農民群眾，學生群眾，民主黨派的多數成員，知識分子的多數，你不能罵他們，不能跟群眾對立，總要跟群眾一道。群眾也可能犯錯誤。他犯錯誤的時候，我們要好好講道理，好好講他不聽，就等一下，有機會又講。但是不要脫離他，等于我們游水一樣不要脫離水。劉備得了孔明，說是‘如魚得水’，確有其事，不僅小說上那么寫，歷史上也那么寫，也像魚和水的關系一樣。群眾就是孔明，領導者就是劉備。”……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1957年7月9日

　　而“特別是”以來，由于“不爭論”、由于與時俱進、由于精蠅專政等等所致，昔日的“魚水”今天還依舊嗎?

　　而一個不讓人民說話的社會，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結果將會是什么難道還用說明嗎？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

　　“現在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它幾十萬也不怕。……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我剛才講，一萬年以后還有革命，那時搞大民主還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F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

　　……

　　或曰：《學習時報》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這個問題，決不是無病呻吟或是危言聳聽。它是看出了當前社會存在的極大危險所在。果真如此嗎?提請注意，在該文結尾，卻又“此地無銀三百兩”式作出如下結論：

　　“我國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開始的改革開放，農村由人民公社制度變為‘聯產承包責任制’，從根本上說，這是由廣大農民群眾的意志決定的，而不是上面什么人設計出來的。這就是說，國家的農業政策、農村的經濟體制，歸根到底是由農民的根本利益、農民的根本愿望決定的。……”

　　但如“特別是”私有化之始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都能被認為是“由農民的根本利益、農民的根本愿望決定的”，那么，在一個受幾十年私有化、西化思潮誤導、極力抹殺中共執政公信力的特別是時代，借所謂的“民之口”而為取締中共領導，實現與普世民主接鬼道路造勢又有什么不可能？所以，對此必須提起警惕。

　　由于中國傳統小農經濟社會幾千年的歷史傳承，由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共產主義道德教育的還存有差距，由于私有制觀念仍一定程度的存在于少數人意識里，更由于被打倒的剝削階級伺機進行的政治反撲，由于竊取與把持權力的政客所作的路線復辟，社會主義制度出現反復亦屬正常。但將一種制度的倒退復辟之因強說成是所謂“由農民的根本利益、農民的根本愿望決定的”卻不免使人們感到可笑。

　　但還要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絕對是利令智昏的統治者所作出黔驢技窮的最后伎倆顯現，而人民群眾的歷史決定作用又絕對是不以任何個人意志而發生改變的。三十多年的私有化改革，也促使更多人民日漸覺醒。要實現人人都有民主權利，個個暢所欲言的政治環境，要達到共同富裕的社會狀態，非公有制發展道路不可。而此，才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也才是廣大人民的根本愿望!

　　所以說，要避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社會狀況，必須要讓人民講話。而一旦真正做到讓人說話，私有化改革又必然面臨極大挑戰?；乇芑蚴菬o視這一巨大矛盾，都必將收到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政治尷尬。三十多年的“特別是”改革，雖是讓人民失去許多，但也讓人民明白了許多。再靠政治演戲、經濟抄底、路線利己那一套早已不能再持續下去了。人民明白，不只要看怎樣說，更還要看怎樣去做。

　　但從未聽說，一個秉承私有化發展的社會，能真正做到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與根本愿望。而一旦松綁人民口上的“膠帶”，“特別是”政治演戲的把戲又必將被無情揭穿。

　　于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尷尬不可避免出現了：不讓人講話，必然導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持續演繹下去，直至最后崩潰。一旦讓人講話，那就應該放開左網，取締網絡河蟹，但那樣一來，有些把戲卻難以演下去。如此兩難，還當真不好辦。

　　還是一句話：都是特色惹的禍！……

　　附《學習時報》原文：

　　中國古代的歷史常識告訴我們，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主義社會中，封建帝王是至高無上的，他對所有的臣民都有絕對的生殺大權。所以，一般的大臣，對皇帝只能是唯命是從，至于那些所謂“草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是不值一提了。

　　由此，有些人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封建社會中，是統治者決定國家的命運，而蕓蕓眾生，對社會進步和歷史發展，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這樣說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這個原理，在這個歷史時期豈不是錯誤的了嗎?

　　其實，這個認識顯然是片面的，因為就是在封建專制主義的時代，老百姓——人民群眾——歸根到底還是起決定性作用的。為了說明這個道理，這里引用我國的古典文獻《國語》中的一部典籍，作些分析。其中《國語捠周語》中的《邵公諫歷王弭謗》一文說:

　　周厲王暴虐無道，國人紛紛指責他。貴族大臣邵穆公告訴他說：“人民已經忍受不了您的暴虐了。”厲王聽了大怒，找來一個衛國的神巫，讓他監視指責自己有過失的人。根據衛巫的報告，厲王就把被告發的人殺掉。

　　于是，人們就不敢再有議論了，大家只能在相遇時彼此用眼睛示意而已。厲王高興了，告訴邵公說：“我能消除對我的指責了，老百姓不敢說話了。”于是，邵公對周厲王講了這樣一番道理：您這只不過是在用堵百姓口的辦法罷了。不過您要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啊!因為筑堤堵塞河水，而河水壅塞一旦潰決泛濫，結果會傷害更多的人，企圖封住老百姓的嘴，這比堵塞江河的后果還要嚴重。因此，治水的人應該疏通河道，使水暢流無阻;統治者應該引導他們，使他們暢所欲言。……

　　人有嘴巴!就好像大地有高山大河一樣，國家的財富用度都從這里產生出來;又好像大地有平洼高低各種土地一樣，人民衣食資源都從這里產生。讓人說話，國家政事的好壞才能真正反映出來，從而能夠推行善政、防范敗亡，就能使百姓財用增多，豐衣足食。百姓們心里有意見，就要用口表達出來，這怎么可以堵塞呢?如果堵住百姓的嘴，不讓說話，這樣做是不能長久的啊!周厲王根本聽不進邵公的這些忠言勸告。這樣，老百姓就不敢再說活了。

　　但是，僅僅過了三年，周厲王就被驅逐到晉地去了。

　　這個典故的寓意很深，它說明一個很重要的道理：無論是在什么時代，不要以為掌握了大權，就可以為所欲為，就能夠把老百姓的嘴巴堵住;當然，這可能得逞于一時，但是，終歸是要被老百姓趕下臺的。一些古代的統治者在總結經驗教訓時常常說出這樣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謂民意難違，就是說的這樣一個基本道理。

　　但是，我們現在有這樣一些思想糊涂的領導干部，他們的思想水平幾乎比那些明智的封建君主還要“落后”，他們對如下的信條深信不疑：有了權，就有了一切，誰掌握了權力，誰就能決定一切。所以，“人民群眾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根本動力”等說法，只不過是說說而已。這些人認為，蕓蕓眾生，名義上是“國家主人”，其實只不過一些由當權者隨意驅使的阿斗罷了。

　　果真是這樣的嗎?從一時的現象上，也許可以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但是，如果從比較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就未必是如此了。比如說，我國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開始的改革開放，農村由人民公社制度變為“聯產承包責任制”，從根本上說，這是由廣大農民群眾的意志決定的，而不是上面什么人設計出來的。這就是說，國家的農業政策、農村的經濟體制，歸根到底是由農民的根本利益、農民的根本愿望決定的。這自然不是說領導者沒有任何作用，但是，看一個領導者是不是高明，他能夠在社會發展中起什么樣的作用、起多大的作用，要看他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正確反映人民群眾的意志!

　　歷史的發展一再告訴我們：那些不把人民群眾放在眼里的領導者，人民群眾也不會把他們放在心里!而且，說到底，他們的所謂“官運”，是由“民心”決定的!因為，歸根到底，社會發展是由人民群眾的意志決定的，人民群眾是歷史進步的真正動力。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根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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