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紅兵,律師,原名張鐵夫,1966年改名張紅兵。
文革初期,擔任縣衛(wèi)生科科長的父親成了走資派接受批判.張紅兵“為了表示自己與走資派父親劃清界限,貼了批斗他的大字報。”
1970年2月13日,一家人在一起辯論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其母說,領(lǐng)導人不該搞個人崇拜,“我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張紅兵認為,母親“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變了,不是一個母親了,而是階級敵人。我立即投入對母親的批判斗爭。”
張紅兵父親讓他母親把嘴里放的毒寫成書面材料,然后就拿著材料去檢舉。張紅兵又補一灶火,寫一封檢舉信,與自己的紅衛(wèi)兵胸章一起,塞進軍代表宿舍的門縫。
兩個多月以后,他母親以現(xiàn)行反革命罪被執(zhí)行槍決。他們父子究意檢舉了些什么,我們無由得知,但肯定不會就是“不該搞個人崇拜”和“要為劉少奇平反”!
張紅兵的行為,如果當時確實是出于對共產(chǎn)主義的信仰,誤判了其母的行為嚴重地違背了革命利益,而堅定的站在革命立場上,大義滅親,與母親進行進行斗爭,那么,今天的他來“懺悔”,我認為還情有可原,因為,在忠孝不能兩全的情況下,舍孝全忠,無可非議。其錯,錯在對這個問題的誤判,不影響其人格和品德。
那么,張紅兵當年檢舉母親是不是屬于這種舍孝全忠的大義滅親之舉呢?我們還是聽張紅兵自己的回答。他在回答新京報記者問時說:
“從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純粹高遠,而實質(zhì)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種政治表現(xiàn)。政治表現(xiàn)可能給自己帶來不一樣的境遇。不過后來我和弟弟依然沒有升高中的機會,不能當兵,不能進工廠,都下放到了農(nóng)村。”
一句話泄露了天機。張紅兵不打自招了。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突出政治的時代。在用人方面,包括入團、入黨、招工、參軍、提干……,不像現(xiàn)在,可以通過金錢或關(guān)系起作用,首要的就是考察政治表現(xiàn)。但一個人的政治表現(xiàn)又是一個難以準確識別、掌控的東西,這就給了一些政治投機商以可乘之機。這些人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野心,往往會尋找各種機會,拼命地表現(xiàn)自己。其中的一部份人也因此獲得了成功,這也是現(xiàn)在一些刻骨仇恨那個時代的人卻在那時候可以大紅大紫的緣固。譬如時下反對毛時代反對大躍進的急先鋒《墓碑》作者楊繼繩,就是通過大歌大頌大躍進“發(fā)跡”,當校刊主編,當團支部書記,當學生共產(chǎn)黨員,當清華大學生,最后走上新華社記者的關(guān)鍵崗位的。
張紅兵也是一個這種類型的人。他十分迫切的希望通過表現(xiàn)自己從而改變?nèi)松⒏淖兠\。所以,文化大革命剛開始,他就改用了這個與眾不同的名字。“為了表示自己與走資派父親劃清界限“,他貼了批斗父親的大字報。當他看到父親要去檢舉母親時,立刻發(fā)覺這是一個上天賜給他的大好機會,一個“大義滅親的中學生張紅兵與反革命母親堅決斗爭”的大好機會。他對這個機會的價值評估是,抓住了機會,就可以成為英雄,就可以出人頭地……。這時候,母親的形象在他的腦子里已經(jīng)蕩然無存,取代母親地位的就是這個“機會”,一個千載難逢的表現(xiàn)自己的大好機會。于是,他趕緊寫了一封檢舉信,連同紅衛(wèi)兵胸章一起交給軍代表,用這個身份以顯示自己比父親的立場更堅定。
很可能是固始縣領(lǐng)導從骨子里厭惡他的賣母求榮吧,所以,他用出賣母親生命的代價獲取的回報卻與他的期望值相差太遠。固始縣只是賞了他一個“大義滅親和反革命母親堅決斗爭的英雄”稱號,只是在縣教育革命展覽中,給他掛了一塊《大義滅親的中學生張紅兵和反革命母親堅決斗爭的英勇事跡》的展板,并沒有特殊照顧他當兵或是進工廠,而是與常人一樣讓他下了農(nóng)村。這是張紅兵對他的“大義滅親”感到很不爽的一個緣固。
不過,我以為,幸而如此,這才使他今天有了“本錢”可以出來懺悔。假若他因舉報母親而成了今天的師長、軍長或是市長、省長,他就絕對沒有臉面站出來懺悔,因為他的臉上貼上無法剝落的賣母求榮的標簽了!
今天,他又“勇改”地站出來趕“懺悔風”,與當年“勇敢”的行為,性質(zhì)基本一樣。當然,如果他真要懺悔賣母求榮倒也可以算是天良發(fā)現(xiàn)。但是,他都懺悔些什么啊?懺悔他中了文革的毒,懺悔文革把他的靈魂扭曲了,懺悔文革把他的親情全部革掉了。他想得很天真,竟然還打起官司來,要求政府把他母親的墓當文革文物保護,以為撕下賣母求榮的標簽大家就不認識他了,以為把一切推給文革他的骯臟靈魂就洗白了。這就像今天的貪污犯,弒母犯等一樣,以為可以用一句被金錢扭曲了靈魂就可以萬事大吉了。
至于懺悔風的刮起者,他們在意的并非張紅兵一個人,他們只是要借一、兩個張紅兵現(xiàn)身說法,求證出那一代人的靈魂全被文革扭曲,求證出那一代人的感情全被文革革掉了,從而求證出那是一個冷酷無情六親不認的時代。北京青年報甚至有人提出要從文革的個人救贖到集體的反思,好像他們早已求證出那一代人的靈魂都被扭曲了。
果真如此嗎?我比張紅兵大了11歲,經(jīng)歷了那個時代的全過程。文革期間,我的弟弟不幸患了右腿髖骨骨髓炎。母親帶著他在縣里市里省里的醫(yī)院住了兩年多院沒治好。由于相信部隊醫(yī)院技術(shù)比地方醫(yī)院好。我決定讓父母把弟弟送來部隊治病。作出這個決定之前,也進行了價值評估。我們連有位戰(zhàn)士的母親去世,主動放棄請假回家奔喪,因此而受到表揚。我把弟弟接來部隊治病,很有可能就要影響自己的政治進步。不過,我還是選擇了親情,為弟弟治病最緊要。
父母和弟弟來到部隊后,受到了連隊領(lǐng)導十分熱情的接待,當天,讓炊事班準備了一桌豐盛的酒菜,幾位領(lǐng)導親自陪同用餐。第二天,就批假讓我送弟弟到武漢空軍醫(yī)院治病,醫(yī)院床位緊張不同意接收,我找到武漢空軍司令部,一位副司令員親自打電話與醫(yī)院的于副院長聯(lián)系,讓我弟弟住進了醫(yī)院。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這就是那時的革命隊伍,它也充滿著濃濃的世俗人情味!
回到地方工作,1970年,我因犯政治錯誤接受批斗,這期間,雖然也有個別朋友成了批斗我的干將,但我感受更多的還是來自領(lǐng)導和同事們的同情與關(guān)心,有的關(guān)心使我感到比平時更真切、深切,以至于刻骨銘心。對我采取隔離措施之前,單位主要領(lǐng)導親自找我談話,教我好好認識錯誤,并告訴我,“作為領(lǐng)導,我們一定會盡最大努力,爭取不給你處分。”對于一個犯政治錯誤的人來說,還有什么比這句話的情份更深!在我獲得自由后,有位朋友開導我不要背思想負擔,當時她說的一句話至今我還記得非常清楚:“又沒偷,又沒搶,一點也不丑。”在她的心中,只有盜、搶才可恥可惡,政治問題根本就不當一回事。她也是一個剛出學校參加工作的前紅衛(wèi)兵,文革把她的靈魂扭曲了嗎?那么多關(guān)心我的領(lǐng)導和同事,沒有誰被文革扭曲了靈魂!他們都極富感情、很重人情。
我深信,高尚的靈魂永遠不可能被扭曲。正常的靈魂不可能輕易被扭曲,能被外力輕而易舉扭曲的靈魂,本身就不是正常的靈魂,本身就是一顆骯臟的靈魂。文革期間,這部份人的靈魂得到了充份的暴露,但是,任何單位、任何學校和任何一個紅衛(wèi)兵組織,這種類型的人都是極少數(shù),而像張紅兵這樣為了自己能當兵、能進工廠、能逃避下放農(nóng)村而檢舉母親、要求槍斃母親的人,則是極個別的了,當時的全中國,很可能就只有張紅兵一個人!
應該感謝文革,正是文革,及時暴露了張紅兵的這顆骯臟透頂?shù)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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