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執政黨通過增設新邦提議》，美國《洛杉磯時報》網站7月30日報道，《印度教徒報》網站7月31日報道。據報道，印度就建立第29個邦邁出了關鍵一步，執政的國大黨批準了這一提議。特倫甘納將從安得拉邦劃分出來成為另一邦。如果沒有意料之外的障礙，該邦可能會在大約6個月后誕生。
盡管報道說，這一分裂是由政治原因(為了確保獲得議會選舉的勝利)引起的，但是，在報道中也指出了，這個政治原因實際上受印度經濟不景氣等因素的決定。也正因為印度經濟每況愈下，所以印度國內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日益嚴重，由此導致同一個邦里的不同集團之間的對立日益尖銳。我們以前說過，這種對立當然是以資本割據為基礎的，特別是在印度這樣的封建地主經濟色彩特別濃厚的國家里，土地割據和資本割據是密不可分的，這一點和日本很像，由此，對不同的資本集團而言，實際上也對應著不同的地區，由此，某一資本集團為了獲得更大的政治權利，就不僅會想辦法在與別的資本集團的競爭中獲勝，而且還要想辦法盡可能地使自己擁有獨立的政治形態。由此，從資本割據，土地割據，演變到選區和行政區域的割據。這是封建經濟色彩特別濃厚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特色，這一特色在危機初期表現得尤其突出，但在危機過后，由于大量的兼并活動的出現，壟斷程度的加重，這一由封建殘余所導致的情況反而會日漸消逝。當然，在行政割據已經成為既成事實的情況下，同一壟斷資本同時控制多個行政區域的事情必然會延續很長時間。
《隨機暴力頻發讓中國民眾憂心》，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7月30日報道。不知道隨機恐怖襲擊頻發是否讓美國民眾憂心?這篇報道很具有典型性。先是基本準確地描述了現象，隨后提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張，但欺騙性就在于，這些改革主張和該報道所指出的問題之間不僅沒有因果關系，而且，正好相反，這些改革主張只會加重這些問題。正如一個病人肚子疼去看病，醫生很準確的描述了病人的癥狀，然后開出一劑毒藥讓病人吃下去，當然，病人吃下去之后，肚子的確不會疼了，然而，那只是因為死人是不會有肚子疼的問題的。
該報道說，“中國政府和支持政府的學者一如既往地希望對可能牽涉到其統治的社會緊張局勢輕描淡寫。他們將大多數事件歸咎于精神疾病甚至炎熱天氣。許多民眾并不接受這種解釋。他們一直在激烈討論過去幾天罕見爆發的暴力活動以及許多人看來政府推卸責任的舉動。”至此，該報道基本客觀地描述了這些現象，正如股評分析師把股市一天的走勢以及相關的咨詢重述出來一樣。這一客觀地重述，盡管對某些不關心時事的人而言，或許有新鮮之處，但是，就當下而言，并沒有什么價值。當然，如果過了一段較長的時間之后，這種客觀重述的價值就會上升，因為歷史反復證明，別有用心之徒總是會以偽造、編造、歪曲的方式來重述歷史。
也正因為這一對眼前剛剛發生的事件進行的基本客觀的重述沒有什么價值，因此，真正的問題就不在于媒體如何描述已經發生的現象，而在于媒體提出了何種解決這些問題的主張?事實上，我們已經反復討論過這一問題，就是說，真正重要的只是這些變革的主張，而不是為這些主張的出臺所提出的理由，也不是這些理由與這些變革主張之間的聯系，因為這些理由和聯系都只是借口和噱頭，換言之，這些對提出主張的人而言都是不重要的東西，或者說，是可以隨時修正的甚至是可以顛覆的東西。正如漢奸國賊為了打倒“文革余孽”而羅列了一系列的罪名，然而，這些罪名不僅隨著形勢的變化而發生著顯著的變化，甚至不同的罪名及罪證之間還出現了相互矛盾的狀況，但是，這些都不是漢奸國賊所在意的，漢奸國賊所在意的只是徹底將“文革余孽”打倒，從而使得它們的賣國肥私和竊國肥私大計得以實現。
因此，盡管該報道接下來開始羅列了一大堆反對我們之前所引述的那段話里所指出來的現象，但是，這種反對只是非此即彼式的反對，因為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該報道所引述的那些為它之后提出來的改革主張所找的理由，而只是在于它之后所提出的那些改革主張本身。因此，就算我們不知道胡星斗的反共歷史，也能夠從他所提出的那些改革主張中看出他搞亂中國進而顛覆現政權的圖謀。因為反共，所以胡星斗當然不可能提出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主張，相反，他認為政府應放松對民間組織的控制，因而也就是增加中國社會分裂的條件，而社會的進一步分裂則必然增加暴力頻發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增加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因而最后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增加了現政權被顛覆的可能性，而不是起到鞏固現政權的作用。
由此，繞了這么一大圈，我們看到，這個報道最先給人的印象好像是因為擔心中國陷入暴力頻發和日益動亂的境地，所以弄了幾個人來給中國開藥方，表面上看，這個動向是為了消除中國的這些問題，但是，實際上恰恰相反，因為這些人開出的藥方，如果中國政府照搬的話，只會讓中國陷入暴力事件更加頻發以及社會動蕩更加嚴重的境地。
中國政府大學犯罪心理學家馬皚希望中國政府開始承認需要給予精神病人更好的照顧。一方面，究竟以何種標準來界定一個人是狂人，這本身就不只是一個學術問題，從歷史上來看，這更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一個階級斗爭的問題。另一方面，馬皚實際上說了一句正確的廢話，因為他所說的實際上和當下導致中國暴力頻發的原因沒有必然的關系，因而，只能認為馬皚這是在利用專業知識打醬油。
至于中國公安部門發誓要打擊“極端暴力犯罪”一事，實際上，這只是外科手術，只是西醫，只是在治標，而不是治本。因為真正導致暴力頻發的原因并不是那些“可疑人員”的增多，而是因為使得這些“可疑人員”得以產生的社會機制性條件。正是因為私有化和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嚴重，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所以“可疑人員”才會日益增多。因此，把維穩的責任推到公安部門的這一做法實際上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是政府的經濟機構和改革機構的錯誤行為導致了當下社會日益陷入動蕩的這個結果，公安部門實際上成了給拆爛污者擦屁股的了。
至于北京一家報紙7月29日發表評論說，中國正在經歷各種社會沖突和不滿交織的轉型期。評論敦促中國政府和人民尊重法治。這個評論實在是太無恥了。中國政府自己說，改革是為了解決矛盾。既然如此，那么，當下為什么會出現改革之前就已經被徹底消滅的亂象呢?中國政府自己說，改革的主要障礙是既得利益集團。既然如此，那么為什么在改革之后，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反而更加嚴重了呢?更加自相矛盾的是，中國政府自己承認，改革之后的問題不比改革之前的問題少。既然如此，這種改革究竟是進步呢，還是在倒退呢?改革了30多年，問題和矛盾不是越來越少，相反，倒越來越多了，而且，多出來的問題和矛盾還是解放前的那些問題和矛盾，因而是在解放后的30年里已經被徹底消滅的問題和矛盾，如此的改革怎么能讓人相信是在進步呢?!另一方面，更為嚴重的是，所有的這些問題和矛盾都是在合法改革的產物，因此，中國政府實際上一直很守法，但問題就在于，它守的這個法本身就有問題，而這個法之所以有問題，一個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中國的立法權實際上不是在人大的手里，而是在政府自己的手里，由此導致政府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隨時立法和修法。至于讓人民尊重法治，那更是可笑了。我們還不知道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30多年里何時不尊重法治，事實上，正是因為中國人民十二萬分地相信法治，甚至可以說迷信法治，所以才落得今天這個下場，反過來說，中國的法治辜負了中國人民對它的信任。
《王林“走紅”折射中國人信仰危機》，英國《每日電訊報》7月30日報道，英國廣播公司網站7月30日報道，美國《紐約時報》網站7月30日文章。中國人中間的確存在信仰危機，但是，中國人民從來不缺信仰，問題只是在于歷朝歷代的反動派總是要剝奪中國人民崇高的信仰。牛鬼蛇神之所以在改革開放后重新出現并且俘虜大批的權貴和民眾，只是因為人民群眾原先信仰的毛澤東思想被當權的反動派封禁了，中國改革開放后，在很長一段時期里，特別是在“黃金十年”里，不提“毛澤東思想”，禁止《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在出版的《毛澤東文集》中大肆刪改，直至最后把重提毛澤東思想的人誣成“文革余孽”并打入大牢，而官方重要文件全部只是從“鄧小平理論”開頭，因而完全丟掉了馬恩列斯毛這些老祖宗，換言之，就是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出身。由此可見，丟掉馬恩列斯毛老祖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江湖騙子大行其道同時發生是有其邏輯的必然性的。因為馬恩列斯毛的思想核心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而“貓論”只是經驗主義、實用主義，連客觀唯心主義的層級都沒有達到，換言之，“貓論”根本不是辯證法。也正因為不講辯證法了，所以，在這種愚民政治的統治下，人們的腦子才越來越愚昧，因而才越來越容易上當，由此，江湖騙子才會越來越多。當然，真正的騙子還不在江湖中，而是在朝廷內，因為至今為止的改革結果都證明相關改革的理由完全都是欺騙人民的手段，盡管漢奸國賊及其走狗一再辯稱“XXX經濟學”不是“休克療法”，但是，只要把“休克療法”的內容和當前政府正在推行和誓言要推行的改革比較一下就能發現，兩者完全一致，換言之，這些辯護士們及其主子正在愚弄人民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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