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報文章：中國崛起需要淡化“百年恥辱”思維》，美國《華爾街日報》7月12日文章。在這篇題為《崛起的中國需要一種新的民族史》的文章中，我們看到，該文作者要求中國在美國面前擺正自己的位置，否則中美的全面伙伴關系就無法建立。然而，中國應該如何擺正自己的位置呢?該文作者認為，中國應該以一種更加積極的民族史來界定自己。那么在這位作者眼里，怎么樣的民族史才算是積極的呢?該文作者提到，美國和法國的民族史就是積極的，因為美國的民族史是從《獨立宣言》開始的，而法國的民族史是從“攻占巴士底獄”開始的。盡管我們從書本上學到的美國史和法國史的歷史起點要遠遠早于這位作者所指出的這兩個時點，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討論問題，相反，對于這位作者如此善于割斷歷史并且還強烈要求他人也同樣去這么做的這種做法本身就很值得討論。
按這位作者的邏輯，只有以勝利開始的歷史才算是積極的歷史，相反，以失敗開始的歷史就是消極的歷史。但是，我們要問的是，勝利本身是怎么來的呢?沒有失敗，又怎么可能有勝利?沒有壓迫，又怎么可能有反抗?光談勝利，因而也就是只談取得勝利的反抗，而不談失敗，因而也就是不談壓迫，那么這種歷史敘述方式無非就是和退居臺灣的國民黨武裝割據勢力的歷史敘述方式如出一轍了，明明是敗退逃跑，偏偏要說是轉進，李敖對此諷刺說，“轉進”就是“向后轉，再前進”。按照這位作者的邏輯，臺灣當局的民國史的確符合他的“積極的民族史”的標準。同樣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也把侵略中國敘述成“進入中國”，多和諧呀，像鄰居之間串門一樣，如此“積極的民族史”當然不會讓在受教育的日本學生獲得正確的歷史觀，從而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切實的反省，進而也就不會反對軍國主義勢力在日本的復辟運動。
孔子說：“知恥近乎勇。” 有羞恥心的人，才能勇敢地面對自己的錯誤，戰(zhàn)勝自我，這是“勇”的表現。老子說：“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如果民族史是以“欺人”為核心內容的，那么這種民族史只能起到自欺欺人的作用，只能起到愚民的作用，相反，只有把“自強”作為民族史的核心內容，使人民懂得如何從失敗走向勝利，如何從錯誤走向正確，如何從弱小走向強大，這樣才能真正使歷史教育對中國的崛起具有積極作用，否則，如果老是認為自己一貫正確，總是勝利，那么被這種阿Q精神統(tǒng)治著大腦的人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積極進取的，這種人只會盲目自大，中國也不可能靠這種人崛起。
當然，需要順便指出的是，不能非此即彼地來對待這位美國作者的觀點，也就是說，不能用徹底否定的態(tài)度來敘述中國的歷史，換言之，不能用“逆向種族主義”的觀點來敘述中國歷史。龔自珍說：“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美國作者看似在幫中國崛起出主意，但是，其主張的實質是要消滅中國的歷史，不僅是要中國人民忘記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漢奸買辦勢力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且還要中國人民忘記自己是如何從三座大山的壓迫下通過艱苦卓絕且充滿智慧的斗爭最終獲得解放的方法和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因為既然不需要記住“百年恥辱”，那么擺脫“百年恥辱”的方法和指導思想也就成為了奢侈品，而其之所以要中國人民忘記這些，歸根到底，無非就是要讓中國人民忽視當下依然存在著的并且日漸猖狂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漢奸買辦勢力，從而降低中國人民對這些內外敵人的敏感度和警惕性，“特別是”要讓中國人民忽視改革開放30多年來美帝國主義和漢奸買辦勢力給中國人民新添的種種恥辱，以便一方面從中國人民心里偷偷的抹去內外敵人的原罪，另一方面使內外敵人得以繼續(xù)對人民群眾犯罪且不被人民群眾察覺。因而，如果只是非此即彼地反對這位作者的觀點——也就是把中國的歷史描繪得一團漆黑，特別是把毛澤東時代描繪的一團漆黑，從而通過否定中國革命史來否定中國人民打到內外敵人的方法和指導思想的話，那么實際上最后所能導致的后果與讓中國人民忘記“百年恥辱”的效果是一樣的，甚至具有更加負面的效果，由此中國人民也同樣會掉入這個美國人設下的陷阱。
《埃及對穆爾西啟動刑事調查，罪名包括間諜活動煽動暴亂破壞經濟》，路透社開羅7月13日電，美國之音電臺網站7月13日報道，法新社開羅7月14日電。“未審先判，未判先捕”這倒是很符合普世價值的。原來還以為只有中國的反動派是這么干，現在知道實際上外國的反動派也這么干。就中國而論，在古代，最有名的當屬岳飛。當然，我們現在從埃及這里看得很清楚，先是通過政變，把這些政治人物抓捕起來，然后把政變者自己所犯的罪行強加到被捕者的頭上，最后在槍桿子的保護下完成對被捕人士的司法審判，同時無恥地宣稱自己的行為是符合程序正義的。之后，由于國內局勢無法穩(wěn)定，所以就會想辦法用對外輸出戰(zhàn)爭的方式來向外轉嫁危機。
《馬丁案嫌犯被判無罪引全美激辯》，美聯(lián)社佛羅里達州桑福德7月14日電，中央社美國佛羅里達州桑福德7月14日電。美國佛羅里達州法庭裁定，被控槍殺非洲裔少年特雷文•馬丁的被告喬治•齊默爾曼二級謀殺罪不成立。此案當然再一次加劇了美國國內種族矛盾。此前，美國亞拉巴馬州最高法院于6月24日取消了關于黑人選舉權法的核心條款，該州的黑人將不再擁有投票選舉資格。事實勝于雄辯。無論美國走狗們如何歌頌美國的人權狀況，如何堅稱美國現在的種族問題已經不是什么“種族歧視”，而是什么“反向歧視”了。但是，一個接一個的事實無可辯駁的表明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不僅沒有改善，相反，在奧巴馬任期內還不斷惡化了。對于那些只想在政治層面解決種族矛盾，而拒絕從根本上，也就是從經濟層面去解決種族矛盾的人來說，他們必然陷于日益無法自圓其說的尷尬露丑的境地。
《習近平重溫“兩個務必”增加正能量》，埃菲社北京7月13日電，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7月13日報道，美國詹姆斯敦基金會網站7月12日文章。習總此次再次重申了毛主席當年提出的“兩個務必”，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這的確是正能量。但也正如郭文婧所講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重在建立實實在在的制度。”這也就是說，關鍵問題在于習總釋放出來的正能量能否最后變成物質，即變成能夠行之有效地約束黨政官員的制度。顯而易見，之所以改革開放后的這30多年的壞人壞事超過改革開放前的那30年，就是因為改革開放后的這30多年的制度是壞的制度，以至于讓原本很好的人也干了不少壞事。也正因為改革開放后徹底否定和拋棄了此前的好制度，把好的制度改革成了壞的制度，所以才使得黨政官員日益脫離群眾，從而日益嚴重地違背“兩個務必”。因此，實踐再一次證明，新的未必就是好的，表面上的發(fā)展并不必然意味著進步，相反，由于歷史的軌跡是曲折反復的，所以新的也很可能是壞的，表面上的發(fā)展也可能是實質上的復辟倒退。
《俄首次公布油氣儲量數據》，俄羅斯《生意人報》7月15日報道。據報道，截至2012年初，俄羅斯的石油儲量為287億噸，天然氣儲量為68.4萬億立方米。其中俄A+B+C1級石油儲量為178億噸，C2級為109億噸。C1級天然氣儲量為48.8萬億立方米，C2級為19.6萬億立方米。俄羅斯自然資源和環(huán)境部長東斯科伊指出，這一數據今后每年都將公之于眾。
當然，也有人指出，這些數據是根據俄羅斯的標準計算的，而業(yè)界的資源評估是根據美國標準來進行的，因而此人認為“沒有人會對我們的數據感興趣”。根據美國標準，英國石油公司在其報告中指出俄羅斯已探明石油儲量為119億噸。
盡管有人認為導致數據不一致的原因是在于計算標準的差別，但是，這實際上并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因為所計算的只是潛在的能源規(guī)模，而不是已經正處于開采狀態(tài)的能源規(guī)模，因此，斗爭的焦點就不在于能源的現實供給，而在于用油氣儲量的變化來影響國際能源價格乃至國際形勢的走向，最后通過改變國際形勢來達到奪取國際標準制定權(也就是霸權)的目的。
很明顯，根據俄羅斯標準計算得出的石油儲量超過根據美國標準計算的規(guī)模。因而，如果從供需平衡的角度來看，這對國際油價明顯是一個利空消息，因而，對日益嚴重依賴油氣出口的俄羅斯而言，公布這一數據的行為簡直是不可理喻的。
但是，這個矛盾正好能夠引起我們的反思，而這個矛盾的暴露也正好為我們更加深刻的認識國際格局的變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當然，我們進行的反思的起點是不能把俄羅斯政府想成傻瓜。我們要假定俄羅斯政府的這一舉動是深謀遠慮的產物。
從國際油價的走勢看，油價下行的壓力已經很大了，而這個結果本來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操縱的結果。但是，現在，俄羅斯根據它的標準拋出了一個利空消息，由此帶來的問題就是，國際壟斷資本是否應該繼續(xù)原先的邏輯——也就是把國際油價給降下來呢?如果國際油價下跌，那么，從形式上看，俄羅斯的這個利空消息就和國際油價的下跌有了“因果關系”，由此，實際上就等于增加了俄羅斯在國際能源市場上的威信，客觀上就使得俄羅斯標準具有了國際信譽，由此必然會出現一個連鎖反應(搞不好變成蝴蝶效應)，也就是使得國際能源儲備的計算標準發(fā)生了混亂，這個“雙重標準”客觀上剝奪了美國標準的唯一真理性，實質上剝奪了美國在這一方面所享有的國際霸權，這顯然不是美國愿意看到的。但是，如果油價不下跌，那么國際壟斷資本已經做出來的頭部形態(tài)就失去了效益，而且還會使自己蒙受巨大的損失。于是，我們看到，俄羅斯的這一舉動，從一開始就讓美國陷入糾結之中。
當然，美國很清楚俄羅斯的目的，因而，從一開始就通過各種渠道來貶低俄羅斯的這個標準，從而企圖將國際油價的變化與美國標準繼續(xù)綁定在一起。但是，俄羅斯此舉的目的還不限于當前油價的變化(特別是在它和中國簽署了巨額的能源供應合同之后，俄羅斯在能源戰(zhàn)場上的底氣更足了)，其另一個很明顯的目的就是要增加自己影響拉美和中東局勢的威力。當前，拉美和中東的局勢都處于動蕩之中，而這兩塊地方都是美國向外輸出危機的首選地區(qū)(但反過來也是美國的統(tǒng)治地位最容易受到挑戰(zhàn)的地區(qū))，因而，這兩個地區(qū)的動蕩實際上所反映的恰恰是美國的國際霸主地位正在受到沖擊。而俄羅斯企圖增強自己對這兩個地區(qū)局勢的影響力的目的就在于增加自己和美國爭奪國際霸主地位的實力，而這也就意味著使得拉美和中東局勢進一步動蕩的因素增加了。
《3D打印挑戰(zhàn)“中國制造”優(yōu)勢?》，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網站7月14日報道。盡管寫這篇報道的外國記者也知道有馬克思這個人，但是，這位記者對馬克思主義的內容缺乏起碼的了解。的確，如果3D打印技術能夠大規(guī)模應用的話，那么相關的雇傭工人人數必然大幅度減少，因而像富士康這樣的企業(yè)也必然成為明日黃花。然而，這位記者需要明白的是，對投資3D打印技術的資本家而言，其之所以愿意投資這個項目，原因只在于他能夠利用這一較為先進的生產力來賺取超額利潤。可是，這個超額利潤之所以能夠存在，那首先是因為有平均利潤的存在，而平均利潤又是以總利潤為前提的，而總利潤就是剩余價值的總額，而剩余價值則是以有可供剝削的勞動力的存在為基礎的。
因此，反過來看這一過程就能發(fā)現，盡管3D打印技術所代表的生產力水平較高，但是，由于它會極大地降低雇傭工人的規(guī)模，因而也就會極大地降低可供剝削的剩余價值的總額，而這也就是減少了總利潤，由此也就會使得平均利潤迅速且大幅度下降，因而超額利潤的存在時間也就會非常之短，整個行業(yè)的平均利潤率會因此下降到一個史無前例的低點(但低利潤率與高生產力的相互匹配就是馬克思所得的一個結論)，最后導致的結果就是，3D打印技術在哪一個行業(yè)中占據了支配地位，那么哪一個行業(yè)——對資本而言——就成為了無錢可賺的行業(yè)。
由于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把勞動力成本視為資本家賺取更大利潤的障礙，而沒有認識到勞動力成本實際上是他們所能賺取的利潤的唯一來源，因而在一開始，也就是在3D打印技術的普遍應用還沒有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形成明顯沖擊的時候，資本家當然能夠從其賺得的超額利潤中感到自己的這一投資行為是正確的。但是，正如歷史上反復演繹過的那樣，發(fā)達國家的資本家馬上就會感到應用這一先進生產力會危及他們的既得利益，會威脅到他們的執(zhí)政地位，因而，先進生產力就很難在發(fā)達國家被普遍的應用，相反，那些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后的國家倒反而能夠大規(guī)模的應用先進生產力。
因此，盡管3D打印技術是一項由發(fā)達國家的資本集團發(fā)明的先進生產技術，但是，這個技術本身的普遍應用卻只會起到惡化資本主義社會自身危機的作用。相反，對物質文化生活還相對很匱乏的中國人民而言，這一先進技術的普遍應用倒是能夠解決當下生產力水平不足的問題，而且還能從根本上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及建筑其上的上層建筑。當然，需要看到的問題是，由于中國的產業(yè)資本的既得利益已經十分龐大，因而，3D打印技術更容易被迅速應用在中國的產業(yè)資本尚未掌握的生產領域(正如我們從公開資料中已經看到的那樣，3D打印技術在我國的國防建設領域及其他高精尖工業(yè)領域已經做出了突出性的貢獻)，而已經被中國的產業(yè)資本所掌握的生產領域則很難應用3D打印技術了(在可預見的將來，這些領域就是中國危機得以爆發(fā)出來的經濟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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