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說：“中美經濟關系有點像夫妻，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然也有吵架，有分歧，但是都必須增進了解，增強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礎。”好像中美經濟關系非常平等互利。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來看一看中美兩國貿易差額的利益格局就知道了。
2010年，中國貨物進出口貿易總額達29727.6億美元，比2009年增長34.7%，已經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其中，出口總額15779.3億美元，進口總額13948.3億美元，貿易順差1831億美元。其中與美國貿易總額為3853億美元，出口2833億美元，進口1020億美元，順差1813億美元，對美貿易順差相當于中國貿易順差總額的99.0%。而按照美國商務部統計數據，2010年全年中美兩國間貨物貿易總額為4568億美元，其中美國對中國出口918億美元，從中國進口3649億美元，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2731億美元。按照美國統計口徑計算的中美貿易差額比中國統計的要多918億美元。2010年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總額為6349億美元，按照美方統計口徑，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占美國逆差總額的43%，中國是美國最大的逆差來源國。
中美雙邊貿易數據顯示的巨大不平衡，既有統計方法和統計口徑差異的因素，也與雙方實質貿易格局的內在差異有關。但從200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貿易逆差來源國至今，無論按照哪一種口徑統計，中美都互為對方最大的貿易差額國，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美國則是中國最大的順差來源國。也因此，美國將貿易戰的主要對象由日本轉向了中國，中美間的貿易摩擦頻繁發生，并不斷升級。美國方面的基本判斷和施壓依據就是，中國作為順差方，獲得了巨大的不公平貿易利益，而美國的逆差意味著自己蒙受了不合理的貿易損失，所以頻頻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通過人民幣升值調整中美間的貿易條件，縮小貿易差額;通過進一步開放市場、保護美國知識產權等措施促進美國產品對中國的出口;同時針對中國具有較大競爭優勢的產品類別如紡織品、電視機、輪胎和無縫鋼管等采取反傾銷措施。美國國會和政府對中美貿易差額問題的認識仍然基于重商主義的理論邏輯，即美國的逆差意味著美國的企業減少了產出，那就等于是美國工人就業和企業利潤以及政府稅收的損失，相應地，等于是中國的利得。
事實果真如美方所說嗎?并非如此。
我們知道，中美貿易格局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國從美國進口波音飛機，向美國出口手工工具。在這種貿易模式下，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通常的“工業品―初級產品”或“技術密集型工業品―勞動密集型工業品”的貿易模式，發達國家能夠獲得正常利潤之外的超額利潤，而發展中國家最多只能獲得正常利潤，利益關系向發達國家傾斜。中美貿易的基本格局就是這樣的，因此中美產業間貿易的利益天平傾向美國方面。即便是農產品貿易，美國向中國出口的小麥，在品種上細分為高筋、低筋、面包用途和點心用途等細分品類，使得每個品種的小麥具有了相當程度的非競爭性，其價格就具有了不完全競爭市場的特性，因而形成了超額利潤。
當然，中美貿易格局中目前最廣泛的是產品內貿易模式。所謂產品內貿易，就是一個產品的不同組件分布在不同的國家生產，最后在某一國完成組裝，銷往各國市場，在最終產品完成前，其各個組件已經經歷了國際貿易環節，而最終產品還會再次進入國際貿易環節。為什么產品內貿易模式會成為最廣泛的貿易模式呢?因為目前中國貨物貿易出口的主體有兩個：一是中資企業，二是外資企業。中資企業的出口以資源類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特別集中于礦產、紡織、服裝、中低端電子電器等產品領域，約占中國貨物出口貿易總量的1/3左右。在華外資企業的出口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特別集中于中高端電子電器、機電、通訊等產品領域，占中國貨物出口貿易總量的2/3左右。中國對外貿易順差基本上是由外資企業創造的，2009年中國全年貿易順差總額為1 961億美元，外商投資企業加工貿易項下的貿易順差為2 228億美元，二者間的差額為367億美元。這種由外國直接投資主導的對中國產業轉移，使產品內貿易形式逐漸占據主要地位。
在這種模式下，通常最終產品完成地國家的出口額數值會很大，但其實際貿易利益只占其中很小的部分，一個順差國獲得的實際貿易利益極有可能少于逆差國，特別是像美國這樣的高附加值核心部件和專利、設計的出口國，它進口最終產品，極易形成貿易逆差，但和中國這樣的進口核心部件、技術、出口成品的國家相比，中國的出口規模在數值上往往很大，極易形成順差，但貿易利益往往遠遜于美國。
比如，美國加州大學一個課題組2007年對蘋果公司當時熱賣的iPod播放器進行成本分拆，30G的iPod，在亞洲部分國家和地區進行零部件生產，由中國完成組裝環節，銷往美國在內的世界市場，其價值鏈包括：中國以外的零部件供應環節132美元，中國組裝環節4美元，蘋果公司及其零售商163美元。中國方面獲得包括企業利潤、員工薪資、設備折舊、政府稅收在內共計4美元的收益，而因此創造的中國對美出口增加了167美元。《華爾街日報》一篇報道中解析了美國羅技公司的一款無線鼠標的成本構成：美國市價40美元，其中羅技公司本身得8美元，銷售環節15美元，零部件成本總和14美元，中國蘇州的總裝企業得3美元(含工薪、耗材、電力、運輸、稅收等)。在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后，美國對中國出口減少了25×n(n為出口量)美元;它返銷美國，創造了25×n美元的中國對美出口。這就是說，某產品原來在美國生產滿足美國市場需求，同時也出口中國滿足中國市場需求。生產線轉移到中國后，這一產品返銷美國，造成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市場情況沒變，但新創了一個中美貿易額。同時，這個產品在美國生產時向中國出口，產業轉移后這個產品對中國的出口額消失了。現在，中國向美國的出口主體有中資企業，但比例更大的是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跨國公司群體，從利益關系來說，獲利的有中方企業，但獲利最大的是跨國公司。
總之，中國出口美國的產品或者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為主，中國是價格的接受者，無從獲得超額利潤;而美國出口到中國的產品以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為主，美方企業擁有市場力量，能夠獲得超額利潤，即便在平衡的貿易關系中，利益分配也是不平衡的，美方利益多于中方的部分就是超額利潤。或者中國對美出口完全競爭性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品，從美國進口不完全競爭性的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品，美國獲得了中國所沒有得到的超額利潤。或者是產品內貿易，貿易數據和貿易利益之間失去了相關性，出口數值大的國家未必獲益大，承擔最終產品組裝環節的國家出口數值最高，但其獲得的實際利益往往只占產品總價一個及其微小的比例，這樣使得傳統的以貿易順逆差大小來判斷貿易利益的邏輯完全失去了真實性。在以中國為最大東道國的國際產業轉移潮流中，中國出口的主體已經由本土企業變成了跨國公司，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的地位主要是在勞動密集型環節，在中美經濟關系上中國所獲得的貿易利益遠遠沒有中國的順差數值所顯示的那樣大，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跨國公司才是全球貿易和生產的最大獲益者。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里分析的貿易利益還沒有包括環境成本和社會成本。大規模的國際產業轉移固然推動了中國GDP增長，但它也極大地增加了中國的環境成本。發達國家產業外向轉移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是本國日益嚴苛的環境標準，污染物排放越多的產業承受的排污稅費越重，承受的社會公眾壓力也越大，所以其產業轉移的梯次順序在很大程度上與各種產業的環境成本相關，污染最嚴重的產業最先向外轉移，其它產業依其污染程度梯次跟進。中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產業污染度次序也正與此相契合，最先和最大量承接的正是環境成本最大的產業。中國制造業在跨國公司全球產業鏈體系中表現為低價格、低加工利潤、低環保標準和高資源依賴度，在這樣的模式下，利益計算沒有包含中國付出的環境成本，也沒有包含日益稀缺的資源機會成本和廉價勞動力健康透支的成本。
如果把中美經濟關系看成是一條航船的壓艙石的話， 這樣算下來， 中美經濟關系也完全是一個倒向一邊的壓艙石，根本不是平等互利的“夫妻關系”，其中的一方——中國真是虧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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