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急撤對巴拉迪總理任命》，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7月7日報道，英國《衛報》網站7月7日報道，路透社開羅7月6日點，西班牙《阿貝賽報》網站7月6日報道，西班牙《國家報》7月6日報道。我們之前已經預計過巴拉迪會再次上臺，然而，令我們意外的是，巴拉迪這次連屁股還有坐下就已經被剝奪了坐在總理寶座上的資格。我們的確錯估了埃及的形勢，現實表明，埃及的形勢比我們所估計的要樂觀的多，當然，這是指革命意義上的形勢。穆罕默德•穆斯塔法•巴拉迪是西方在埃及的重要代理人，盡管西方媒體給其貼上了自由派或改革派的標簽，但實際上巴拉迪就是埃及的帶路黨黨魁。以前，中國老百姓因一直受主流媒體的忽悠，以為改革是個好東西，結果經過30多年的切身體會，才明白原來改革是如此的不是東西，因而，現在凡是被網民稱為改革派的無一不是漢奸國賊及其走狗。因此，巴拉迪在埃及的政治地位如何，這直接反映了西方新舊殖民主義勢力在埃及的影響力如何。
現在，由于受到造反派中伊斯蘭主義者的反對，埃及臨時總統不得不撤銷了對巴拉迪的總理任命。由此可見，雖然埃及軍事政變成功了，但是，埃及的民心并不是如西方媒體所說的傾向世俗社會，恰恰相反，伊斯蘭主義者在造反派中的地位證明了埃及的民心實際上更加傾向伊斯蘭主義。因而也就表明，聽命于西方的埃及軍隊與反對穆爾西政權的造反派之間的矛盾實際上遠大于埃及軍隊與穆爾西政權之間的矛盾，穆爾西政權之所以倒臺，那只是因為這兩個都反對它的政治勢力為了達到同一個目的而形成了合力。可是，在它們共同的敵人被打倒之后，它們之間的矛盾就無可避免地上升為了主要矛盾。
由于穆斯林兄弟會還沒有被徹底鎮壓掉，因此，埃及軍方還不敢立刻對造反派中的伊斯蘭主義者下手，由此，也就是說，它們的那個統一戰線還能夠維持幾天。但是，鑒于它們彼此之間重大的立場分歧，要想它們之間能夠和平共處，那是不可能的。因而，隨著小資產階級政權的倒臺，埃及國內伊斯蘭革命的壓力不減反增了。在這一點上，當下的埃及很像民國初期的中國，舊的保護被革除了，但是新的保護因殖民主義勢力的干涉而不能建立起來，由此，國內的經濟危機日益迫使人們走上造反的道路。在穆巴拉克時代，埃及老百姓的一天三餐還有政府保障，革命之后，什么都沒有了，既然如此，那么只有繼續革命了。
《美對埃及“軍事政變”態度曖昧，“民主原則”讓位“戰略利益”》，法新社華盛頓7月5日點，美國《洛杉磯時報》網站7月5日報道。美國對埃及軍事政變的態度一點都不曖昧，美國的態度就是表示肯定，因此美國才沒有用政變這個詞，也根本沒有指責埃及軍方違反民主原則。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作為美國忠實走狗的聯合國秘書長韓國人潘基文才一改以往的“民主逗士”的形象，依舊完全按照美國的口徑來對埃及問題進行表態。
至于在主流媒體上廣泛出現的“曖昧”一詞，實際上，這只是因為美帝國主義的洗地黨徒們被美國的實用主義原則抽得臉都腫了，換言之，美狗們實在無法再用以往的那些“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詞匯來為美國洗地了，因而只好自欺欺人的把美國的態度貼上“曖昧”的標簽。但是，既然美國在埃及軍事政變這件事情上連“政變”二字都不愿意使用，那么美國又有什么“曖昧”可言呢?法新社更是講得明白，由于美國1985年的一項法案規定，美國不得對那些通過軍事政變上臺的政府進行軍事和經濟援助，因此，美國不愿意用“政變”二字來稱呼埃及軍事政變的原因就在于它不愿意削弱對埃及的軍事援助，因而這無疑也就是說，美國正是埃及軍隊的金主，因而美國正是這場軍事政變的策劃者。由此也就可以說得通美國為什么不將埃及軍事政變稱呼為“政變”了。
四月網刊登了兩篇所謂黨刊解讀群體逆反心理的文章(楊宜音的《"老百姓"為何變成"老不信"》，張建新的《群體逆反因素究竟有哪些》)。兩位作者都應該被認為是心理學的專家了，但是，他們的見解和主張都是很有問題的，更確切地說，他們的見解和主張都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就張建新及郭昫澄的觀點看來，他們將弱勢群體對強勢群體的反抗和質疑界定為非理性，甚至界定為“毫無道理可言”。由此可見，張建新及郭昫澄是完全站在壓迫者和剝削者這一邊思考問題的。而就楊宜音的觀點來看，他認為要解決所謂的逆反心態，“可以先從建立平等的人際關系和群際關系做起”，“其次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學習溝通和協商”，與此同時使“社會結構的扁平化”。但是，楊宜音所謂的扁平化只是要求人與人之間的政治地位的接近，而沒有指出人們相互之間政治地位的平等只能建立在經濟地位平等的基礎上，而經濟地位的平等只能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因此，反過來，脫離所有制關系談社會結構扁平化，那無異于緣木求魚和自欺欺人，當然更主要的是愚弄人民群眾，這是知識分子為愚民政治服務的又一具體表現。
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經濟關系日益占據社會絕對主體地位的今天，因而在經濟地位日益不平等的今天，統治階級要求被統治階級和他們保持同一種理念的這種想法本身就是荒謬的，因而，在統治階級及其走狗看來的由被統治階級身上表現出來的所謂逆反心理，實際上在被統治階級看來，這種心理狀況恰恰是正常的，相反，如果被統治階級的表現在統治階級看來“是沒有心理問題”的話，那反而只能說明被統治階級自身已經奴化了，或者說，阿Q化了，總之是將“不平等”作為“合理的”前提給確定下來的，而這才真是出了問題。
在國際關系中，事實上的不平等關系與漢奸國賊及其走狗向人民群眾灌輸的平等幻想——在日益頻繁的國際危機中——彼此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由此，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這個矛盾，進而看清了這個問題。也正因為人民群眾日益看清了美國的“雙重標準”，所以才日益看清了那幫整天向人民群眾灌輸美國標準的漢奸國賊及其走狗們的真實面目。農業部的專家居然以美國人吃轉基因食品為由來打壓人民群眾反對轉基因食品的聲音，那么農業部的專家為什么不以美國人也有吃屎的和絕食的為由來要求中國人民吃屎或絕食呢?!農業部專家在證明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時，一點也沒有從轉基因食品本身是否安全出發，而是用美國人也吃轉基因食品——這個外來的依據——來證明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如此缺乏科學素養的做法除了證明農業部理屈詞窮之外，不能證明任何其他的東西，再則，即便有再多的外國人食用轉基因食品，那也絕不能作為中國人也必須食用轉基因食品的理由。
因此，盡管在美帝國主義分子看來，非美世界對美國霸權的反抗行為是反抗者逆反心理的表現，但是，只要霸權主義得以生長的物質基礎依然存在，那么面對美帝國主義的壓迫，非美世界的反美言行就是合乎理性的。同理，只要中國農業部自己拒絕食用轉基因食品，并且拒絕給其機關直屬的單位(尤其是幼兒園)食用轉基因食品，特別是拒絕給外國人食用轉基因食品，那么這種不平等的物質基礎就決定了中國人民反對中國農業部乃至中國政府進口和種植、銷售轉基因食品的行為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因而，中國人民將農業部及中國政府的相關官員和專家定性為漢奸賣國賊也是完全有道理的。
總之，無論對處于被剝削和被壓迫地位的個人或社會群體而言，還是處于被霸權主義欺壓的國家而言，都要明白，對他們而言“造反有理”才是讓他們應該尊奉的信條。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明白：不要用統治階級認可的標準來作為自己爭取平等和自由時所遵循的標準。
《中美戰略對話或涉及“網襲”問題》，英國廣播公司網站7月5日報道，日本《讀賣新聞》7月6日報道，新加坡《聯合早報》7月6日報道。正如日本媒體所報道的那樣，美中網絡工作組是中國應美國要求在“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設立的。本來這是美帝國主義敲詐中國——當然也是中國的漢奸買辦勢力用來出賣中國國家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工具，但是，現在由于斯諾登揭發了美國監聽世界的這個罪行，更由于美國政府自己也承認了“棱鏡”計劃，由此，美中網絡工作組從理論上來說就應該成為中國和美國進行討價還價的平臺了。但是，如果中國政府真如新加坡《聯合早報》所說的那樣——不愿讓斯諾登事件影響對話氛圍——而不是反過來將“棱鏡門”作為中美對話的一個重要內容的話，那么只能說明中國政府，至少代表中國政府參與美中戰略對話的高級官員的國家和民族的立場都出現了原則性的錯誤，抑或說，新加坡《聯合早報》向讀者暗示中國政府高層在斯諾登事件上持有的是漢奸賣國立場。
《介入敘利亞內戰，穆爾西引火燒身》，西班牙《國家報》網站7月6日報道。值得比較的是，同樣是積極支持推翻巴沙爾政權，但是，土耳其政府卻受到了優待，而穆爾西政府卻被西方推翻了。當然，這只是表面上看起來如此。
關鍵問題在于，土耳其埃爾多安政府是先整頓了軍隊，清理了一批企圖推翻政府的世俗派軍界人士，并且通過持續的對內對外用兵來在軍隊中豎立威信，由此真正掌握了軍權。也正是在奪取軍權的過程中，埃爾多安政府與西方新舊殖民主義勢力的矛盾隨之加重了，所以埃爾多安政府才在敘利亞問題上表現得十分積極，從而讓西方感到自己還有暫時的利用價值，于是就轉變了對土耳其政府的態度，從而使得埃爾多安政府暫時免受到沖擊，之后，也正因為敘利亞局勢暫時難以向西方樂意看到的方向演變了，因而，埃爾多安政府與西方之間的矛盾又重新尖銳化，西方就重新在土耳其內制造政治動蕩并企圖推翻埃爾多安政府。但是，由于埃爾多安政府掌握了軍權，所以，西方殖民主義勢力暫時拿它還沒有什么辦法。而西方如果要推翻土耳其政府的話，一般講來，也須先從軍隊里下手。
然而，埃及的穆爾西政權，或許是因為想東施效顰，或許是真的出于某種伊斯蘭主義的理念，也積極投身于推翻巴沙爾政權的運動中。但是，由于穆爾西政權并不真正掌握埃及的軍權，因此，當敘利亞局勢暫時穩定之后，西方新舊殖民主義勢力通過制造和利用埃及的政治動蕩就很輕易地推翻了它。
因此，不能說“介入敘利亞內戰，穆爾西引火燒身”，相反，如果穆爾西不介入敘利亞內戰，穆爾西政權倒臺的時間還可能進一步提前。但是，他所沒有料到的是，由于敘利亞戰爭的性質與利比亞戰爭的性質截然不同(盡管在表面上看起來差不多)，西方挑起敘利亞戰爭的目的不止是為了推翻巴沙爾政權，而是為了消滅敘利亞的什葉派武裝集團，以便為進一步消滅除伊朗之外的諸如黎巴嫩等地的什葉派武裝集團或與什葉派親近的武裝集團開辟道路，最后就是為了通過這些舉動使由美國主導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反伊朗統一戰線”得以建立起來并免受阿拉伯國家內的什葉派武裝的破壞，由此為推翻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政權開辟道路。然而，伊朗政權一旦被推翻，那么其引起的動蕩將是世界性的，至少它將徹底中斷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同時也將把俄羅斯變成一個真正的北方國家(因為屆時，俄羅斯已經被趕出地中海了)，由此失去對中東事務的影響力。也正因為敘利亞戰爭具有如此重大的影響力，因此，世界各大國都勢必爭奪對敘利亞戰局走勢的控制權，并且必然力爭局勢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變。因此，對小小的穆爾西政權而言，其對敘利亞戰局的影響力也就變得無足輕重了，反過來，當敘利亞局勢在各大國相互較力之下處于暫時的穩定狀態之時，作為可以被忽略的一項——穆爾西政權，也就容易成為西方陣營向外轉嫁危機的目標了。
與此同時，朝鮮半島的和談氣氛明顯濃厚了起來，乃至整個東亞的合作氣氛也明顯上升了，當然，這實質上也是一種危機的轉移，只不過危機是在經濟領域內的轉移，也正因為各方認為單靠自己的話有可能在危機中會混不下去，所以才表現出日益濃厚的合作氣氛來，而所謂的合作無非就是合資，因而無非就是資本兼并，抑或說，一方面表現為強勢資本的擴張，另一方面表現為弱勢資本的獨立性被消滅。而在中東，因為經濟結構落后，所以無法通過消滅弱勢資本的獨立性來緩和矛盾，因而只能直接通過消滅弱勢政權的獨立性來緩和矛盾了。
《中國大學生就業難原因眾多》，美國《時代》周刊網站7月4日報道。實際上，大學是否擴招與大學生就業是否困難已經沒有直接的關系了，因為這個年齡段的人口已經擺在那里了，如果沒有擴招，那么就業難問題就不是今年出現，而是4年之前就已經出現了。因此，大學擴招，無論如何都在客觀上緩解了中國社會的就業壓力，盡管是暫時的，但卻總比沒有要好。
大學擴招的第二個功勞是使得大學生不值錢了，由此直接降低了讀書人的優越感，從而使得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速度得以更快，最后必然在客觀上提升了整個無產階級革命隊伍的文化水平。
當然，就業問題即便在社會主義階段內也是要首先考慮解決的問題，更何況當下的中國已經資本主義化了，因而就業問題就會顯得尤為突出，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就業問題日益成為一個積重難返的問題。而要解決這個問題，最起碼的一點就是，中國必須擁有完整獨立的經濟體系。因此，越是高端的商品，中國越是有必要獨立自主地研制它、掌握它。既然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那么只有牢牢掌握最先進的科學技術——而不只是擁有體現最先進科學技術的商品——才能談得上掌握先進生產力和以發展生產力為導向。當下，航母的研制工作已經能夠提供大量的面向大學生的就業崗位了，如果大飛機的研制工作能夠完全獨立的話，那么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就又能解決一大批，如果計算機軟硬件的獨立化研制工作能夠全面展開的話，那么又能解決更多的大學生就業問題。總之，越是高精尖的項目，越是能夠提供面向大學生的就業崗位。
至于熊丙奇所謂的由于中國大學由政府控制，因而沒有自主權，所以不能教學生獨立思考，等等這些話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學生不能獨立思考的話，那么熊丙奇之流的獨立思考能力又是從何而來的呢?因而，與其說學生不能獨立思考，倒毋寧說教授們一心向錢看而無心向學生們傳授真知罷了。再則，美國的大學總符合熊丙奇之流的價值取向了吧，那么美國的大學究竟培養出了什么樣的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大學生呢?我們倒也不是要徹底否定熊丙奇之流的觀點，而只是希望熊丙奇之流能夠舉例說明。相反，我們倒是從甲骨文總裁那里獲悉在美國——至少IT界——的成功人士都是從大學里退學的，因為他們都悟到了美國大學只會培養庸才的這一問題。
《上海提籃橋監獄將關閉引關注》，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站7月5日報道。韓正曾講過要解決市中心尚存的8萬個馬桶的問題。盡管提籃橋以前不算是市中心，但現在卻也已經處于市中心的位置了。由于房價飛漲，所以，改造這些地區的成本實際上很高，并且，改造得越晚，改造成本就越高。當地居民由于居住條件很差，當然希望通過市政動遷(最好是商業動遷)來改善居住條件(盡管會搬到郊區)，但，現在房子就是錢，因而對這些居民而言，肯定是歡迎動遷的。
不過，對那些已經吃飽了的人來說，其所關心的問題就不是那些居民所關心的問題了，他們已經開始關心所謂的城市靈魂的問題了，因為對他們而言，居住條件——也就是城市本身——已經不再是個問題了。但是，很奇怪，這些人關心的重點不是以上海方言為載體的上海文化，換言之，他們關心的不是活的上海，而只是那些僵死的上海——那些具有鮮明殖民主義色彩的所謂古跡。似乎在他們看來，冒險家的樂園和殖民地特色才是上海的靈魂。也正因為如此，上海才日益沒有了上海的特色，關鍵是沒有了屬于上海人民的特色，上海的曲藝從根上受到了后繼無人的危險，反過來，上海的特色日益具有了解放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內涵，甚至在很多方面比解放前還要過分，上海的文藝樣式基本西化，上海市內環線以內說英語絕不是一句笑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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