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運城“房媳”張彥因兩個戶口和多套房產被停職調查,她的背后是以運城市原財政局局長孫太平為核心的“官員家族”——“房媳”丈夫孫宏軍是原夏縣公安局局長,孫家成員及親屬至少15人在運城市擔任官員、公務員或國企領導。(6月24日《新京報》)
一人被調查,一個家族落馬,看上去讓人心驚的現實,在農村地區并不是稀罕事。北京大學馮軍旗博士訪談某縣161名副科級及以上干部寫出博士論文《中縣干部》,描寫了和山西運城相似的農村:一個普通縣城有21個“政治大家族”和“140個政治小家族”。“房媳”所處的“政治家族”只是不小心露出狐貍尾巴的那一個。
自古以來各地都存在類似家族,比如歷史上的地方士紳,這些人多是地方精英,有經濟實力又接受良好教育,一般都是民間社會自我組織的主要力量,比如修橋鋪路、興學辦廠、年節祭祀等。由于士紳在地方長期經營,會形成盤根錯節的勢力,同時也設法與官方、民眾和諧相處,甚至聯合民眾制約官員的胡作非為,因為一旦動蕩他們損失最大。
“房媳”的“政治家族”與權力結盟,占據了地方資源分配的關鍵崗位。歷朝歷代都想方設法阻止地方家族和官方權力合謀,最有效的政策就是異地為官。漢代開始,官員任職必須避開原籍,后世基本沿用這項政策,但會做出細節的修改。我家鄉古稱甘陵,清代出現過大儒王殿甲,他就是帶幕僚到千里之外的四川南江和宜賓任知縣。林則徐也是遠離家鄉福建在江蘇、兩廣、陜甘和云貴為官。此舉可防止宗族相隱,互相包庇。
現在,由于缺少有效的約束,很多“縣官不如現管”的干部都在原籍為官,只要經營就能形成“政治家族”。如此一來,官方和民間的緩沖區域沒了,權力和家族聯手控制地方資源,農村地區固有的生活方式被破壞,有序的民間社會也開始潰敗。“房媳”家族15人為官為領導,下一代會占據更多官場崗位,如果不被他們中意和拉攏,民眾幾無上升機會。
地方“政治家族”左手權力右手資源,進可以偽造民意脅迫上級,退可以借助權力打壓民眾,隱約可見“地方割據”態勢。他們甚至可以借地方保護主義讓民眾置身信息孤島,任何政策只選擇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執行。從“官商聯姻”到“官商一體”,制度監督、法律監督、社會監督出現全面倒退。這也是“房媳”家族屢次被查卻如隔靴搔癢的關鍵。
有民間而無民間社會,當本應秉持民間立場的地方家族搖身一變玩起了政治,民眾就會處于絕對弱勢地位,喪失了任何可以抗爭的資本。多個家族為了保護自己的“勢力范圍”互相聯合,“房媳”家族不會輕易倒下去,因為牽一發而動全身。只是,民眾“光腳”之勢越來越多,微不足道的矛盾也會爆發激烈的沖突,民間積怨會自己找一個發泄渠道。
利用制度改革拯救民間社會,方可以制約地方家族政治化,“房媳”等人才沒有生存發展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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