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輿論標榜獨立思考的時代，你得警惕：往往很可能它是一個最不容許獨立思考的時代。在觀點表達中，所謂獨立精神要求言論立場不受外部力量干擾。而輿論本身即是一種力量——受某種力量控制，并被用于控制輿論場。
公共事件在輿論場上只是一種消費對象，如同戰場上的彈藥。炮火紛飛處，獨立思考總是淪為一個被迫沉默的尷尬角色。比如在圍繞著6月7日廈門BRT公交縱火事件展開的輿論戰中。
面對陳水總，你只能一言不發。能說什么呢?譴責暴行，涉嫌為體制洗地;反思社會，你將被指抹黑國家。——就這樣，你只能被迫沉默。這就是輿論壟斷了言論道德之后，獨立思考所面臨的尷尬境地。
在輿論戰中，公共事件被高度簡化成為標識符號，紅軍藍軍，陣營分明。AB選項，單項選擇——沒有第三種答案，沒有中間地帶。雙方各執一端，兩軍領袖各引粉絲數百萬，分據“道德”山頭，逢敵必罵，見招拆招，直把一個公共輿論攪得硝煙彌漫云遮霧罩。在此之間，不單是獨立思考被迫沉默，良知言論被逐出輿論現場，同時公共事件本身異化——其警世價值被遮蔽，促進社會改良、教育民眾進步的教材價值非但沒有被合理利用，反倒被消費于相反的用途。
廈門公交縱火案本身作為一個悲劇性社會事件，它所制造的結果不單單是47個生命灰飛煙滅，也不單單是47個甚至更多家庭的創傷哀痛，更是留給整個社會的一記創傷：加重了民眾對公共安全的危機感、對他人和政府的不信任感，制造了更深的社會裂痕。更隱性地，它不動聲色地將一個社會的公共道德底線和公共安全警戒線悄悄下移了一截。……所有這些，都是值得公共輿論冷靜思考，進行負責任的討論和引導，促進社會改善修復的內容。但是，我們卻遺憾地看到：一個悲劇，47條人命，47個家庭的不幸，被輿論卑鄙地消費了。
在這場以網絡微博為主戰場的輿論戰中，紅藍兩軍，無干左右，更無涉民意。更談不上輿論道德。如果說去年7月，一場天降雨災被輿論活生生地扭曲成體制之罪，使我們認清了其中一方的丑陋面目;那么今年5月，為延安城管野蠻執法行徑辯白的輿論，則讓我們看清了另一方的可鄙嘴臉。及至廈門公交縱火事件，判斷紅藍兩軍背后的操控力量就不再是什么難事了。因此，無論他們自貼什么樣的立場標簽，都無干左右之分——非要分，統屬極右。至于網絡微博，原本就不是什么民意晴雨表，不過是一個充滿言論暴力的輿論角力場。
主宰這個角力場的，不是一個成熟社會的公共倫理，不是具有社會責任意識的輿論道德，更不是什么公共知識分子的獨立判斷和言論良知，是兩只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手：資本和權力。在這里，你將很少看到冷靜的思考和獨立的判斷，很少看到公道的評論和正義的表達，卻會常常看到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大V們如何利用熱點，對公共事件進行殘忍的消費——如果說陳水總實施了第一次暴力犯罪、制造了一場悲劇，那么，將事件簡化為陣營標簽并相互攻擊的暴力言論則發動了新一輪輿論犯罪、制造了新一場撕裂社會的悲劇。
在輿論這個角力場上，被消費的另一個更大的悲劇是巴楚事件。敏感事件被許可討論原本是一個進步，公開討論往往是通向真相的一道門檻。面對一樁悲劇，公共輿論應當允許各種觀點的闡述、不同角度的表達，以及由此而引出越來越多的信息，在洞明真情的基礎上本著公道原則，該譴責的譴責，該檢討的檢討，該變革的變革……疏導對立，促進和解，防止悲劇重演，維護民族團結和地區穩定。——難道這不是民眾、社會和國家所需要的嗎?
然而，遺憾的是，輿論毫無例外地將關于這一事件的討論導向了兩個對立的極端爭執：“普通官民沖突”還是“恐怖主義犯罪”。顯而易見這是兩種思維先天不足的絕對化認識，在前者的語境中，暴力行為應當得到同情;在后者的判斷中，“恐怖主義”應當受到不問青紅皂白的打擊。兩者之間似乎沒有第三種可能——也就沒有了討論的中間地帶。不客氣地說，這真是兩種腦殘的思維方式，對事件性質的準確判斷，恰恰存在于兩者之間的中間地帶：當“官民沖突”上升為如此規模的暴力事件，就不再是簡單的官民沖突;世間從來沒有毫無由來的恐怖主義。央視新聞節目中的一個提問細節被發言家們普遍地忽略了：“為什么數十年比鄰而居的人會如此兇殘地追殺鄰居?是什么使打馕農民變成了恐怖主義惡魔?”——這才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政治正確的表態發言，藐視常識的專家解讀，譴責的聲浪、討伐的口水……言論垃圾永遠是輿論場上的主角。每當一個悲劇性事件發生，血腥味兒總是招來一場嗜血的輿論盛宴;“熱點”過后，仿佛大戲散場，發言家們優雅謝幕，轉向下一場“熱點”……止留下遍地色彩斑斕的垃圾，和布滿裂痕的大地。
201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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