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林毅夫與厲以寧的理論分歧》一文中提醒人們關注中國御用經濟學家坑爹的“理論”即將從厲以寧初級階段向林毅夫高級階段轉變的取向。挑明林毅夫比較優勢論，以及利用在技術創新跟產業升級上的后發優勢推動經濟增長理論的現實含義及其隱含的禍根。本文進一步描述林毅夫理論在中美國背景下的真實含義：推動中美國超級融合的深化，徹底殖民化中國。
而對于林毅夫理論的重要地位，2013年03月08日光明日報《厲以寧林毅夫互動縱論經濟熱點》作了生動的報道：“今天上午，梅地亞兩會新聞中心佳賓云集，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舉行的第二場記者會上，厲以寧、林毅夫、陳錫文、李毅中、杜鷹、賈治邦六位委員圍繞“推動科學發展”這一主題，回答了記者提問。厲以寧與林毅夫，這兩位經濟學家在回答提問時不時地相互補充，精彩的“林厲互動”，不僅解渴，而且感人。對中國經濟的關切之情，在兩人的互動中璨然呈現。”
中美國超級融合的新殖民主義
英帝國的殖民主義，赤裸裸地暴力統治殖民地，特別是印度和北美這兩個殖民地，成了帝國經濟的主要基礎。
美國接受英帝國的傳統，繼續殖民，但也接受了教訓，不再赤裸裸地建立殖民地。而是采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多方面控制的新殖民策略。中美國超級融合正是這種比較隱蔽的殖民政策的當代核心內容。也就是形成“中美國”的依附結構：美國把握高端技術當老板，中國提供廉價勞動力和土地等資源，為美國打工。華爾街資本和美國文化一步步滲透到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死死地纏住中國。牢固地確立“中美國”的經濟依附和政治依附體制。最近又提出美國高科技+中國城鎮化的新綱領，拋出林毅夫“新結構主義”，就是要把這種經濟依附結構提升到一個更高的階段，徹底釘死中國。建立如同老牌殖民帝國的英國-印度的帝國經濟基礎結構，以此挽救病入膏方的美帝國經濟危機，維護美國的世界霸權，維護美帝國的世界新殖民體系。
中美國超級融合的初始階段：美國設計中國制造
肯德基擠壓北京烤鴨、蘋果與富士康是這個時代的象征。
扎卡里·卡貝爾在他所著的《中美國》一書中描述道：
如果中國的優勢只是生產低成本商品，那么中國只能是另外一個墨西哥，只不過人口數量更多而已。在過去幾十年里，包括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中國臺灣，80年代的韓國和90年代的東歐國家在內，許多國家依靠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削弱了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基礎。在一個貿易壁壘日益減少的世界當中，比較優勢理論是適用的，該理論認為，哪里的生產效率最高，產品就會在哪里生產。發達國家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進口低成本商品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上，例如工人工資壓力和工廠的倒閉，卻很少注意到這些低成本商品所帶來的好處。如果沃爾瑪銷售的DVD播放機是美國或德國制造的，那售價怎么可能只有100美元呢?當然，并不是所有的成本節約都是比較優勢理論所能解釋的，美國很多工人的失業也不能歸咎于墨西哥和中國，而是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普及的結果。
“‘中美國’：文化融合。現在要說的是中國的最后一個問題，這個問題與經濟結構轉型一樣重要，但是它更加難以量化，這就是文化。“中美國”不只是兩國經濟的融合，更是兩國文化的融合。”“貿易是中美關系的核心，然而商品貿易只是這其中的一個方面。思想交流也是中美兩國關系的重要內容，而且思想交流的重要性不比商品貿易的重要性低。”“還記得第一次去上海，我要和幾位律師朋友在上海南京路商業區的一座新落成的辦公大廈里會面。我對那里并不熟悉，所以我走錯了樓層。這座辦公樓很普通，就像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的辦公樓一樣。但是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應該站在一塊印有‘華為’字樣的金屬標牌前。這個名稱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但是它對中國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以及“中美國”來說卻意義非凡。那晚我去大街閑逛，商業街兩旁掛滿了印有姚明笑臉的巨幅廣告牌。這個兩米二六的小巨人那時候剛剛進入NBA，在休斯敦火箭隊打中鋒。而且，那時他也剛剛與全球最大的運動鞋生產商簽訂代言合同。火箭隊希望得到一個好隊員，而耐克公司更是雄心勃勃，它希望姚明能夠幫助耐克公司開拓中國消費市場的新領域。華為和耐克，前者是有實力的高科技公司，后者是人盡皆知的運動鞋制造商。中國在鄧小平及其后任領導人的改革基礎上，逐漸融入新的全球商業體系之中。與此同時，眾多美國企業正在那里張開雙臂，準備迎接中國融入世界體系之中。” “中國經濟對全球的主要影響就是改變宏觀需求。我期望中國可以降低高達40%的儲蓄率，并且希望中國人越來越喜歡西方人的消費模式以及西方國家生產的商品。”
在作者看來肯德基不僅僅是一種商品，不僅僅是它控制整個肯德基中國店的獨特配方，更重要的是它的消費方式，消費文化。它用完全不同于北京烤鴨的消費文化迅速擊敗了北京烤鴨的消費習俗，占領了市場，特別是改變了中國下一代的飲食文化，打下了長遠的文化習俗根基。而蘋果-富士康的代工體系，在中國南方，老板-雇工模式和殘酷的奴役勞動文化同樣取代了新中國國企的自覺勞動文化，而成為主流模式，占據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并且迅速向中國西部擴張，這得力于中國官僚文化下的權力支撐。
就這樣，自由貿易和西方文化之下的所謂超級融合，在美國資本實力的推動下迅速殖民化了中國。但這僅僅是初級階段，美國設計-中國制造的低級階段，“九億條褲子換一架大型客機”的初步格局。此后，以華為為代表的思科-華為融合模式就要到來。這就是作者所說的“當時我應該站在一塊印有‘華為’字樣的金屬標牌前。這個名稱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但是它對中國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以及‘中美國’來說卻意義非凡。”相應的文化融合，也就是耐克-姚明文化現象同樣具有非凡的意義。
中美國超級融合的深入階段：美國品牌中國研制經營
姚明與耐克，思科與華為是這個時代的象征。
耐克是全球著名的體育用品制造商，總部位于美國俄勒岡州，生產的體育用品包羅萬象：服裝、鞋類、運動器材等。耐克商標圖案是個小鉤子，造型簡潔有力，急如閃電，一看就讓人想到使用耐克體育用品后所產生的速度和爆發力。耐克一直將激勵全世界的每一位運動員并為其獻上最好的產品視為光榮的任務。耐克的語言就是運動的語言。耐克公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新產品的開發和研制。
任何一件在中國生產的體育用品，一旦加上了耐克品牌，馬上身價百倍，而且主要歸耐克所有。這是頂級生物的掠食模式。
正如扎卡里·卡貝爾在《中美國》一書中所說的：“‘中美國’不只是兩國經濟的融合，更是兩國文化的融合。”作者關注了耐克-姚明現象和華為現象。
耐克-姚明文化巧妙地利用了中國人的民族情緒，極大地張揚了品牌效應，姚明-耐克讓中國人深感榮耀和民族自豪，來之不拒是小看了它的作用，簡直是以此為傲!于是耐克無論如何昂貴，中國人還是趨之若鶩，寧可棄價廉的國產品而追逐昂貴的洋品牌耐克，心甘情愿地給洋人送錢。如此的新消費文化習俗逐漸在中國形成，特別是此后美國在中國成功培育了一種更加可怕的的消費文化：新興貴族層的崇洋迷外與炫富文化，譬如舍命追逐洋車、洋酒、洋奶粉直至洋奢侈品用于炫富、長臉的可怕習俗。在日本就不存在這樣的消費文化。在日本沒有類似中國的面子文化，也就難以培養類似的消費文化。以此，耐克在中國市場也就所向無敵，徹底擊潰了中國的競爭者。這是就是更高級的融合。美國資本只需要緊緊抓住高科技、消費文化和它們的集中體現“品牌”就可以放手讓中國人制造，甚至開發，技術升級，而仍然大獲其利。不僅充分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而且充分利用中國的高端人力資源，為美國資本服役。這就是林毅夫新結構主義得以推出的現實背景。
這種從劇烈對抗到超級融合的戰略需要典型地體現在思科與華為的競爭問題上。
思科系統公司(Cisco Systems, Inc.)，簡稱思科公司或思科，1984年12月正式成立，是互聯網解決方案的領先提供者，其設備和軟件產品主要用于連接計算機網絡系統，總部位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圣何塞。1986年，Cisco第一臺多協議路由器面市。1993年，思科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由1000臺路由器連接的網絡，由此進入了一個迅猛發展的時期。競爭方面，思科與華為一直是老對手。2012年10月，美國眾議院認定華為和中興危害其國家安全，而華為在其后的反駁中指出，華為、中興被認定威脅美國國家安全，正是思科在背后推波助瀾。此刻思科與華為從劇烈對抗開始，在美國資本和文化的陰影下，正力圖逐步將其超級融合，形成典型的、隱蔽的老板-打工者結構模式。美國渴望以此新方式控制，遏制中國民營企業的自主的科技發展的趨勢，把大量的中國科技人才和科技開發能力至于美國的控制之下。逐漸把中美國的超級融合推向全新的階段。
騰訊科技孫實11月4日報道：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一份關于國家安全的調查報告，讓中國電信(微博)設備商華為拓展北美市場的計劃再度受挫。從2005年華為贏得首個歐洲合同開始，7年的時間里，華為已經與全球大部分運營商特別是前50名運營商相繼建立了合作關系，但唯獨美國市場久攻不下。 華為總裁任正非在一次半公開場合表示：“華為全球的戰略布局，唯一的困難就是美國。”的確，華為這幾年在在通往美國市場的道路上，經歷了不少風雨。而華為在美國遭遇的一連串打壓的背后，其實是商業利益爭奪的延伸之戰。……華為曾做出預測，到2020年，其全球收入將增長三倍，達到1000億美元。不過，如果華為無法贏得美國的頂級客戶，要實現該目標的難度顯然很大。……2007年，思科CEO錢伯斯在中國直言不諱地表示，華為將是思科全球性的噩夢。尤其是在中國市場，華為以及其當時的合資公司華為3Com給思科帶來了不小的麻煩。 錢伯斯的擔憂變逐漸成了現實，華為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思科的想象。目前，華為已經是全球第二大電信設備商，而今年上半年，華為銷售收入達1027億元(約合162億美元)，一舉超過愛立信，成為全球銷售額第一的電信設備制造商。……在國內，華為已經被視作全球化最成功的中國企業之一，但在美國，卻不得不承受更多全球化壓力，這使其始終無法打入美國市場。美國國內蔓延的一種恐懼情緒，擔心華為的介入會進一步加劇美國本土的競爭，甚至擔心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這都直接或間接地阻擋了華為的美國戰略。但華為一直都沒有放棄他的美國夢。業內人士認為，北美電信設備市場主要以美國為主，是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市場，也是當前電信設備市場中“盤子”最大、利潤最高的市場。在電信設備圈內，也有一種“得美國電信設備市場，得電信設備天下”的說法。此外，加上一直以來美元匯率的波動相對較小，美國運營商的訂單普遍數額不菲，動輒數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所以美國市場成為設備商必爭之地。
2012年11月21日北京商報《思科向中興華為妥協背后：缺乏創新致原地踏步》披露說：在終止同中興的銷售合作關系僅僅一個月后，思科的態度突然大轉彎。近日，該公司CEO約翰·錢伯斯日前在第一財季財報電話會議上稱，中興通訊是一個合作伙伴，而不是一個競爭對手。思科未來將擴大與中興通訊的合作，并致力于長期在中國發展。突然示好中興和華為。上個月，當美國調查中興、華為事件被炒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思科被業界猜測為幕后推手。不僅如此，思科還單方面結束了與中興長達七年之久的合作關系。一連串的事件讓思科成為了眾矢之的，或許是迫于壓力，思科開始向中國廠商示好。在表達了和中興的關系后，錢伯斯也表示思科與美國國會針對華為發布的產品安全威脅報告沒有任何關系，美國和中國會解決因此引起的沖突，不會爆發貿易戰。“思科一直把華為當做自己的主要競爭對手，之前的分歧導致貿易戰的可能性很小。”錢伯斯說道，“你們將看到雙方努力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這樣做，對于世界和兩國經濟都是有利的。這個分歧已經給思科在中國的業務帶來了壓力。”——在美國新超級融合策略之下，思科迫于壓力開始改變策略，開始轉向和好，不得不走超級融合之路。
還有報道說：郭臺銘會面任正非：華為戰勝思科必須與富士康合作。全球金融危機加速了代工王富士康，科技公司華為這兩家曾經秉持兩種截然相反理念的公司，走上了合作的開始。富士康集團掌門人郭臺銘近期在富士康集團公司一次內部會議上，透露了他與中國頂級科技公司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總裁任正非的一次會面，兩家公司目前已經就交換機、數據通信等相關設備的設計制造展開了初步的合作。……臺資企業也會轉變他們在大陸的管理模式和用工政策，將更多的研發、設計環節，以及高端服務鏈條放到中國大陸，與此同時，也會更重視大陸高端人才的培養和啟用。——代工之王富士康在也正在試探插手這種超級融合。
《IT經理世界》封面文章：《華為全面西化中?》則認為：華為成功與思科達成和解的關鍵點是按國際游戲規則辦事。這得益于華為從1998年就開始引入大量國際咨詢公司的服務，在組織、管理、流程、財務、人力資源、IT系統、質量控制等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與國際接軌的管理變革。華為引入IBM的IPD(集成開發管理)系統后，在產品研發的每個階段，都按照是否違反知識產權保護以及是否通過申請專利保護企業利益而進行嚴格的自我檢查。這一管理流程的嚴格執行，保證了華為在技術研發上的“干凈”。
總之，扎卡里·卡貝爾在《中美國》一書中預示了中國發展之后，簡單的老板與打工方式已經難以駕馭中國，需要推出新策略。因此，他成功預測了華為等科技民營企業日后的被超級被融合將是美國新策略的重點，認為“眾多美國企業正在那里張開雙臂，準備迎接中國融入世界體系之中。”而對于中國國企巨無霸更大的競爭威脅，則美國的策略是與中國的內應配合，對國企實行私有化，徹底瓦解并吞它，因此避而不談與之超級融合。因此超級融合的主題就僅僅是中國的民企。而聯想之類的國企在權力的干預下，很早就自廢了技術開發的武功，后來又推行了所謂的國際化路線，自己廢了自己，已經對美國構不成威脅。這就是美國通過世界銀行推給中國“林毅夫新結構主義”新策略的歷史背景。
林毅夫新結構主義的要旨
2012年07月06日湯向陽《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超越凱恩斯主義》指出：在林毅夫提出“新結構經濟學”之前，全球經濟學界已經有兩版發展經濟學，分別是二戰后流行的“結構主義”和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盛行的“華盛頓共識”。前者強調政府作用，要求發展中國家發展重工業等“進口替代”產業;后者則強調市場作用，要求發展中國家實行私有化和市場化。但是，這兩者都沒能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國家富強的目標。“新結構經濟學”采納了“舊結構主義”關于經濟發展的本質是產業機構不斷調整和升級的過程這一觀點，提出了國家應該在發現、培育和扶持具有比較優勢產業上扮演積極的角色。為了具體指導發展中國家制定發展政策，林毅夫將市場和政府的作用結合起來，提出了“增長識別與協調”(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六大步驟。它們也被稱之為“新結構經濟學”下的發展“食譜”。……
新結構經濟學提出的是“增長識別與協調”(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六大步驟：
第一步：找出與自身產業結構類似、且人均收入約為其兩倍的、發展迅速的國家作為參照模型。找出被參照國在過去二十年增長迅速且可交易的產業;
第二步：如果參照國里已有民營企業進入上述產業(不管這些產業是已經出現的還是正在出現的)，政府應識別造成這些企業無法良性發展或者阻礙后來者進入該產業的障礙。采取措施消除這些障礙;
第三步：如果參照國中沒有民營企業進入上述已經在被參照國發展迅速的產業，政府應采取措施吸引外資進入這些產業。這些外資應該來源于第一步中已經識別的被參照國。也可以在這些產業中培育本國新企業;
第四步：除了培育上述被參照國內發展迅速的產業，政府也應該注意識別本國民營經濟體在新產業里的成功創新，支持它們發展壯大;
第五步：在基礎設施落后、商業環境不夠友好的國家里，經濟特區和工業園可以用來消除企業進入的障礙、吸引外資和形成產業集群;
第六步：政府應當為已經識別的上述“先鋒式”企業提供限定期限的稅收優惠、直接信貸投資和外匯支持。
另外需要補充兩點：
第一：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發展農業至關重要。它可以消除貧困、提供資本和市場。發展農業同樣要求升級科技和產品結構。
第二：若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希望資源成為其發展經濟的有利條件，它就需要管理好這些資源，并將這些資源帶來的部分收益投入到產業結構轉型所需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去。
“新結構經濟學”是應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來研究一個國家經濟結構的決定因素和它的變遷。發展本身是一個經濟結構不斷調整、變動的過程。所有國家在現代經濟出現以前都是農業經濟;要變成現代國家，農業在經濟中的比重要大幅下降，從原來的90%，變成20%到30%，最后變成發達國家的不到5%;原來大量人口生活在農村，現代國家人口都在城市。結構變遷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現代經濟發展在本質上依然是一個技術、產業、軟性制度和基礎設施結構不斷變動的過程。它的基本理論前提是：任何經濟結構都是內生的。所謂“內生”指的是它受其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一個國家的要素結構在任何一個給定的時間都是特定的，包括其勞動力、資本和自然資源。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經濟結構應該由其特定時間內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要素稟賦”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的總預算，包括其勞動力和各種資源等;其次，不同國家擁有的要素稟賦不一樣，這就決定了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總預算和相對價格是經濟學分析當中最重要的兩個變量。發達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特點在于資本相對多，包括勞動力資本和物質金融資本，因此它在資本、技術密集產業就有優勢。發展中國家則相反。它勞動力相對多，所以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有優勢。這種要素稟賦相對豐富的產業就構成了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產業，也就是這個國家最有競爭力的產業。一個國家要在產業上、收入水平上趕上發達國家，前提條件是其要素稟賦結構要趕上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稀缺，所以它們應該想方設法增加資本在其稟賦結構中的比例。這就必須利用其現有的要素稟賦結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最有競爭力的產業，創造最多的剩余和最快的積累，從而提升要素稟賦結構。要素稟賦提升以后，原來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會失掉比較優勢，而新的優勢產業也會涌現，這樣產業升級就變得可能。貧困問題和收入分配問題也可以在發展過程當中得到改善。 (根據林毅夫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新結構經濟學”研討會、“北大國際(BiMBA)校友大講堂”上的演講及問答整理。)
林毅夫教授還認為：[1]新結構經濟學的總體觀點是，在產業多樣化和升級過程中，國家的作用應該限制在為新產業提供信息，協調同一產業中不同企業間的相關投資，為先驅企業的信息外部性提供補償，以及通過孵化、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和鼓勵產業集群培育新產業。國家同樣也需要改善軟、硬件基礎設施來降低個體企業的交易成本，加快經濟的產業發展進程。[2]如今的經濟發展已不是向亞當斯密時代的產業結構不變、技術不變，而是工業和技術產業結構不斷變遷，而且在變遷過程當中，必須改善各種基礎設施，這是企業本身無法獨立完成的，需要政府協調和改善，以使產業升級順利進行，或由政府直接來做。總之，經濟發展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
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民營企業、比較優勢、新的優勢產業、產業升級、發展農業提供資本和市場、有為的政府是幾個關鍵理念。簡單說，外商直接投資和民營企業強調的是自由化和私有化，這是貫徹美國給中國的主要藥方;比較優勢、新的優勢產業、產業升級強調的是中美依附關系的基本結構，原先是美國設計中國制造，此后將是美國高科技與品牌，中國研發與經營;發展農業提供資本和市場、有為的政府強調的是中國政府利用權力城鎮化，提供勞動力與土地等資源，提供從城市擴大到農村的廣大市場，為美國經濟做貢獻。同時與“一個有為的政府”配合私有化國企，扶植民企，引入外資，徹底殖民化中國經濟。
林毅夫理論與中美國超級融合的深化
林毅夫何許人也?林毅夫原名林正義，從臺灣島登陸到大陸后改現名，并一步步成為官方的智囊人物。林毅夫1952年10月15日出生于臺灣宜蘭縣，祖籍為福建省漳州市，臺灣大學農業工程系肄業;1975年，臺灣國軍陸軍官校第44期畢業，曾在金門任國民黨軍連長，后來泅渡逃到廈門;1978年取得臺灣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北京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碩士;1982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1986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發展中心博士后。2008年2月4日，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正式任命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林毅夫為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世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在擬定研究計劃及發展方向上扮演相當重要的決策角色，林毅夫出任世銀首席經濟學家將更進一步轉變世銀與中國的關系。黃衛東《林毅夫，應為中國外匯損失負責的經濟學家》指出：我國儲備了近2萬億美元，隨著美國大量增發美元，準備大幅度貶值美元賴帳，我國的外匯所對應的財富將大幅度縮水，其損失會在短期內達到1萬億美元。而且美國長期以來一直貶值美元賴帳，近年來，平均每年貶值8%，我們2萬億美元儲存8年，就會損失損失一半，達到1萬億美元。我們還無法使用這些美元快速兌現財富。造成今天中國這種尷尬處境的原因是中國政府采納了林極力推薦的比較優勢理論。
早在2007年03月聽光《林毅夫理論對中美經濟的影響》就指出：林毅夫先生的比較優勢理論是根據自由主義思想提出一個理論，在他所構想的自由世界里，每個人、每個國家只要信守各自的等級秩序地位，強國和弱國、大國和小國、資本家和勞動者、富人和窮人各安其位，就能夠自由地在按照這種等級格局中發展構造出一個和諧自由的理想世界。按照比較優勢理論的設想，每個國家每個地方每個群體只需認清自己的優勢所在，并由此形成世界范圍內的社會分工，每個部分按照自己的優勢做好自己的那份事情，則天下就完美無缺，天下太平美好了。將比較優勢理論運用于觀察中美經濟關系就能發現，中國的優勢在于人口眾多，且由于教育文化的相對普及，具備大量一定素質技能的勞動者，所以中國要大力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但是，中國與美國相比，中國在科學技術經濟實力方面相對美國較弱，所以中國的密集型產業在國際分工中就必然居于世界經濟產業鏈的下游地位，而美國等西方強國則居于上游地位。即相當于中國居于食物鏈的下端，而美國等西方強國則居于食物鏈的上端。所以才有九億條褲子換一架大型客機的故事發生著流傳著嘛。 于是乎，美國等西方強國就心安理得地憑借其高端地位不斷地瓜分占有更多的利潤份額，吸食占有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果實。 對于中國來說，隨著私有化程度的深入，社會貧富分化的加劇，社會內需能力必然日益萎縮，而生產的各種商品則出現嚴重的相對過剩現象。于是，中國的這些商品必須到更廣闊的世界市場上去開闊市場，并且大量價廉物美的商品必然流向美國等這些富裕的西方國家。但對于美國等西方強國來說，其社會內部也是分層的，其社會成員也有窮有富，也有相當數量的勞動者是要從事傳統相對低端的商品生產工作的。面對洶涌澎湃的中國低價商品，如果美國等國不采取一定的貿易保護措施而任由中國商品沖擊的話，那么美國從事相對低端生產工作的勞動者則必然大量失業，進而也必然會制造導致其社會發生動亂。所以人們常常能夠看到美國揮舞貿易保護的大棒，從這里也看到，絕對自由的世界目前是不存在的。但是，各種資本家對于利潤的追求是無限的無止境的，只要倒買倒賣中國商品有利可圖，則中國商品對世界的沖擊就始終存在。在中國商品對美國等西方強國的低端傳統產業造成沖擊的同時，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則中國自己在高端產業方面則是一敗涂地，人才凋零，核心技術空心化，從此益發受制于人，事實上已越來越陷入到一種經濟殖民化狀態。一方面，美國等強國不斷地加強其在高端核心技術方面的比較優勢，同時又采取一定的貿易保護措施限制外來商品對本國傳統產業的沖擊，以維護社會穩定。另一方面，中國非常虔誠地奉行比較優勢理論，大力發展低端傳統產業，而在高端技術產業方面則幾乎全面撤退，至于核心技術更是兩手空空，在國際經濟方面居于受壓迫剝削的地位，又加上私有化加劇導致的貧富分化加劇，嚴重沖擊著社會穩定。另外，對高端技術領域的大面積放棄導致中國的大學畢業生碩士生博士生喪失就業科研的平臺，不得不造成嚴重失業，或轉業從事大量低端勞動，一些高級人才也只能遠赴海外等等現象，中國人才嚴重凋敝，人才培養提升體制機制崩潰。中國面臨嚴峻的形勢和嚴重的選擇!由此可見，在當今世界還是各自為政的現實局面情況下，比較優勢理論顯然是有利于強國富國的，而對于弱國窮國來說無異于是一場深遠的災難。任何第三世界國家若奉行比較優勢理論的話，無異于是把自己往西方強國的砧板上奉送的魚肉。
林毅夫之所以需要提出名為“新結構經濟學”的新理論，是因為依據原有的比較優勢理論，中國為美國打工的初級模式已經刮凈了中國的人口紅利和改革紅利，南方的代工模式血腥而極不人道，代工模式之王蘋果-富士康世界輿論的同聲譴責，代工模式隨之陷入了用工荒的困境，改革典型幾近破產，難以進一步中美“互補”——中國居于食物鏈的下端，美國居于食物鏈的上端，吸食中國的經濟果實。為了鞏固和提升中美國的依附經濟結構，需要新的依附方式。那就是在中國繼續用城鎮化挖掘“人口紅利”與“改革紅利”，繼續中國制造，美國消費的基礎上，把依附的內容提升一級，美國控制品牌和高技術，中國提供科技勞動力和經營勞動力，進一步拓廣領域，進行產業升級，讓中國也為美國當高端打工者。雖然中國打工的級別提升了，但依然是為美國打工，美國是高端掠食者，中國是被掠食者的格局不變。這樣就深化了中美國的依附關系，美國得利更大。這樣，中美國超級融合就深化了，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顯然，林毅夫的理論，不是中國的經濟理論，而是美國謀略的理論化表述。人們務必透過利誘看清這個實質。
譬如林毅夫的“發展農業同樣要求升級科技和產品結構”的策略，美國生物技術公司早已經在中國農村致力于農業的升級科技和產品結構，并且得到中國有為政府的強力支持，取得了非凡的“成果”。[財經評論] 《先玉335：美國種子擴張速度驚人》轉基因高科技先玉335玉米滾雪球似地推銷：帶有國外血緣并且產量高的玉米種子并非只有先玉335。在有“美國街”稱號的吉林榆樹種子商業街上，分布著200多家種子公司。林立密集的廣告牌中，有不少在顯著位置寫著：美國血緣。“加美種子4S”店就是其一。店主介紹，自己賣的玉米種子是由加拿大和美國聯合研制，在中國已經試種了五年多，在榆樹地區也免費推廣了三年，大概占有6000~7000坰地(一坰地合15畝)的份額。“我們的產量比先玉335高，但是先玉335還是占強勢，他們至少占了一半以上的市場份額。”在她看來，自家店鋪開張營業的時間并不算早，“先鋒公司的推銷人員早在7月就已經下鄉了。” 先玉335特殊的推廣模式，是其得以在中國農村迅速擴張的主要原因之一。 晉中農民張俊生記得，2008年時，春耕未到，先玉335的種子推銷員就像一夜間從土里鉆出來一樣，他們走村串戶，一茬一茬到農民家里推銷。“這些推銷員有些就是本村的，還有些是本鄉的。” 在部分地區，當種子推銷員成了農民致富的新路子。記者在采訪時，不時聽到一些暴富的神話，“鎮上某某一年代理種子銷售就賺了100萬”，村民議論這些時流露出羨慕的眼光。由于種子不再由國家專營，任何個體戶都可以賣種子，在商業大潮的裹挾下，一種類似傳銷的種子銷售網在農村鋪開。 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考察過這種在農村流傳的種子銷售模式，種子公司或科研機構的利益相關者雇傭的推銷人員往往以低價，將外國種子甚至非法種子銷售給種子銷售點或基層干部群眾。在高額回報的誘惑下，他們走村串戶，不遺余力地推銷，在農村形成滾雪球效應。——這就是在農業方面所謂的科技升級，可怕的轉基因戰爭。
由于美國的這個藥方，表面上看似乎有意讓中國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表示這樣做對美國有利，表面上看也似乎對中國有利(實質上是美國資本借此完全掌控中國的技術創新力量，也就阻止了中國獨立的科技創新實力的真正形成，保障了美國科技的獨霸地位)，特別對中國官方具有誘惑力，似乎具有“現實性”，也就成了美國通過世界銀行推薦給中國當局的新藥方，林毅夫理論就是美國通過世界銀行推薦給中國當局的新藥方的具體表述。這種局面，對于中國來講，既是繼續造成經濟損失的危險，也暗含著另一種機會。正確應對美國的計謀，則能抓住歷史機遇，快速發展自己的經濟實力。中國實際上會走向何方，問題就在于中國的當權者是美國的奴才還是真正的韜晦者。美國資本、貨幣、文化和軍事的實力是美國繼續控制中國的依據。而中國深厚文化和國民的日漸自覺則是中國最終擺脫控制的依據。在這樣的歷史關頭，中國執政者的走向也就可能成了打破這種美妙局面的重要砝碼，關鍵則在于敢不敢以國企為主導力量，國企民企并進，獨立自主發展技術創新，自主投資科技與高端工農業，同時有策略地利用外資，積極吸收外來科技，壯大自己。此刻執政者執行什么樣的方針對中國的興亡關系重大。國人不可不予關心。
美國超越英國，中國能超越美國嗎？
這種微妙的局面曾經發生在英美之間，如今又發生在中美之間。
十七世紀初期，英國人開始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殖民地。到了18世紀30年代，英國沿北美洲東岸建立了十三個殖民地。這些殖民地的居民除英國移民和土著印第安人外，還有來自歐洲其它國家的人，以及來自非洲的黑人奴隸。每個殖民地都由英國派來的總督統治。殖民地已經開發了大量的種植園，建立了紡織、煉鐵、采礦等多種工業，經濟比較繁榮。北美洲東岸的英屬殖民地，都由宗主國英國委任總督管治。表面上各殖民地都設有自己的議會，由當地居民推選議員，但議員通過的法律必須由英國國會審批，才能正式生效。隨著殖民地的不斷開發，開始尋求獨立發展，以減少對英國本土的依賴。然而，這卻引起了英國當局的不滿，因為英國當局希望北美殖民地能繼續充當其廉價的原材料供應地和商品傾銷的市場，英國當局采取高壓政策遏止殖民地經濟的自由發展。自十七世紀中期始，英國政府在重商主義的政策引領下，頒布了一系列“航海法案”條款，用來管理殖民地事務。這一政策引起了北美殖民地自由革命風潮。最終爆發革命，誕生了美利堅。
2011年02月15日英國國際觀點雜志：《遏制中國崛起，美國變本加厲》：從經濟角度看，在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的中國發揮著無可爭辯的積極作用。最近的世界經濟危機再一次印證這種觀點。關鍵問題是中國的崛起是否有可能加劇本已存在的冷戰趨勢，導致危及人類的政治和軍事緊張態勢。2010 年中國經濟再一次高速增長。如果這種強勁增長勢頭繼續下去，美中經濟曲線將很快出現交叉。這使西方感到憂心忡忡，因為這是自工業資本主義興起以來，一個不同于西方體制的國家首次成為世界一流經濟體。但中國的崛起必然意味著冷戰風險嗎?按照結構主義者的國際關系觀，一個新崛起大國與現有大國之間的關系必然變得緊張，即引發所謂實力關系框架內的“零和游戲”。……因此，球在美國一邊，美國仍能“左右世界”。他們依舊掌握主動;迄今為止，游戲規則還是由美國來定。他們或者選擇一種新姿態，認識到“單極時刻”不過是曇花一現，明智的做法是在集體機制基礎上構建國際和平關系框架。否則，他們將繼續愚蠢地試圖防止一個在戰略上堪與其匹敵的國家的崛起。倘若如此，只能加劇冷戰的走向甚至使之更為慘烈。
2009年05月0日《陳丕宏：美國是如何超越英國的》：
正當英國人為了維系其日不落帝國的霸權地位，表面上洋洋得意，實際上疲于奔命時，美國人把全副心思放在有利國計民生的研發和創新上。不到半世紀，產生了數量驚人的發明和專利，包括許多嶄新的制造方法與生產流程-從1879年托馬斯·愛迪生 (Thomas Edison) 的白熾電燈泡、1894年尼古拉·特斯拉 (Nikola Tesla) 的交流電 (AC：alternating current)、1895年金·吉勒特 (King Gillette) 的一次性剃刀 (disposable razor blade)、到1908年全世界首度量產的亨利·福特 (Henry Ford) T型車等，在在都是物美價廉、改善生計的實用商品，而非抽象空泛的理論。結果，不但大幅提高了生產效率，促進了中產階級的崛起，更從而帶動了整個社會的富裕與繁榮。
同一時期，美國政府對學術界基礎和實用性研究也做了重大投資。事實上，今天我們耳熟能祥的麻省理工學院 (1865年創校)、柏克利加州大學 (1868年創校)、斯坦福大學 (1885年創校)、加州理工學院 (1891年創校)等許多的美國頂尖研究性大學 (research university)，都是那段時間在聯邦和州政府對研究經費的資助下如雨后春筍般成立與成型的。在這方面，美國政府在二戰后更為專注，先后成立國家科學基金會 (1950成立) 和國防先進研究計劃署 (1958成立)，加碼對產、學界的研發創新提供每年近100億美元 (2008年度經費總合) 的支援-絕大多數美國高等學府的理、工科研究生，不論本國或外國人，都是此類經費的受惠人 (包括本人在內)。50多年來，二機構資助的研究項目繁多，包括微電子、互聯網等有名、成功的商業化實例，成就輝煌，有目共睹，并早已成為其他國家政府資助研發所模擬的標準樣板模式。
美國在研發創新上的另一巨大優勢是其開放的移民政策，尤其是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前面提到美國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研究資助極為慷慨，對受惠研究生的國籍，也不分彼此。全球各地優秀的本科畢業生，相對本國節節高升的研究所教育費用，美國學府的一流水平和研究獎學金，往往成為不可抗拒的磁鐵。再者，美國移民法鼓勵高等人才的就業移民，只要雇主贊助，不難取得工作簽證，若干年后可再轉為通稱綠卡的永久居留，楚才晉用，莫過于此。許多楚才在美國創業，前仆后繼：上述尼古拉·特斯拉是塞爾維亞移民、英特爾的創辦人安迪·葛洛夫來自匈牙利、谷歌共同創始人謝爾蓋·布林出生于俄羅斯、雅虎的楊致遠10歲才從臺灣移民到美國。類似的移民創業成功案例，多如過江之鯽，不勝繁舉，對造就美國就業機會、經濟增長、和技術領先提供了難以衡量的價值。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尤其是美國人當年把全副心思放在有利國計民生的研發和創新上等歷史經驗更值得注意。中國在此歷史的關鍵時刻，不獨立自主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積極因素發展自己的科技，吸引科技人才，進行創新，大力投資高端工農業，夯實自己的經濟實力，帶動了整個社會的富裕與繁榮，中國就會失去最寶貴的歷史機會。作為執政的政治家或者為民族的興起發力，成為民族的英雄，或者投靠美國帝國謀取私利，成為遺臭萬年的漢奸賣國賊。當局者當好自為之!中國日益覺醒的民眾正睜大著雙眼緊盯著執政者的一舉一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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