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走什么路呢?
劉少奇說：富農經濟。[注]
毛澤東說：集體化。
鄧小平說：分田到戶。
幾十年過去了，數億農民的實踐結果和時間的考驗告訴了我們什么呢?
《楚天都市報》的記者寫道：
上世紀60年代華西村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者吳仁寶帶領著華西人，改革耕作技術，白天管理田間，晚上平整土地，把原來1200多塊零星田塊改造成搞成穩產農田。上世紀60年代開始，吳仁寶帶領村民辦糧食原料加工廠，廢紡站，鐵匠站，發展村級經濟。1969年創辦小五金廠，到改革開放前，華西的銀行存款100多萬元，2009年銷售收入突破500億大關。由于村里土地一直歸集體所有，這種公有制為主題的集體經濟，讓村民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南街村將承包出去的土地和企業收歸公有，實行集體經營和分配，追求共同富裕，提出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奮斗目標。 南街村的掌舵人黨委書記王宏斌，執掌南街村二十多年來，一手創造了“紅色億元村”的神話。又在銀行限貸的困局中力挽狂瀾，讓一度瀕臨破產的南街村走上正軌。那是指2003年時期，南街村遇到經濟困難，銀行停止貸款，企業無法運轉，通過村民捐款集資，村里有了流動資金，到2006年南街村重新獲得了利潤，并逐步增加走上良性循環，村民的生活越來越好。這些經驗讓王宏斌堅信，通過發展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是可行的。
可是“分田到戶”第一村的小崗村呢?從記者報道的字里行間看出，該村大包干以后，干了幾十年，連黨支部書記也沒有人當，沈潔是安徽省財政廳下派的時任書記。沈潔累死后，安徽省財政廳又派丁俊任小崗村的黨委第一書記，反正他們有蓋手印的經驗。手印一蓋，不要工資的書記來了，手印一蓋大筆大筆的現金來了。這就是他們的一塊“農村發展的試驗田。丁俊書記面對記者采訪時毫不掩飾的說：“小崗村雖然有著中國改革第一村”的“美譽”，但與全國其它名村比，基礎差，底子薄，發展還不夠快，村民還不算富裕。
三個村對比之后，我初步得出一個結論：一個村的農民要想共同富裕，必須要在本地教育、培養、鍛煉產生一個好的書記，即農民的代言人，帶領農民走集體經濟道路，艱苦奮斗，自力更生。(來源：李衛東《由華西、南街、小崗三村看中國農民出路》)
在當今的農村，出現了個體農戶、家庭農場和農業合作社三種主要形式。此外在黑龍江、新疆等地還有國家投資的大型農場、軍墾農場。城郊的許多農民失去了土地，一部分變成了依靠出租住房過活的城市食利者，一部分破產變成了打工仔甚至流浪者、妓女，實際上他們已經算不上是農民了。
個體農戶如今如何了?
兩極分化，極少數變成富農，大部分日趨貧窮，艱難度日，甚至放棄土地，逃離農村。
據中國農業大學中國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教授等《農民為什么離開土地》一書披露，一大批農村極度荒蕪。據朱啟臻團隊的實地調查和一些學者的研究分析，農村勞動力已經由過剩變為結構性短缺。特別是年輕人紛紛棄土地而去，老人和婦女成了農業生產的主力軍，書中20個村莊的調查結果顯示，農村老齡化程度均達到30%以上，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平均年齡56歲，年齡最長者為84歲。農民離開土地的原因很簡單，無非是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在“農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時代，種一年地不如打一個月工，再加上農活辛苦、風險極大，農民自然會“用腳投票”，選擇離土離鄉、告別農業。農村勞動力這個蓄水池被逐漸抽干，農業不僅出現“農工荒”，種地的農民也因為比較收益低而缺乏積極性，這也許是中國農業面臨的最大危機。
家庭農場又將走向何方?
或者集體化，提升為為大型聯合農場，共同致富;或者獨自奮斗，發財者成為新富農，失敗者破產，兩極分化。
據經濟參考報《家庭農場發展面臨兩大難題》披露：目前我國有2億多農民外出打工，但他們家鄉的土地大部分并沒有閑置，一般都是交給親戚鄰居耕種。在非農就業工作、戶籍、社保、住房等都還沒有解決之前，他們不會貿然把土地長久流轉出去。一號文件也規定，既不能限制也不能強制農民流轉土地。從這個角度來看，家庭農場只能在特定地區發展，比如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工業比較發達地區，或者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周邊城郊，因為這些地區非農就業機會多，收入高，不少農民也不愿意耕種土地，建立家庭農場相對比較容易。但對那些遠離城市、非農就業有限、土地流轉比較難的地區來說，家庭農場就很難發展。我國目前已授予農民土地長久承包，搞家庭農場當然也不能違反這個規定，只能通過土地流轉來搞家庭農場。舉例說，目前北京周邊一畝地的流轉年租金已達2000元，而東北不少地區的年租金也近千元。家庭農場從別的農戶租種土地，承包費如何消解是個大問題。如果這些家庭農場還繼續種植傳統糧食，糧食單產不會隨著承包面積的擴大而有大的提升，但糧食售價則是國家統一定價。目前農民自種糧食一畝地一年能夠賺千元已算不錯，那些家庭農場還要支付額外的租金，付少了，原來的出租農戶不愿意;付多了，家庭農場承擔不了。家庭農場如果繼續種糧會面臨種不下去的困局。雖然在初期發展階段，可以通過政府補貼消解一部分承包租金，但畢竟不可能無限補下去。這跟資本下鄉類似，社會資本到農村包地，如果單純種糧食，其產量并不能超過農戶自種，加上企業的管理成本及租金支出，這些企業只能選擇要么搞有機糧食，要么搞養殖加工。雖然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并不大，但不可能因此而降低農資投入成本，機械運營的成本也很高，如果家庭農場繼續維持傳統的糧食種植，利潤就很難支付租金。最后的發展方向只能走高效農業，也就是非糧的經濟作物。這樣的家庭農場如果數量太大，則會危及國家糧食安全。
筆者在《家庭農場的是是非非》一文中已經指出：“石河子墾區團場根據個人專長對他們進行專業培訓，組織起滴灌專業服務隊、植保專業服務隊、田管專業服務隊、機械專業服務隊、養殖專業服務隊。以這樣的科技與人力資源支持方式保障家庭農場的先進生產和融入聯合農場的現實需要與可能性已經提供了農業進一步實現集體化經營的現實模式。”“這些經驗進一步印證了綠色循環家庭農場的優越性，印證了家庭農場與農機供銷等合作社合作的優越性，同時還提供了家庭農場品牌化經營和訂單種植的模式。由此，家庭農場實現信息化，確保先進技術和供銷渠道的暢通已經沒有根本性的障礙了。如果再扶持和推廣風能和太陽能的綠色能源應用，那么家庭農場的模式就更具誘惑力。”“因此，從這些現實來看，推廣家庭農場是符合中國城鄉融合大戰略，確保中國糧食命脈的正確措施，值得肯定。同時，為了阻止家庭農場的政策被官僚所利用和扭曲，必須嚴禁改變耕地的用途，包括不得把耕地改作房地產、開礦和建代工工廠，不得把主要的糧食用地改作它用;同時嚴禁高利貸，不許用土地抵押貸款(應及時設立貸款擔保公司服務家庭農場)。最好能及時制定法律加以規范。”因而，家庭農場的全面推廣具有現實的困難，而且離開了集體化提升，將走向富農經濟的邪路，或者破產。
農業合作社狀況又如何呢?
自愿發展，日愈興旺。但他們遇到了城鄉對立舊體制的重重困難，沒有城鄉融合的具體國家政策的支持，農業合作社步履艱難。
據2011年07月28日燕趙都市網《基層農業合作社生存現狀調查》披露：“就農民自發成立專業合作社的運行模式問題，記者采訪了中共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重大課題研究二組的李宏民研究員。李宏民表示，‘農民自發成立合作社’應通過合作社內部技術、信息、資金、生產、銷售等多方面的合作及聯動，實現農業生產成本的節約和效益的增加，增加了農民收益，推進了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就我省情況而言，隨著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的加大和政府部門的大力提倡，各地特色產品或主導產業都建有相應的專業合作社。目前，各級政府對農業專業合作社都有一定的扶持政策，涉及資金、技術、經營、注冊等多個方面。除中央、省有扶持外，部分縣還出臺了更加優惠的扶持政策。這些政策促進了我省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良性發展，其規模逐年擴大，運行機制日趨完善。”“2009年10月，退休干部張根興懷揣改變家鄉貧困面貌的理想與邢臺南宮的父老鄉親們自發成立了四家農民專業合作社，涉及糧食、蔬菜、棉花和果品四個領域。除張根興外，合作社的其他理事們都是當地農民。‘每次回到老家，看村里那些土坯房子，我都忍不住要掉淚’，搞了一輩子水利建設工作的張根興，曾經在石家莊平山縣扶持過農業合作社的發展，對于農業合作社的未來，他始終充滿信心。更關鍵的是，發展農業合作社可以帶領老鄉們發財致富，‘告別土坯房子’。但滿腔熱情的張根興把做這件事的難度低估了。雖然是華北地區聞名的棉花主產區，但除此之外，南宮確實沒有別具特色的支柱產業。尤其是張根興老家所在的農村，除了種地，更無其他經濟來源。窮則思變，但貧窮也讓農民更加謹慎。農業合作社遇到第一個難題就是農民入社積極性不高。無力承擔風險的農民在看不到最終收益之前，不敢貿然相信任何人。于是專業合作社的理事們將自己的農田當做試驗田，種植特色農產品并努力打開銷路，以此帶動農民跟進。緊接著，合作社又迎來了更大的挑戰：資金運轉困難。張根興和理事們自發籌資在國家工商局注冊登記后便再也沒有可供支配的流動資金了。隨后的買種子、買化肥、考察、聘請專家等都需要大筆資金的支持。張根興手持一份中央文件跑到了南宮鄉政府和邢臺市相關部門尋求資金支持，但都以失敗告終。 ‘實在不行，咱自己墊錢’，張根興用行動解釋了他的‘窮幫窮’理念，這位退休干部將自己的積蓄和退休金都無償獻給了合作社，并將兒子的面包車也‘借’了過來作為辦公用車。合作社的其他理事們也盡自己所能貢獻辦公場地、購買設備、出資考察，甚至墊資買種子和化肥，讓農戶們有了收成后再付款。除了資金難題，還有技術上的困擾。張根興們知道，想要在市場上有議價權，必須要有自己的拳頭產品。然而，誰來指導農民們采用新品種新技術種植?如何選擇好的肥料?冥思苦想中張根興遇到了知己，他聯絡到了68名對農村充滿熱情的老專家成為扶貧志愿者，義務為農民提供技術支持。然而‘扶農專家志愿者協會’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得到審批，就連這些專家們往返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交通費用和日常開銷，合作社也無法解決。”
現實表明，沒有國家與城市的全力支持，不迅速改變城鄉對立的不良現狀，中國農業集體化道路的主要形式農業合作社就不可能順利發展。而某些高層的所謂“城鎮化”則是加劇城鄉對立的危險政策，直接會成為農業合作社的可怕殺手，同時誤導家庭農場走向富農經濟道路，迫使小農經濟破產，催生資本主義農業經濟。
結論：在當前的城鄉融合大戰略中，發展中國農業的主導力量還是農業集體化，在國家大量投入和城市全力支援的前提下，依照事物發展的規律性順序漸進地實現農業集體化。也就是以集體化幫助個體農戶脫貧，引導家庭農場持續發展，構筑城鄉融合的現實形式。腳踏實地地扶持農民自愿組成的合作社應該是政府當前的重要施政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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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劉少奇從利用富農經濟恢復發展農村生產力角度出發，進一步提出保存富農經濟政策，“不是一種暫時的政策，而是一種長期的政策”，“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階段中都要保存富農經濟，只有到了這樣一種條件成熟，以至在農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機器耕種，組織集體農場，實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改造之時，富農經濟的存在，才成為沒有必要了，而這是要在相當長遠的將來才有可能做到的”。(中共中央文獻編撰委員會，劉少奇選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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