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對十八大后的中國的基本判斷是：政治上中間偏左，經濟上中間偏右；對中國經濟和股市的影響是中長期戰略利多，但是中短期戰術利空。
舉世矚目的中共十八大“勝利”結束了，這是一次真正的勝利。
這是一場非常成功的交接班：習近平不僅接任中共總書記，還同時接任中共軍委主席，即在交接班的第一時間確定了毫無爭議的新權力核心，在改革開放30年來是第一次;政治局常委從9人減少到7人，決策效率大大提高，更可看作是中共對于扭轉核心既得利益擴張的一次勝利，這其實已為扭轉執政黨和官僚體系過去30年的不斷擴張開了個好頭;執政黨與軍隊同時調整到位。新的中央軍委誕生，加上十八大前各軍事部門、各兵種和各大區長官調整到位，為迎接未來可能發生的外部嚴峻軍事挑戰做好了組織準備。
這場成功的交接班，是習近平的威信人望使然，更與胡錦濤主動身退，全力配合習近平的高風亮節是分不開的，在內部“薄熙來事件”，外部釣魚島、南海沖突壓力下，此次交接班如此干脆漂亮，一步到位，實在難能可貴，令人對于新一屆領導班子的政治智慧和執政能力寄予厚望。
雖然十八大在中共核心層的組織調整上初步到位，但未來的挑戰仍非常嚴峻：主要是三個方面，1，在過去30年中，執政黨和政府中的官僚主義不斷蔓延，政府既得利益不斷擴張，已經逼迫至社會公眾承受力的底線，表現為官民沖突不斷加劇，如果不能有效扭轉，則難免造成內部社會動蕩; 2，對外的綏靖主義，以“送禮外交”換取“廉價和平”，國民越來越難以負擔，其結果是不斷刺激了外部勢力的貪婪胃口，以至于今天以兵戎相逼，實已將中國國家和人民逼到了絕境;3，媒體輿論失控，社會風氣每況愈下，自私、拜金、炫富、投機、豪奪、淫亂等墮落文化嚴重侵蝕了公平、正義、勤勞、誠實、負責、善良的正向價值觀，出賣他人、集體和國家正當合理利益以自肥的極端利己主義“理直氣壯”，黃、賭、毒、同性戀等“登堂入室”，世風如此，家國難免靡廢。
對于上述三大挑戰，新的班子已經無法回避，必須直面。十八大已經標志著中共新的領導核心已經擁有了改變的權力，他們也必然敢于使用這種權力——這一代領導人中不乏當年的紅衛兵，在少年時就曾占領過中國的上層建筑;而后又被上山下鄉發配邊荒，對于中國底層民眾有著深切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而后又經過改革開放，了解市場放眼全球，一步步走到國家的權力中心。習近平正是這一代人的典型代表，所以他們敢于運用權力以建功立業的愿望是不容置疑的。
那么接下來的懸念是他們會以什么樣的思路和方法來扭轉乾坤了。依筆者的觀察，很可能會走政治上中間偏左，而經濟上中間偏右的道路。
政治上“中間路線”，在本次十八大的報告中得到了明確——“既不走僵化封閉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換幟的邪路”。而習近平就任總書記后與公眾首次見面的講話，則多了一些偏左色彩：“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人世間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勞動來創造的，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都是帶有毛澤東色彩的語言。這就和依靠官僚、買辦和文化名流的精英政治劃清了界限，并有可能埋下“大眾民主”的伏筆。
當然這些仍然是理論上或者是口頭上的，如果要落實，必須扭轉官僚和外部利益在中國擴張的兩大難題。
倘若要扭轉官僚利益擴張，必須大幅減少公務員，大幅消減政府開支，而方法有兩個：一個是自上而下地精簡人員，或縱向的拆除合并部門，要么橫向地壓縮政府層級;二是自下而上地擴大民主，比如將村級民主直選擴大到鄉級，對官僚體系釜底抽薪。
而要扭轉外部勢力對中國利益侵蝕，就需要在軍事上進行對等有力的威懾，在經濟上掐住對外利益輸送通道。本次十八大常委中，有濃厚西方色彩的人沒有一個，唯一曾分管金融與西方金融界打交道較多的，現在分管紀委;而在中央委員中，有西方留學背景，得到西方盛贊者極少，某曾被西方寄予厚望的副部級官員，此次連中央候補委員都沒有進入，這就已經從政治源頭上已經收縮了繼續向外利益輸送的可能。
但如果由此做出判斷，中國回歸計劃經濟的老路，這肯定是錯誤的，因為十八大報告中也同時明確了“不走僵化封閉的老路”。因為新一屆常委都是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都具有良好的國際視野，對于市場經濟和世界潮流大多是認同的，特別是習近平，曾長期在福建和浙江工作，與這些地方的民營資本家有廣泛的接觸和了解，更容易接受和支持民族資本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因此，在未來幾年的中國經濟發展中，更可能出現國進民進外資退的局面，即國有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的產業中將繼續壯大，包括也鼓勵民營資本參股，而競爭性領域會更多對民營資本開放，讓市場更加充分地發揮作用。
這種經濟上中間偏右的思路，其實在2012年10月10日公布的《國務院關于第六批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的決定》中，已初見端倪——“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事項，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監管和間接管理方式的事項，一律不設前置審批。”
這種政治上中間偏左，經濟上中間偏右的道路正是筆者多年來所呼喚的，倘若未來穩步實施，對中國經濟中長期將是戰略利好，但是中短期卻未必。
因為中國過去30年，特別是近10年來積累的矛盾問題已經積重難返，要想扭轉解決，必須讓其更充分的暴露，這樣才能倒逼激發凝聚出黨、政和社會公眾的更強大的改革動力。即新班子越是有魄力，越會讓問題暴露的更快更充分，而不會人為地捂著蓋著，徒然繼續浪費資源和時間。而本人觀察更傾向于新班子是一個較有魄力的班子。
總而言之，本人對十八大后的中國的基本判斷是：政治上中間偏左，經濟上中間偏右;對中國經濟和股市的影響是中長期戰略利多，但是中短期戰術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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