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偉文章：四因素決定中國不會激進改革》，美國《耶魯全球化》在線雜志11月21日文章。十八大后，境內外敵對勢力持續叫囂要“進行大量新的轉變和改革”，而且明確提出要清除所謂的阻礙改革的各種障礙。沈大偉在文章中列舉了四個障礙。
其一，是所謂的“道路慣性”。作者認為，轉變既有的模式可能帶來大量失業和勞工抗議的風險，將威脅到社會穩定和黨的統治。因此，反過來認識這一問題的話，就可知道，目前某些說是為了深化改革而提出的改革主張，其真實的目的實際上是為了在中國制造大規模的失業問題，并且由此激起民變，從而破壞社會穩定和動搖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盡管提出這些改革主張的人本身也是共產黨員，甚至是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但是，我們知道蘇聯出了一個戈爾巴喬夫這樣的改革家，正是他所推行的改革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并且將俄羅斯直接從第一世界打入第三世界。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共內部也有類似戈爾巴喬夫那樣的改革者。
其二，是所謂的蘇聯的陰影，以及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運動。換言之，作者認為中國不應該吸取世界上的歷史經驗教訓，而只要按照西方授予其的教科書上的理論和教條進行改革即可。因此，在中國國內也就有了為了推行改革而“不惜毀譽”的說法。但對中國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而言，改革者的名譽問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群眾三番五次被改革者欺騙、耍弄，并且最后還要為整個失敗的改革埋單，相反，失去名譽的改革者們自己卻通過屢次改革而成為了先富起來的人。因此，對中國人民而言，對那些禍國殃民的改革者們，絕不能簡單罵兩句了事，而必須適時給予其應有的報應。
其三，是所謂的機構利益。與當下中國的主流媒體所宣揚或暗示的一樣，這位美國作者也將國有經濟部門及中國政府本身作為深化改革的障礙。在國內，漢奸國賊們之所以整天叫嚷著要推進改革，卻總是閉口不談為什么要推進改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們要下手的目標是國有經濟部門和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本身，因為只有通過私有化改革運動消滅了所剩不多的國有經濟，才能讓改革釋放的紅利落到這幫漢奸國賊及其家族的口袋里，同樣，也只有改變了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本身，才能讓這幫漢奸國賊成為帝國主義列強在華合法的代理人。中國在晚清淪為半殖民地，李合肥是功不可沒的，由此，誰知道今天還會不會出第二個李合肥呢?!所謂“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取向就是為了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就是為了將政權交到資產階級的手里。漢奸國賊一方面以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為由來推行所謂的收入分配改革，另一方面又以這種“小政府、大社會”的政治體制改革來使上層建筑適應既成的貧富兩極分化的經濟社會，由此可知，這種改革取向就是反人民的。
根據官方統計數據，1999年國有企業的工業產值占全部產值49%左右，三資企業占26%，剩下的不到25%是民營企業。到了2010年，這個比重就變成了國有26%，三資26%，民營48%。盡管中國的國有經濟已經被摧殘到如此地步，但漢奸國賊們依然用所謂打破壟斷的借口來推行私有化改革，而且，一如既往地用極端無恥地手法來扶植私人瓜分國有經濟。比如，私人資本明明沒有能力經營鐵路，漢奸國賊們卻想盡辦法讓投資鐵路的私人資本穩賺不賠，但是，同樣的辦法卻絕不給國企享用?，F在在全國推開的各種資源價格改革，其真實目的都是為了搞私有化，也就是要將原本屬于全體中國人的自然資源變成極個別人手里謀取利潤的資本。我們早就論述過，漲價的目的就是為了搞私有化，因為私人資本的盈利能力不如公有資本，因此，如果不抬高價格的話，私人資本就無利可圖。具體的例子就是煤炭，而且，我們從煤炭私有化中，看到的不僅僅是煤炭價格飛漲這個問題，在價格飛漲的同時還伴隨著大量礦工的死傷。
其四，是所謂的悲情的民族主義和根深蒂固的受害思維。該作者明確提出，受害思維是共產黨存在的政治理由。由此可知，其所主張的改革的一個目標就是推翻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同理可知，任何與該作者持相同改革主張之人，其改革的目的也是為了推翻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當然，我們在此只是按照作者自己給出的邏輯來進行合理的推理，我們并不認為中國存在什么悲情的民族主義和什么受害思維。相反，我們看到，正是美國屢屢宣傳要在中國周邊動用民族主義武器來遏制中國的崛起，也正是美國在以民族主義為由在中國國內制造分裂和扶植分裂主義勢力，也正是美國在其國內用民族主義來排除中國企業和中國產品。換言之，美國并不反對民族主義，相反，它慣于使用民族主義，但是它反對中國使用民族主義，美國的這個目的就是為了將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只要民族主義還是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那么美國就很難將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同理，這位美國作者之所以指責民族主義和受害思維是中國與其領國和西方國家發生摩擦的核心源泉，并且套用了“今天你居然刷牙”這種心理戰把戲，稱民族主義和受害思維是中國的心理負擔，并要求中國除去這一心理負擔，這與國內某些漢奸官僚和專家講得如出一轍，其目的就是要中國人民甘心情愿地接受西方新舊殖民主義勢力的統治，而導致這一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的過程在作者那里被定義成了中國和西方的關系正?；?，換言之，該作者認為，中國只有被西方殖民或半殖民，那才是正常的。
綜上所述，這位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盡管也算是美國的知華派，但顯然，他絕不是什么親華派，相反，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民的敵人。而那些與此人持相同改革理由和主張的中國官員和學者則必是漢奸賣國賊無疑。
《梁光烈反駁中國軍事威脅論，蘇霍伊公司否認殲-15抄襲蘇戰機》，路透社北京11月27日電，英國《簡氏防務周刊》網站11月26日報道。美國不失時機地在中國周邊地區推銷中國威脅論，其目的自然是為了向該地區兜售武器，而此舉也絕不是僅僅為了遏制中國，其間還有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維持美國的軍工工業的正常運轉。眾所周知，美國受經濟金融危機的沖擊，其負債水平已經達到歷史最高，由于其自視還有向外轉嫁危機的能力，因此也就不愿意激化美國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但是，金融和產業兩大資本之間的斗爭在危機的壓迫下自然還是變得更加激烈了。為了應對壓力，對產業資本而言，它一方面要壓縮雇傭工人的規模，以減少在可變資本上的投入，從而降低其資本的運營成本，由此也就必須用更多先進的自動化機器設備來取代工人，同時，由新增的失業人口反過來壓低上崗工人的工資水平;另一面它需要開辟新的市場，以確保其生產規模擴大后依然能夠順利地銷售產品，可是，由于在美國本土的產業資本幾乎都與軍工相關，那些與軍工無涉的產業早就轉移出去了，而這些被法律限制留在美國本土的產業資本——為了生存下去——就不得不敦促美國政府為其在海外開辟新的市場，然而，如果非美世界太平無事的話，美國的這些軍工產業也就無用武之地了，因此，在軍工資本指揮下的美國政府，其在外交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特征就是“唯恐天下不亂”，因此，美國政府以“重返亞太”為名，實際上就是要將世界經濟的一個發動機變成一個火藥桶，而美國軍工產業就指望靠這個火藥桶來發財了，當然，美國軍工產業還有其他的財路。也正因為如此，因此，無論中國發不發展軍力，美國為了其自己的資本安全，總還是要在中國及其周邊惹事生非的，其目的就是為了通過加劇該地區緊張局勢來漁翁得利。當然，也有些國家并不吃美國的這一套，因此，美國就對這些國家下了不少黑手，比如泰國國內的動蕩就是由美國干涉所致，由于事關美國資本的國際統治地位問題，因此，奧巴馬也說了不算，換言之，泰國總理英拉再怎么拋媚眼，也是無濟于事的，這場斗爭必然是異常艱巨的。從另一方面來說，由于美國無論如何也要在中國周邊煽風點火，以便其售賣軍火，因此，中國自己在發展軍工的問題上則不應理睬美國的動作，只要是有助于提升我國生產力水平的事情，我國就應該堅定不移的做下去。而且，更重要的是，鑒于美國軍工既得利益集團與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在國防開支增減的問題上斗得不可開交，中國軍力不失時機地展現也將起到打亂美國國內政經結構調整步伐及加重美國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航母編隊將為美國軍工既得利益集團爭取到更多的撥款，盡管這對美國內部的結構性調整是非常不利的。
《曾被嘲笑為“太平洋比索”，澳元即將成全球儲備貨幣?》，日本《外交學者》網站11月27日文章。關于澳元的問題，我們已經討論過很多次了。之所以要討論澳元以及澳大利亞的問題，關鍵就在于澳大利亞的經濟結構及其地理位置都非常特殊。由于中國工業化的速度很快，中國進口外部資源的規模也就逐年提高，由此使得澳大利亞逐漸成為中國比較主要的貿易伙伴之一，進而使得中澳關系得到了長足地發展，然而，中澳接近是美國極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因此美國動用一切手段將被其認定為是親華的陸克文趕下了臺。與此同時，美國加緊了對澳大利亞經濟金融的控制力。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澳元對美元的大幅度升值。正如中國人民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所體會到的“幸福”一樣，澳元的大幅度升值也讓澳大利亞的通貨膨脹率急劇上升，由此又反過來迫使澳大利亞的銀行不斷提高利率(澳大利亞央行公布的基準利率是3.25%，這個利率不僅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而且還比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的利率還要高)，從而將澳大利亞的金融置于一個十分危險的境地。一旦美元大幅度貶值，那么澳元就會首當其沖，屆時，由于澳元的匯率和利率都處于高位，因此，澳大利亞將不能采取任何調控手段，而只能眼看著自己被美國洗劫，正如當年的阿根廷一樣。因此，對于澳元這樣的貨幣，如果將其作為儲備貨幣的話，那么等于是在給自己挖墳，實際上，與其儲備澳元，倒還不如儲備澳大利亞的資源，現在的問題只是在美國的干涉下，中國要想在澳大利亞收購些大的礦山是極其艱難的。
《英國任命加拿大人執掌央行》，法新社倫敦11月26日電，法新社倫敦11月27日電。英國任命加拿大央行行長卡尼為英格蘭銀行新任行長，這是英國央行自1694年創立以來任命的第一個非英國公民的行長，當然，卡尼表示愿意申請加入英國國籍。而卡尼之所以能夠獲得此項任命，據傳是因為卡尼有高盛的背景。由此也就意味著，一方面，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反國家性已經演繹到其能夠在不同國家間調整人事布局，另一方面，由于英國央行行長的人選居然不是英國人，這也就是說，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已經不再相信英國本地的金融人才，因此，這也就意味著英國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經受到了實質性的削弱，換言之，英格蘭銀行的獨立性已經所剩無幾了，可想而知，在卡尼上任后，英格蘭銀行出臺的相關政策將不再以英國自身的利益為第一考量，而是會根據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需要來調整英格蘭銀行的相關政策，而且很可能因此犧牲英國本地居民的相關利益。
作為英格蘭銀行的行長，卡尼只是個職業經理人，就算他加入了英國國籍，我們也很難相信他會熱愛英國。從這項人事任命的過程中，我們就能知道，卡尼將效忠的只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而不是英國。當然，卡尼不愛英國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然而，對英國而言，當卡尼獲得“來”的自由的時候，英國也就進入了它成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時代，英國不再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大本營，因為英國不再能夠保護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根本利益。由此，我們也就明白了，正是因為金融資本家獲得了“走”的自由，所以，最后才讓迫使英國賦予卡尼“來”的自由。也正因為金融資本家不愛英國，因此，最后才能夠派遣一個不必愛英國的卡尼來管理英格蘭銀行，然而，如果沒有強大的日不落帝國，這些金融資本家又如何能壟斷國際金融市場呢?!當然，這些金融資本家現在落腳到了美國，但他們在事實上背棄了英國，在客觀上出賣了英國。由此，不禁讓我們聯系到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光明網評論員聲嘶力竭地為移民海外的政協委員張蘭進行辯護，聲稱張蘭有“走”的自由。對此，我們要說，既然張蘭有行動的自由，那么網民也就有對此行動評論的自由，既然張蘭作為政協委員而移民海外，那么網民們給她貼上一個“不愛國”的標簽也是理所應當和恰如其分的，與此同時，將反對愛國主義的光明網評論員定性為漢奸走狗的這個做法也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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