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代表、委員引領時尚就是“先富”的象征
無奈之余
2012年的“兩會”才開沒幾天,有人發(fā)文《“兩會”成頂級奢侈品集中秀場》和圖片,大肆抨擊“兩會”的“作秀”者們:3月3日,北京,2012年中國政協(xié)會議開幕,有細心的網(wǎng)友發(fā)現(xiàn),許多代表都是名牌加身,毫不低調(diào)。“兩會”已然成了“先富”精英們的時尚奢侈品集中秀場。至于他們提交的“兩會”提案議案,則似乎完全不為外人所知,顯然,提案的意義不會大于引領“先富”的實際價值。
據(jù)說,楊瀾偏愛Marc Jacobs,去年拎著Marc Jacobs同色系不同款的搭扣手袋,今年換了小一號Marc Jacobs包包,據(jù)稱市價接近10萬元人民幣。
還有,政協(xié)委員恒大主席許家印遲到被記者圍追堵截,腰間閃亮的價值數(shù)萬元的愛馬仕皮帶引起網(wǎng)友的極大興趣。
又還有,劉迎霞挽著價值數(shù)萬元人民幣的Dior手袋,神采奕奕。
人們看到,崔永元身旁紅色衣服的女士手挽價值數(shù)萬元人民幣的Celine包包,引人注目。
大家還發(fā)現(xiàn),鄭明明委員手提鮮花和價值近10萬元人民幣的愛馬仕鉑金包,超級顯眼。
此外,宋祖英雖然超級低調(diào)的穿著軍裝去兩會,但在記者面前的一揮手腕卻露餡了,PIAGET Limelight Magic Hour真的好搶鏡哦!這款腕表價值約在24萬人民幣左右。去年,宋祖英則是穿著高檔皮草大衣配金腰帶、坡跟皮靴,特別出眾。
……
其實,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因為這充分體現(xiàn)了當今中國一切有錢人或掌權人、揚名者或食利者的風采。在中國,有權的很容易來錢,有錢的通常也會有權,有權或有錢者當然會名利雙收,光耀無比。“兩會”本身就能顯示這種價值。否則,怎么會有那許多人削尖腦袋通過各種關系門道,去爭那個“代表”或“委員”的名號呢?有的人甚至不惜代價花大錢去買這個名份,可見“兩會”的“代表”或“委員”的身份價值確實非常可觀。有了名號,還得包裝。名表、名包、金腰帶……就是這種需要。
既然“兩會”的“代表”或“委員”有上述這種重要“功能”,所以,“代表”或“委員”們當然應該充分展示自己的“份量”。衣著光鮮,穿金戴銀,名牌隨身,就是“代表”或“委員”們必要的“武裝”。說實話,我們的“兩會”既是對內(nèi)的“展板”,也是對外展示的“窗口”。為了體現(xiàn)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和“先富”一族的“帶動意義”,這些“代表”和“委員”們就應該主動展示自己的“先富”形象,為黨國政府添光加彩。盡管我們黨國還有大量的窮人,貧富兩極分化也極其嚴重,脫貧待富階層還有數(shù)億之多。但“先富”們的“引導作用”還是“意義重大”的。以后,一旦全國人民個個都穿金戴銀,名牌裹身,共產(chǎn)主義不就實現(xiàn)了么?!
有人說,我們的“兩會”,本應是職業(yè)政治家們的用武之地。在民主國家,職業(yè)政治家們可以為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也為自己所代表的政治派別的集團利益表達立場,參與表決。在那樣的國家,人民群眾關注的是自己的政治訴求和經(jīng)濟利益,誰會去關心與會代表或議員們的穿著打扮呢?在我們國家,除了“職業(yè)領導人”可以算得上“職業(yè)政治家”以外,其他各色人等大都是上方欽點的對象(大都屬于職業(yè)“花瓶”),有政治理念的恐怕為數(shù)不多。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我們國家基本上沒有不同的政治派別,民主黨派也是形同虛無,所以在政治上根本就不存在抗爭或辯論的問題。就因為“兩會”的主要作用是“表演”,所以“代表”或“委員”們往往需要在“兩會”上用時髦的衣著和昂貴的飾品來表現(xiàn)自己,我們這些剛剛脫貧或正在努力脫貧,天天為菜肉漲價而急火攻心的平頭百姓,通常連“憂國憂民”的資格或機會都沒有,又何必吃飽了撐的,對“兩會”的代表或委員們耿耿于懷,糾纏不休,品頭論足,吹毛求疵呢?那代表或委員又不是你投票選舉的,你替他們操的哪門心呢?還是由他們?nèi)プ靼桑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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