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最近，“把公共服務交給社會組織”的觀點又一次引起了大家關注。
新浪網的“新觀察”專門對此做了一期話題予以論述：“我國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體制改革相對滯后，公共管理服務還不能滿足人們的期待和愿望——這是溫家寶總理3月19日在第十三次全國民政會議上指出的問題。這樣的現實基于一個大的社會背景：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信息化的發展，我國社會結構、社會形態和利益格局深刻變革，人們的社會心理、行為方式和利益訴求明顯改變，對生活有了更高期待，對獲得公平的機會、實現全面發展有了更迫切的愿望。”（來源：新浪 新觀察26期http://news.sina.com.cn/z/xgc26/）
實際上，人們往往對社會上產生的問題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在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上常常相差甚遠。這與當事人的視野、立場和思維方式都息息相關。
那么，如何才能恰當解決政府公共服務（諸如教育、醫療）缺位的難題呢？有些人所鼓吹的“把公共服務工作交給社會組織”就是唯一出路嗎？
1、毛時代醫改成功案例的啟示
既然承認“管理缺位”，那么有能力創造改革開放巨大成果的政府就沒有信心和能力將其“補位”嗎？對此，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幾十年前“貧窮落后”的毛澤東時代醫療改革的成功經驗。
新中國合作醫療的典型是一個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長陽土家山寨創造的。覃祥官主動辭去公社衛生所的“鐵飯碗”，在大隊衛生室當起了記工分、吃農村口糧的“赤腳醫生”。農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醫療費，大隊再從集體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錢作為合作醫療基金。覃祥官首創的看病吃藥不花錢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全國90％以上的農村推廣，惠及億萬農民。據統計，從1965年到1980年，中國約有90％以上的生產大隊實行合作醫療，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級(縣、鄉、村)衛生服務網絡，在這個網絡下，有51萬正規醫生、146萬赤腳醫生、236萬生產隊衛生員和63萬農村接生員。
1972年，一部52分鐘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它真實記錄了當時赤腳醫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制針對農村常見病的藥物和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的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
（參見：《北京日報》 李硯洪 《赤腳醫生——20世紀中國的溫暖記憶》 ）
實際上，赤腳醫生的模式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其依托于一個強大的基層組織——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一個復雜的、不單純以營利為目的、協調基層經濟與社會關系的群眾組織，它與群眾關系極為密切。赤腳醫生的基礎服務是要算工分的。正是通過這個復雜的協調系統，完成了前三十年低成本高效益的基礎醫療福利的普及工作。然而30年后，人民公社組織被徹底打散，赤腳醫生也便隨之消亡。
歷史經驗不可能簡單照搬，但是我們可以從中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何況改革開放30多年來，社會物質財富的積累今非昔比，這不也使各種“頂層設計”者們有了服務人民的更大本錢嗎？
2、“武訓們”能承擔公共服務的重任嗎？
一些人認為如果降低 “慈善”基金會公募資金的門檻，使“慈善”事業發展壯大，各種社會問題就能迎刃而解，在這點要向西方看齊。其實，所謂 “慈善”之類的社會救助機制也非西方所獨有，至少在中國古代興辦義學就是“慈善”的一種。比如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武訓——還是值得講一講。
武訓，原是清朝末年山東堂邑縣的一個乞丐。據傳他靠著乞討，籌款興辦所謂義學，想讓更多的窮人家的子弟能夠讀書識字。武訓的義舉在當時受到各界普遍高度的評價，光緒皇帝甚至封武訓為“義學學正”，賞穿黃袍馬褂，又敕建“樂善好施”牌坊。后來，武訓的故事被拍成電影《武訓傳》， 1951年初在全國公映后，由于毛澤東主席認為該片有思想傾向問題而遭禁播。直到2012年3月15日，電影《武訓傳》才在國內被解禁。因此，大多數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對于電影《武訓傳》比較陌生。
（新聞來源：新中國首部禁片《武訓傳》修復出版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3/22/13359176_0.shtml）
我們可以看看毛主席對武訓是怎么評價的。在毛主席看來：“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稱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稱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卑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丑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
當然，所處的時代不同，許多話語或許現在看來難免偏激，但里面包含了毛主席對“大仁政”與“小仁政”差別的清醒認識。武訓為了辦義學，自己過得十分清苦甚至終生不娶，但他所幫助的窮苦孩子畢竟有限，即使這些孩子都通過科舉改變了人生命運進入上層社會，也永遠不能改變清王朝造就更多貧苦家庭和孩子的腐敗機制；武訓也只能被立為社會的道德牌坊，實際上肯定了不公平社會結構的合理性，難怪皇帝對他會褒獎有加！
這里指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社會公平”。在一個兩極分化極端嚴重的社會下，不對社會整體的不公平結構進行改造，而只在“小仁政”上進行小修小補，是無法改變社會的整體狀況的。因此武訓終生辦義學，也就改造少部分人；而重慶政府僅四年的共同富裕探索，就成了實實在在的“大仁政”。如果武訓僅因為這點小慈善就被如此贊譽，那么重慶市政府這個“大武訓”豈不要被吹上天？然而，重慶市政府所做的僅僅是共產黨人所要求本職工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走共同富裕的民生之路。
電影解禁說明其曾經被否定的價值立場重新獲得了合理性。如今武訓成功復出，恰逢鼓吹發展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服務的聲音此起彼伏之際，這是純屬巧合還是相互附和？但是不管怎樣，從根本上解決諸如教育不公平等社會問題，是靠政府推崇、補貼各種“熱心慈善的愛心人士”來修修補補，還是創造一個公平健康的社會機制，孰優孰劣一清二楚。看來，政府真把公共服務的重任甩給“武訓們”，他們恐怕也難以勝任吧！
3、誰在承擔政府“甩包袱”的陣痛？
改革管理體制，我們既要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也要同時汲取反面的經驗教訓。
2005年新奧爾良市遭受卡特里娜颶風重創，整個城市陷入一片汪洋大海。之前該市已經把災難應急服務轉包給一家民間企業，該企業僅制定緊急計劃就花了100多萬美元，災害發生后卻沒有后續資金來采取任何措施。而此時市政公共部門也是脆弱無力、資金缺乏、效率低下，災害發生一段時間后仍不能有力組織救援和重建工作。經濟地位穩固的人可以叫車出城，住進旅館，打電話給保險公司；而十二萬新奧爾良無車階級要靠國家撤離，他們苦苦等待救援，救援根本沒有出現，他們絕望之余，發出求救信號，或是拆下冰箱門，當成木筏劃走。同時，只有富人可以享受價格質量一流的私營醫院救治，而多數普通難民只能進入醫療物資和人員稀缺、得不到精心照料的機場臨時醫院。即使風災過后將近兩年，慈善醫院還是沒辦法重新開張，法院系統只能勉強運作，民營化的恩特基電力公司(Entergy)還沒有恢復全市的供電，卻威脅要大幅提高電價，因此從聯邦政府取得兩億美元的紓困資金，引發物議。公共運輸系統遭到掏空，幾乎失去一半員工。龐大的公共住宅計劃棄而不用，空無一人。
不僅如此，奧爾良政府反而進一步采取了所謂“自由市場解決方案”來恢復重建，把學校、醫院、交通運輸、飲用水、安保等服務從政府剝離給企業，政府的調控和服務能力被大大削弱，有錢人可以購買更加優質的服務，只是苦了大多數老百姓。
（資料來源：《休克主義》 加拿大 娜奧米）
由此可見，即便是市場經濟最發達的美國，也無法單純依靠社會組織來解決問題，反倒釀成了巨大的浪費與兩極分化。而在我們改革中的中國，決不能再犯這樣的錯誤。總結其原因，其實也十分簡單。所謂社會組織，其實質仍然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只是他的客戶是政府。他們向政府索要巨額的財政支付，而拿了錢卻不辦事或少辦事，或者干脆外包給下家，層層外包之后，落到老百姓身上的利益就少之又少了。最終的結局仍是富人得益，窮人慘苦。并且紛繁復雜的社會組織與政府之間必然會夾雜著極大的腐敗，相互關系復雜，根本難以追查責任。社會組織吃完政府財政就破產走人，你能拿他有什么辦法？吃虧的還不是納稅人和廣大民眾？因此，改革的路還很長很長。
結語：
改革無疑已是當下全民的共識，其關鍵問題在于是否能很好地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讓改革的措施盡可能的惠及老百姓，其效果直接體現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意志和能力。而公共服務質量的提升直接涉及醫療、教育、就業保障等重點民生問題，需要實施統籌全局和長遠利益的系統性工程，政府不去做，誰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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