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正在起變化……
武訓又被牽了出來，說是“供研究”的。呵呵……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在發展之初，總有一些苗頭、端倪顯現，只不過許多人不大注意罷了。待到漸成事實，并且無法更改之時，人們再回想當初，才會發出“原來竟會是這樣，悔不該當初……”的感嘆。也才會發覺畢竟悔之晚矣。
當下，在人們生活中鮮明映現的是這場波及全國的“倒春寒”。眼看清明將至，卻還是冰天雪地的周徹寒冷。如此詭異天氣，難道是蒼天在冥冥之中向人們預示著什么？
要變天了？？？
其實已經變了！只從大街上人們的衣著就能感覺的。但在此奉勸有的人，別無中生有、視民聲如洪水猛獸般小題大做了草木皆兵，又將以上對氣候的幾句描述與什么敏感問題聯系起來，那才是真實暴露了其內心卑鄙、見不得陽光與唯恐畫皮被揭穿的極度恐慌了。
還是回到正題。
2012年03月22日 《新京報》：“新中國首部禁片”《武訓傳》修復出版
http://news.qq.com/a/20120322/000824.htm
“中國近代群眾辦學的先驅者，享譽中外的貧民教育家、慈善家。”這是百度介紹武訓時的吹捧語。但既如此，《武訓傳》又怎么會遭禁播？而現在才被再次解禁出版？
還是讓我們把思緒拉回到六十多年前。
1950年低至1951年初，中國幾個大城市上映了一部電影《武訓傳》，引起不小轟動。當時北京、上海和其它一些地方的報刊還發表了不少贊揚文章，作了許多過高過分的評介。比如，有的說，武訓“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使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幟”；有的說，“武訓興學之革命意義，是和太平天國那樣的革命意義有某種共同之處——都是為了勞動人民的解放，不過一重在革命武裝，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有的說，武訓“站穩了階級的立場，向統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爭”；“典型地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勤勞、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質”，等等。但從1951年春開始，又逐漸發表了一些批評文章。關于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就這樣展開了。
還應交代的是，電影《武訓傳》寫的是一個真人的故事。主人公武訓，原是清朝末年山東堂邑縣的一個乞丐。據傳他靠著乞討，籌款興辦所謂義學。想讓更多的窮人家的子弟能夠讀書識字。但這種想法，在封建制度的統治下是很難做到的，甚至是做不到的。所以，在籌拍這部影片時，著名文化人夏衍就曾表示過：“武訓不足為訓。”
其實，這部影片抗戰后期在重慶就開始籌拍。但由于資金短缺和社會動亂，拍攝工作停了下來。后來，編導孫瑜在北京參加第一次文代會期間，曾當面把自己要繼續拍完《武訓傳》的想法告訴了周恩來。周恩來指示三點：站穩階級立場；武訓成名后，統治階級便加以籠絡利用；武訓最后對興義學有懷疑。（孫瑜：《影片“武訓傳”前前后后》載《中國電影時報》1986年11月29日、12月6日、12月13日）
重新開機前，孫瑜還把劇本拿到中宣部審查，也通過了。他為什么如此熱心要拍武訓？據孫瑜說拍這部片子是為了迎接文化建設的高潮。而片子出來后審查會上，時任華東大區書記的饒漱石一改從來面無表情而居然笑容滿面，連聲說好。請注意，饒漱石當時黨內地位比陳毅還要高。
該影片1951年在北京中南海放映，觀看的有朱德、周恩來等一百多人。看完后朱德和孫瑜握手說“很有教育意義”；周恩來只提了一個藝術方面的意見，再沒多說別的。
但不知為什么那天晚上，毛澤東沒來。幾天后，他調了影片去看。
影片就此在北京和其它城市公演了。據不完全統計，1951年2、3月間，全國各報刊發表了四十多篇評論《武訓傳》的文章，且絕大多數給予了肯定。只是在一片贊揚聲中，人們忽視了毛澤東的反應。
毛澤東的態度最明顯地表現在當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當中。毛澤東尖銳而明確地指出了電影《武訓傳》問題的要害：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象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稱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稱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卑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丑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華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是正當的宣傳。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他還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當今天我們再來看哪個特殊歷史時期圍繞電影《武訓傳》展開的爭論，當時社會上流行的思想以及黨內某些人的觀點，還有毛澤東對此的高度警戒，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毛澤東之后的今天會有如此社會“特別是”轉型。在中國人固有的傳統觀念里，有著讀書做官的思想，窮人只有依靠讀書才能改變命運。無論武訓興義學是以什么為目的，都是在依附、順從了統治者統治的前提下而實施。這也是為什么有人肯定而有人持否定意見的最根本分歧。
關于毛澤東對此關注的原因，我們認為，歷來十分重視意識形態問題的毛澤東，對這種進行不正確的宣傳自然很敏感。而對武訓問題展開的爭論又時值新中國建立不久，在思想文化領域，迫切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思想進行宣傳，教育人民，以利于新生政權的鞏固和國民經濟的恢復。
為了進一步弄清歷史上的武訓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毛澤東責成人民日報和文化部組織武訓歷史調查團。經二十多天的實地考察、走訪，后來形成了《武訓歷史調查記》。關于武訓興辦義學，毛澤東有一段話：說明在封建制度下，“只有地主階級能夠壟斷文化，辦學校。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學文化機會的。在封建地主階級看來，使用簡單工具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農民，也沒有要使他們受教育學文化的必要。這是幾千年封建文化的規律，是唯物史觀所指示的法則。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辦學校，學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推翻地主階級的政權，建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權，并取消地主與農民間的封建的生產關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變成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這種可能。”
所以我們說，當時對宣傳武訓問題的錯誤認識，只有兩個方面：要不是糊涂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別有用心。自己得天下了，就該樹立一種不要和老子這個政府作對的社會意識。而宣傳武訓就恰與這樣的樹立有利，所以就應肯定。但毛澤東對此的清醒認識才真正反映了人民觀點始終占第一位。肯定武訓無疑是肯定武訓的奴才思想，想在全社會樹立起一種奴才意識。這也是毛澤東狠批《武訓傳》的最根本原因。
值得深思的是，為什么在今天，武訓又被再次復活？
無論是1986年國務院為武訓“平反”還是現在“供研究使用”的躲躲閃閃，都反映了一個問題，“維持會”，要和諧。
真是佩服當今精蠅的無恥無知。且排除招致敏感的階級因素，單說辦學。“特別是”以來，精蠅們鼓噪再實施的是教育產業化，那就是把教育這種理當全民共享的資源作為一種賺錢的產業來對待，也才造成“上不起學”的現實發生。而武訓行乞辦學與精蠅為利辦學又將形成怎樣一種反照？關于這一點，利令智昏的精蠅早顧不上多慮，他們所要的只是以宣傳武訓而達到在全社會釀成一種奴才意識。只有十幾億人民都被奴才了，社會才會河蟹。而才利于發展。才利于精蠅們各方面的發展。
無論怎樣“平反”、“供研究”，武訓在我心里不過如此而已。盡管他煞費苦心以興義學為名，讓窮人家孩子受教育為手段，但企圖以此來擠進當時社會的上層精蠅隊伍，再是對底層百姓的變相剝削、侵奪，都反映出他見了一切富貴者都馴良，都搖尾乞憐哀求殘湯剩骨的可憐相。就是如此一個可憐蟲，今次又被從故紙堆里、垃圾筐中扒拉出來，足見有人為達其目的真是不擇手段了。
如此看來，也許他們真的要收一時之效了。
一不小心因了武訓的問題而費如此口舌，是否又犯“余孽”的紅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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