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見政治家也講人格？似乎許多政治家不講人格？興許吧。
美國有一則關于政治家的笑話《丘吉爾論政治家》說：一天，有人問英國首相丘吉爾，做個政治家要有什么條件。丘吉爾回答說：“政治家要能預言明日、下月、來年及將來發生的一些事情。”那個人又問：“假如到時候預言的事情未實現，那怎么辦？”丘吉爾說：“那就要再說出一個理由來。”
編造理由蒙騙大眾以達私利，似乎就是政治家必備的“人格”。
興許中國的政治家具有中國特色，并非如此。他們的祖師爺孔圣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很早就把“信”與“忠”當為政治家最重要之人格來推崇。
但事實并非如此，難怪《孔子的信與不“信”》的雜文嘲笑到：“在‘信’的問題上，與堂而皇之的空洞說教相比，孔子在對具體問題的評判上，表現出了明顯的‘雙重’道德標準。”“在‘信’的問題上，子貢總是與孔子過不去，他總是要與孔子理論理論。在《論語·憲問》篇中，有這樣一段子貢與孔子之間的對話很有點意思。這次，子貢是從‘仁’的角度提出問題的。子貢說：‘管仲非仁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在這里，子貢對管仲先以公子糾為主子，桓公殺公子糾后，不僅不為公子糾盡忠報仇，反而又認桓公為主子的行為頗有微詞，隱含著指責管仲是個貪生怕死、追求富貴的小人。但孔子卻對管仲的評價極高，認為‘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意思是說，如果管仲只知為公子糾盡忠報仇，而沒有匡扶天下、造福百姓的宏圖大志和偉業，則只不過是‘匹夫匹婦’的行為，根本不值得贊揚。并在與子路的一次談話中，孔子更直截了當地贊賞管仲因為‘不以兵車’‘九合諸侯’（憲問篇）而可以稱之為仁人。”
一句話，政治家能夠成就霸業這樣的政績，即使是不忠不信也毫不在乎。西方政治家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坦言：“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即只要目的正當，所有的邪惡手段也都是正當的。這就是偉大政治家的所謂“政治家人格”。只不過聽起來有點別扭，還不如稱之為政治家的智慧來得順耳。
魯迅評《三國演義》：“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對三國演義中政治家的人格很不以為然。現代智者則不然，他們看中的是政治家的智慧而非人格。
大師易中天品三國，曰：曹操這手做得實在是聰明，聰明在什么地方呢？他很清楚，當時的形勢就是他說的那個情況，那么既然是那樣一個情況，當時秘密和袁紹有來往的，肯定不是一個小數，不是一個兩個、三個五個，弄不好就是幾十個、上百個，這些人你都清算，你清算不了，既然清算不了，不如干脆不清算，我不但不清算，我連把柄我都不拿在手里，我當著你的面我沒有拆封，我沒有看，我不知道有誰在勾結袁紹，我現在把證據全部燒毀，大家放心好了，只要以后你跟著我曹某人，忠心耿耿，以前的事我不知道，人情做到底了。曹操很清楚，在這樣復雜的政治斗爭當中，有些時候是要裝糊涂的，裝糊涂才能寬容人，寬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的天下，所以叫做老白姓有句話說“不啞不聾不做阿公”，有時候就是要裝聾作啞。洞悉人心、洞察人性已經不容易，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就更不容易，更為難得的是曹操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比方說他銷毀這些證據，他獎勵他手下的將領，他給自己的缺點錯誤做檢討，他感謝那些給他提意見的人，他做這些所有事情的時候，他做得坦誠，大氣，自然，實在，一點沒有裝腔作勢的樣子，這就太難了。
政治家首重忠信嗎？非也，首重政治權術——這不好聽，還是說“政治智慧”為好。一個人格高尚的政治家，何止是要“偽”，而且要“偽”得“坦誠，大氣，自然，實在，一點沒有裝腔作勢的樣子”。《紅樓夢》曰：“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厚黑學》曰：“厚而無形，黑而無色，進入無聲無嗅，無形無色之境界。臻于此境，就可以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銳不可當、所向披靡。”官家無尚智慧，政治家至高人格是也。
官家無尚智慧，政治家至高人格，在中國不乏其人。先有偉大政治家曰：先富帶后富，共同富裕。爾后先富吃后富，共同富不起來，則可以“再說出一個理由來”：億萬財富是一種富，生活比以前好一點也是一種富，這也就共同富裕了。不是嗎？以前，在劉少奇的得力干將，“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的吳芝圃同志治下，信陽地區就俄死了百萬農民，那實在窮，貧窮的社會主義啊！如今好多了，在“改開”先鋒之深圳，富士康給了數以萬計的農民工活路，攏共才跳樓13個，不是比以前好多了？這也該算富起來了！后有，信誓旦旦說不搞私有化。不過國務院研究院伙同“世行”來敦促北京搞國企商業化，商業化的最好辦法就是私有化。原本只寫英文，愚民不懂，不幸臭知識分子給翻譯了，才露了餡。于是“再說出一個理由來”：那是人家“世行”的建議，做不做看中國自己，改革一定堅持到底。到哪個底還得由政治家說了算。這里面充滿政治家的智慧，也就是政治家的偉大人格。事實勝于雄辯，不服不行啊！
用“政治家智慧”替代“政治家人格”行得通嗎？當然行得通。有歷史經驗為證：“中國沒有妓女”政治家信誓旦旦保證。如今妓女盛產于中國大地，那怎么辦？偉大的政治家丘吉爾說：“那就要再說出一個理由來。”于是，一個理由就說出來了：中國沒有妓女，只有“性工作者”或者“失足婦女”。為了使之合理合法，于是又有了“性工作者用自己的身體服務他人而獲得勞動報酬，比窮鬼光榮高尚”之說，還有了人大代表“賣淫合法化”的提案。一旦提案變成法律，“性工作者”就是合法的職業分工，中國還是沒有非法賣淫的妓女嘛！還有更成功者，那就是“國企”替代“公企”，“民企”替代“私企”，于是顛覆了馬克思“消滅私有制”的宗旨，全面私有化，在全球資本主義走向崩潰的大局之下，資本主義在中國走向盛世。終于通鋼產業工人一聲斷喝，不許搞私有化，于是又有了國企“低效率”、“壟斷”，因而必須“商業化”的新理由。完美至極的理由啊！可見中國的政治家智慧，不，應該是政治家的人格遠高于西方的偉大政治家丘吉爾。于是中國的Ｑ們又一次比發現了西方的足球源于中國還要興奮！原來美國的“雙重標準”“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等等政治家人格都源于中國！偉大啊，圣人的中國！
如此政治家人格，千萬不能與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偉大人格兩相比較；千萬不能與“朱德的扁擔”的故事所展現的政治家也保持著老實人、普通勞動者本色的偉大人格兩相比較。于是很有必要把此等內容逐出教科書。這非常明智。“甘為孺子牛”太不人道；在高智能的現代，“老實人”本是低智商的別名；在科技創造價值的現代，“普通勞動者”不過是一群垃圾人口。人們的思想由此得以解放，于是盛世也就光顧中國了。
在封建偉業縱橫數千年的中國，政治家的人格修養功力深厚。如今人民的政治家也開始重視其政治家人格來了，這未必不是好事。人民群眾也就被允許對政治家的人格品頭論足了。以無恥當能干的政治家智慧或許會因此而成為過街老鼠。或許這也是算是歷史的進步吧，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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