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公民提案：劉植榮：雙軌制會導演出雙城記

　　每年“兩會”，公眾最關注的一個話題就是養老金“雙軌制”。十幾年來，每逢“兩會”，百姓翹首盼望養老金“并軌”，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得到的回應總是“國情”、“特色”和“頂層設計”。

　　《羊城晚報》3月3日的一篇報道讓人看了心酸。72歲的鄒鴻照退休前是華南無線電廠的高級工程師，1999年退休后，有34年工齡的他與同在本廠退休的妻子養老金加在一起才1200元，為了生存，鄒鴻照老人不得不四處打工，一直干到2010年。大張旗鼓的養老金“八連漲”后，鄒鴻照的養老金也僅有2800多元，而廣東省人事廳退休的公務員每月養老金8000多元。余佩霞在政府機關工作28年后，以副處級平調到陽春市鋼鐵集團公司，1999年退休時，有36年工齡的她養老金只有469元，“八連漲”后的現在也僅有1500多元。

　　“雙軌制”不是合理不合理的問題，而是合法不合法的問題。都在建設社會主義，公務員和企業職工的工資本來差別就大，退休了，都不工作了，都在養老等死，為什么還這么大的差別？更讓百姓不解的是，公務員一分錢的養老保險金都不交，退休后拿到的養老金反而是企業退休職工的3倍！

　　“雙軌制”顯然是特權思想作祟，在目前的政治體制下，政策是官員制定的，他們把自己劃入一個特權階級。企業職工交納養老保險金才能領到退休金，可公務員退休后是政府財政撥付養老金，也就是從國庫里領取養老金，讓所有納稅人供養著。

　　即使這樣，還有公務員覺得自己吃虧。廣東省國資委黨委書記劉富才就說，自己是正廳級干部，每年工資、福利等加在一起有10萬元，但同級別的國企老總則80萬元。劉富才打比方說：“假如兩個人同時是50歲，我當國資委主任，他當國有企業的老總，我到60歲跟他一起退休，我只拿了100萬元，他一般能拿600萬元。退休后，假如我跟他同時在80歲死掉，我工資、退休金共拿到300萬元；他退休后，一分錢不拿已經有600萬元了。”

　　可見，全國沒有統一的薪酬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就很難在一個坐標系里進行比較，都覺得自己吃虧、社會不公。

　　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派那么多官員出國考察，也不知道他們學來了什么先進經驗。其實，外國的養老金制度，很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養老金屬于社會保障體系中最主要的一項內容，很多國家的社保制度都做到了老有所養，公民到了退休年齡，不管過去工資高低，也不管是否交納過養老保險金，都領取基本養老金。

　　在美國，交納社保稅的人不但自己可以享受退休金，如果家庭收入低，無工作的配偶和子女照樣領取一份養老金。

　　在法國，1972年就推出了全民最低養老金保障計劃，根據2011年4月1日的標準，單身老人最低養老金為每年8907.34歐元，老人夫婦為每年14181.30歐元。不管工作期間交沒交社保攤派金，也不管交納多少，所有法國公民都享受相同標準的基本養老金。

　　在英國，不管在職時工資高低，也不管交納的國民保險攤派金是多少，退休后均領取相同的基本養老金。根據2010年的標準，單身老人基本養老金為每周97.65英鎊，老年夫婦為每周156.15英鎊。英國還對貧困老人給予特殊照顧，即使過去從未交納過國民保險攤派金，2010單身“低保戶”每周發放97.65英鎊的生活費，與國家基本養老金一致，夫婦“低保戶”每周發放202.4英鎊的生活費，高于國家基本養老金，因為他們沒有其他財產性收入，所以，領取的“低保費”要比交納國民保險攤派金的人略高。

　　外國還有養老金封頂制度。2012年，法國交納社保攤派金的工資上限為月工資3031歐元，任何人退休后的養老金不超過工資上限的50%。2012年，德國的養老保險金交納上限是年毛工資67000歐元。設置養老保險金上限的目的，就是防止退休后領取的養老金差距過大，因為養老保險金的大頭由雇主交納，如果不設置上限，無疑增加了雇主的負擔。對國有企業來說，高管工資高，如果不設置養老金的上限，就意味著所有納稅人為高管購買天價養老保險，這顯然不公平。

　　《世界人權宣言》規定：“每個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有權享受社會保障。”作為《世界人權宣言》的簽字國，中國應履行承諾，把所有國民納入政府主導的統一社保體系內，不管是市民還是農民，也不管是公務員還是工人，到退休年齡領取同等標準的基本養老金，不得有任何歧視。在這個基礎上，再根據個人交納養老保險金的金額進行調節，體現多交多得。同時，給養老金封頂，任何人的養老金總額不得超過規定的上限。

　　“雙軌制”激起了太大的民怨和仇恨，如不盡快“并軌”，中國社會就會走向分裂，就會上演《雙城記》：既是美好的時光，也是凄慘的年代；既是智慧的年頭，也是愚昧的時代；既是信仰的社會，也是懷疑的國度；既有陽光明媚，也有陰云密布；既充滿希望，也令人沮喪；有人擁有一切，有人一無所有；有人直奔天堂，有人走向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