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中國的權者和他們的高參精英們，大喊要堅持改革和深化改革時，也正好就在中國的決策性“兩會”就要召開時，美國與西方把持的世界銀行與中國的決策高參精英們，發表了一份指導中國深化改革的所謂建議報告。
在如此關鍵與敏感的時間點上出爐了此報告，要說算是巧合，不如說是有意安排更確切。
至于說為什么有關中國的改革之內政，為何世界銀行這么關心呢？又為何中國的高參精英們，不在國內與民眾商討自己的國家大事，卻偏偏要與西方精英商討中國的決策呢？
我想這其中可能有兩個奧秘之處，其一是，中國的權者和精英至所以要讓國策外制，可能是想借西方精英的所謂權威性，來推行自己閉門造車式的意愿，以圖減少國內專家和民眾的質疑與阻攔。
其二是，西方的政客和他們的精英，至所以要通過與中國的精英合作（合謀）推出建議，當然是為了能名正言順的，能在不引起中國人懷疑的情況下，順理成章地推銷自己想改變中國命運的企圖，這就叫里應外合。
當然，從各方報導的報告內容來看，里面并沒有直接提出，要如何進行政體和權力改革的內容，有些看法和建議，也確實是符合中國的現狀和確實需要改進的，這當然肯定是中國高參們所提出的，并在國內就得到了高層首肯的。
至于報告中提到的，要中國大大削減國有企業，要盡量讓中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我想這才是推動和發表這份報告者的主目的，其他都是配菜。
大家想想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在不提出改變政權體制的情況下，怎么能單純提出改變與之相配套的國有制經濟結構呢？這不成了怪物嗎？
再說，從社會制度的理論基礎，和其要實現的理想目標來分析，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其國家的經濟基礎都全部私有化了，其共同富余的社會目標又何于能實現呢？
再說，經濟私有化制度，是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資本主義政治理念的產物，也就必需在資本主義民主體制的監督下才能正常運行，怎么能搬到社會主義國家來呢？棄其頭，換其身，能活得健康嗎？
我到認為，如果我們的當政者和他們的治國團隊，既然自己認為資本主義很好，那為何不全面改制，讓中國徹底資本主義化不就得了，還更簡捷，還省得老與美國及西方鬧別扭；恐怕又不愿放權和放棄既得利益吧。
我之所以關心國企改革問題，是因為前面的國企改革，給為中國奠基的廣大國企工人帶來了太大的傷害，又給少數人弄權暴富送去了太多的機遇，這很不公平。
其實，對于國有企業的問題，不管過去和現在，其真正存在的病根，不是屬公屬私的問題，而是運作程序不民主，管理者身份和職責不明確，政企不分和權力插手太多的問題。
廠長、經理由上級任命，企業、官場兩頭輪換，這邊搞不好跑那頭，失職犯錯往上調，那來責任心？不懂的權力硬要逼著干，內行的，職工信任與歡迎的，上級就是不讓上，這樣搞企業，能不出問題嗎？能怪體制嗎？
所以說，不是國企不要深化改革，而是要針對問題改革，要以符合中國國情的前題下來改革，既然連國企都愿讓它私有化，又為何不加大對私企的支持力度呢？這不很矛盾嗎？
我之所以對西方對中國國企私有化的‘良言’很不放心，是因為我知道俄羅斯曾經差一點被西方的‘良言’陷阱摧毀掉。
大家可能還沒有忘記吧，當年在前蘇聯解體時，西方的精英也曾經給葉利欽總統獻出了‘休克療法’的良方，說是只要按照他們的秘方醫治俄羅斯，俄羅斯就會很快恢復元氣和強壯起來。
葉利欽相信了，也照方辦理了。但結果是，俄羅斯的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源，基本上都徹底的變成了少數人的盤中餐，俄羅斯的國家經濟基礎垮塌了，俄羅斯的寡頭集團如雨后春筍般的出現了，他們完全掌握和控制了俄羅斯的經濟、金融、資源和輿論命脈。
俄羅斯的寡頭們，為了實現他們的私欲和政治企圖，借改革和合資之名搞里外勾結，把他們控制的大量俄羅斯資產輸往海外，使俄羅斯變成了空殼，也使俄羅斯變得民怨沸騰，分裂勢力猖獗；差一點就葬送了俄羅斯。
葉利欽在寡頭勢力的架空和逼宮下，寸步難行，也無能為力，好在葉利欽還算有自知之明和有愛國情懷，他沒有戀權，并自動讓位給了普京。
臨危受命的普京，也的確沒有辜負葉利欽和俄羅斯人民的期望，他用鐵腕手段雙拳出擊，一邊重拳出擊圍殲分裂勢力，一邊狠狠的打擊寡頭賣辦，把他們控制的經濟命脈和輿論工具收歸國有，才使俄羅斯逃出了西方設下的陷阱。
正因為普京在危難時挽救了俄羅斯，并很快讓俄羅斯恢復了元氣，恢復了國威與尊嚴，并快速崛起，才使得俄羅斯人民這樣尊重他，擁護他，愛戴他。
也正因為普京識破了西方的陰謀，摧毀了西方的陷阱，敢強硬的與美國及西方對著干，所以美國及西方的政客，才既恨他，又怕他。
因此，我希望我們的決策者和我們的高參精英們，不但應該吸取俄羅斯的教訓，也應該學學俄羅斯決策者和俄羅斯精英們的治國與外交經驗；這也許會對我們的崛起很有好處。
大直言
2012.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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