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紀念雷鋒的日子，又聽見一些諷刺雷鋒的風言風語。
李承鵬忽閃著一雙大眼睛到街上尋找了一番，一會說雷鋒很假，一會說雷鋒的標準太高，更令人吃驚的是這樣的腔調——“我仔細研究了雷鋒的事跡，發現他很愛把自己的饅頭或面包送給從早上就沒吃飯的群眾吃，我就奇怪怎會有這么多沒養成早飯好習慣的群眾，后來才知道那正處在1960至1962年間是大饑荒時代，中國餓死了千萬人……把蘋果送給沒蘋果吃的職工醫院病人，把正在淋雨的兩堆軍用苞米搬進屋里，幫正被眾人圍觀的丟了車票的山東大姐買票……分別證明了當時工人勞保真差，對戰備物資管理不細膩，車站治安不好且國人一直很麻木……”
這一番宏論真讓我茅塞頓開，一下子讓我理解了今天報紙上整天講的幸福新時代。幸福是需要這樣研究才能知道的，比如藥家鑫用八刀殺掉那個被自己撞倒了還要記自己車牌號的張妙，是因為今天很多人能夠有了自己的汽車；再比如富士康員工頻繁的跳樓是因為這個社會不僅讓他們有了被剝削壓榨的機會而且還有了這么多能夠一躍而下的高樓。倒是郭明義有點不解風情，自己不富裕不說，還接二連三的把我們的視線引向更加貧窮落后的角落；央視的“走基層”欄目看來得停播，老給我們添堵不說，這得讓以后的“李承鵬”懷疑我們這個時代餓死了多少人啊？
自己達不到雷鋒的境界也就算了，但從此就不相信世界上真的有雷鋒，一定說雷鋒是假裝的偽君子，這樣的心胸也未免太狹隘了。魯迅通過《一件小事》嚴厲的解剖自己，找出一個“小”來，這個“小”卻讓我們見其“大”。李承鵬偏要從雷鋒的“大”中編造出“小”來，以安慰自己的心中的更“小”，正所謂“佛眼看佛，魔眼看魔”。不知道今天這個時代究竟哪根弦搭錯了，總是去質疑好人——不是有人說郭明義還生活在童話世界里嗎？總是為壞人辯護——你看“范跑跑”那副得意的嘴臉？李承鵬說我們的道德門檻太高，總塑造一些神仙一樣的完人，你看人家美國，“ABC臺曾推出過一檔叫《真實之美》的道德模范節目” 。再看我們中國，“哪是道德了，那簡直是得道……然后該升天了。我們樹立的模范總有一股塑料感和硝煙味，看上去像一個巨大的假肢在表演激揚。咱不能平和一點去提倡道德嗎，不平和地講道德，真不道德。”
我想李承鵬可能忘了，美國人心中的道德榜樣可能不是電視上那幾個“俊男美女”，而是一個真正的神，萬能的神——上帝。宗教信仰產生的道德約束力可能是我們永遠無法理解的。你有膽量和虔誠的基督徒們辯論質疑上帝的真假嗎？相反，我們中國更實際一些，不大相信死后能進什么天堂，我們最早的道德榜樣是那些作為反面教材的動物。心中的榜樣不同，就導致了一個重大的文化差異。因此，東西方雖然都在談著“人性”，實際卻大相徑庭。西方所謂的“人性”其實是從“神性”向后退，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就是對神權的反抗。我們的“人性”其實是從動物世界中站起來然后遠離，這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初衷吧？正如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說的那樣“……所謂人性,指的是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并不等于人的本能，……照這個意義說，只能說人性是善的，不能有別的說法。”明白了這個“人性”不同參照標準的道理，一些問題就會豁然開朗，比如西方的“人性”為什么總在強調世俗化的一面，而我們的“人性”為什么總在強調高尚的一面。雷鋒再怎么高尚，比起上帝來還是有差距吧？無論雷鋒看起來多么假，比起上帝來還是有差距吧？
退一步講，正如練書法要選好的碑帖一樣，學習的標準高些也不應該成為學習的障礙。關鍵是不要掉進那個誤區，非要把字練成王羲之那個模樣不可。千年多來王羲之只有一個，“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不過王右軍”是所有書法家都無可奈何的事，學不成就不學了？重要的是學習的過程，一個不斷提升自我的過程。王羲之以后所有的書法家都從他那里汲取了營養，然后成就了自己獨特的風格面目。雷鋒的精神也一樣激勵著后人，雖然我們可能沒有他那種崇高而又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但我們可以學他那種從點滴小事做起的方法；雖然我們可能做不到像他那么純粹，但我們不妨摻雜著一點私心雜念偶爾做些好事；也許這些我們還做不到，那么至少我們要給雷鋒和學習雷鋒的人一種由衷的尊重和敬意，真心承認人家的境界比咱高。為什么一定非要指責人家虛偽呢？接下來就鼓吹一些偽君子不如真小人的歪理邪說，在我看來，偽君子至少還有一點廉恥之心，這點廉恥之心恰恰是非常重要的“人性”的起點。
人們心中的雷鋒就是一面鏡子，對雷鋒的態度就是對世界的態度。不信雷鋒是好人，不信這個世界上有好人，自己也不想做好人，這或許就是李承鵬說的那種“一生活得像條狗”吧，我就不明白這種活法怎么就“死的時候像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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