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鋒的父親、哥哥、母親死于私有制

雷鋒的父親、哥哥、母親死于私有制

 

中國受三大弱勢限制，全面私有化就是死路一條！

佐利克拋出中國要想富、必須進行全面私有化改革的論調之后，國企、金融私有化改革之爭，成為輿論的熱點。在這個問題上，不需要進行制度之爭，只要從經濟安全角度進行簡單剖析，便可識別這是一劑穿腸毒藥。
經濟安全是一個國家戰略的核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之間的關系，只有一個核心，那就是經濟。
說到安全，人們往往會聯想到戰爭，聯想到生死存亡。不錯，經濟是基礎，戰爭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經濟利益。本人之所以從這個角度談論經濟安全問題，就是要從歷史的軌跡中明白一個道理：今天的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和平的形式下包藏著戰爭的功能，不可不察！


自古以來，戰爭的核心目的是獲取經濟利益；當今國際斗爭的焦點，除了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分裂主義之外，重點也都圍繞經濟利益與安全利益展開。農耕社會，由于土地與勞動力是經濟創造的主要因素，因此侵略戰爭往往表現為領土擴張形式，這也是我們最容易識別的一種利益侵害行為。進入工業化生產時代之后，財富的創造、實現形式發生變化，控制資源、市場、勞動力等經濟活動要素，便成為軍事斗爭的新目標。


十九世紀中葉，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的西方國家，開動軍事機器，在亞洲、非洲、拉美等地區開辟殖民地。進入二十世紀之后，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西方國家為爭奪資源、市場和殖民地，連續二次發起了世界性大戰。這些都充分說明了軍事主要功能與行動目的。


二戰結束之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戰爭災難中痛定思痛，在美國的主導下，創立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三大國際經濟合作推進與協調組織，基本結束了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戰爭，同時也確立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及共同的自由貿易規則。但是，用軍事手段獲取和維護自身經濟利益的功能，并沒有消退；美國之所以能夠維護美元霸權、及自由貿易規則，除了技術優勢之外，關鍵還是靠軍事霸權實力。美國對異己勢力實行的封鎖、制裁等，在應用政治影響、經濟牽制等手段時，都必須應用軍事實力作為保證手段。同時，經濟制裁也成為美國進行政治干預的常用工具，通過政治作用于經濟，實現美國的國家利益。


美元時代與自由貿易體系的建立，雖然弱化了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戰爭風險，但國家之間的利益爭奪從來沒有停止，而且日漸殘酷。美歐聯手逼迫日本簽下“廣場協議”遏制日本，美元與歐元之爭，技術競賽，節能減排之爭，IMF改革之爭，諸如此類，都是具體表現。美國會任由中國強大到挑戰其霸權的程度？這是絕對的幻想。


對于全球來說，在西方鼓吹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由西方主導制定的全球共同貿易規則看起來是公平的，但從實質來看，它本質上是一個完整的殖民經濟體系。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產業分工地位上居于上游，把握貨幣、資本、市場、技術的控制地位，可以輕松地對后發國家實施經濟掠奪。最典型的事例，如拉美產業空心化和98東南亞金融危機，使拉美和東南亞一些國家陷入了經濟倒退、長期疲軟、前景黯淡的狀況，即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大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有著共同特征：一是外資成分過高，自主產業基礎薄弱，不擁有內外市場主導權；二是缺乏科技創新能力，缺乏自主品牌、產品附加值低；三是產業地位較低、結構失調，本幣匯率波動性大、總體趨貶；四是貧富分化程度嚴重，內需不旺。個人以為，外資成分過高，資本自由出入與炒作，才是致命的要害。


外資占據主導地位的國家，就意味著國際資本從經濟實體中獲取大量利潤，其經濟增長積累不可能有效轉化為一個國家的國際購買力；而缺乏自主產業基礎地位的國家，由于缺乏市場動力與經濟實力，不可能培植和擁有自主科技創新能力，也沒有實力投資周期長、見效慢、利潤薄的基礎產業、公共服務行業。國際資本活躍的國家，自由炒作也將不斷地洗劫一國實體財富，不斷吹大經濟泡沫，導致貨幣貶值，阻礙國民財富的有效增長，最終會產生滯漲效應，實體經濟與民生狀況紛紛走入困境。隨著經營環境的惡化，外資抽逃便不可逆轉。


通常情況下，一國貨幣走向貶值通道時，少數富人也會選擇儲存國際貨幣，并轉移出境；在國內金融與經營環境惡化時，也會選擇財富移民。因此，私有化不是市場經濟前提，而是資本自由化前提。


因此，防止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關鍵取決于自主產業、自主創新、資源與市場控制力、國際購買力儲備四個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強國，具有先發優勢和壟斷地位，美國與歐盟更是掌握著“國際購買力”的自由印鈔權。


當然，從短板原理來講，不參與全球經濟合作，就不可能實現經濟的均衡、持續發展，而多數國家和地區一旦離開國際經濟體系，就不可能發展現代經濟。因此，開放與合作，不僅是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需要。但是，開放是為了取長補短，更好地發展自己；在開放中必須維護自主地位與調控能力，沒有內功，虛火必旺，精關不固，極易一瀉千里。


在全球化經濟體系覆蓋面越來越廣的時代，未來的國際競爭主流，將更加側重于資本、技術、資源、市場之爭。離開了國有、民族自主產業的產品創新、品牌創建、市場開拓這個基礎，就不可能建立全球資源供給與市場保證體系，只能任人宰割；也不可能積儲自主控制和支配的國際購買力，建立資源保證體系。離開了國家金融主導與外匯管制地位，就不可能對資本市場進行有效監控，限制資本炒作，防止國際資本洗劫中國財富。


像中國這樣14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能夠遏制外來資本掠奪、產業空心化風險的，只有依靠自身強大的技術、資源、金融的自主權，在國際合作中建立自主市場體系，并牢牢掌握一定規模的國際資本儲備。中國的資源國有、國企主導關鍵行業、金融與外匯管制等基本經濟制度，就是維護國家經濟利益與安全的經濟長城，也是對外市場、資源、技術競爭的重要依靠力量。因為，與美歐相比較，中國的最大弱勢無非三點：政治上形單影只，軍事上孤守一隅，經濟上不擁有國際貨幣鑄幣權和覆蓋全球的自主市場體系。西方強權只要玩玩禁運和制裁小把戲，便可“休克”中國經濟。但突破這一切，就是對美歐利益的挑戰，利益沖突不可避免；因而美歐寄生世界的自由化經濟體制，中國不具備全面效仿的基本條件。


中國和平發展的基礎，必須堅持獨立自主、互利互惠的開放方略，不斷強化經濟主導能力與軍事反圍堵、反遏制能力。猶如戰場交鋒，有實力才能談條件，打的贏才能談和平。


必須厘清的是：放開競爭型領域的投資設限，允許和鼓勵民營企業、民間金融業發展，不能被資本主義代言人混淆成對國企進行全面私有化改革。（其實，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早已翻云覆雨，所謂“放開”只是為主觀設定的“國退民進運動”制造的一個偽命題。）只有公平競爭，才能優勝劣汰，在發展中練足內功。“運動式”搞“國退民進”改革，違反市場經濟規律，只會加劇腐敗與不公，為國際資本提供寄生窗口，無助于增加就業、縮小貧富差距、增強創新能力，內需不振，財富外流，必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可自拔。


而無視國際競爭的殘酷性，無視中國的三大弱點，推進全面私有化改革，放開金融、外匯、資源管制，形同東施效顰、刻舟求劍，只能死路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