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杜建國的意義

并非沒有話題可說了，重嚼新聞的剩飯。世界風云瞬息萬變，需要我們觀察和思考的事情太多。只是安身立命于中國，不能對二十余年來中國知識分子階級中發生的一個大事件熟視無睹，任由蛻變的犬儒和進化的物質們悄然消解掉它的意義。

中國的知識分子階級里，向來不乏為一己出世懸梁刺股者，不乏為私人利害赤膊上陣者，不乏為個人恩怨揎拳攘臂者……但若要說二十余年來敢為公義挺身而出、孤身抗議的，恐怕唯杜建國一人。這就是為什么說杜建國抗議世行報告是一個大事件。

當然不能說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集體墮落、全面腐化了，真誠者、勇敢者、正義者永遠存在，盡管永遠都是少數。我指的是行動精神，和對行動精神的肯定。如果說所謂知識分子，就是一群警惕地注視著社會、對權力進行監督和批判并永不滿足；溫暖地守護著民眾與道義、以引領或捍衛為己任的人，那么，當筆墨的批判喪失效力、沉睡者不肯醒來時，該當如何？1905年12月8日，陳天華站在異國的海岸邊縱身一躍，投入驕狂撲來的日本海浪，以一死來喚醒國人；2000年7月3日，愛德華·賽義德站在黎巴嫩南部被侵占十八年的土地上，彎腰撿起幾個石塊，向傲然高矗的以色列隔離墻擲去，表明了自己的加入。

陳天華死后，公葬儀式上數萬民眾為之縞素，連奉命前來阻攔的軍警也為之動容，肅立一側不加干涉。賽義德在投石之后也曾感嘆：“當我加入的那一刻，現場的每一個人都有一股相同的沖動……一件小事卻引發如此軒然大波，好像這個投石事件比我過去35年來為爭取正義、和平所做的努力還重要！”——這就是行動精神的力量。“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盡管《資本論》里的這個比喻是在強調思想的優先，但“蹩腳的建筑師”是在動手做了之后，才能證明他確實比蜜蜂高明。何況，中國知識分子的缺乏行動精神已久矣。

20世紀五十年代，圍繞著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讓松、薩特為代表的法國知識分子群體，演繹了一幕人類知識分子史上空前絕后的光輝大劇。除了道義上的徹底性之外，這幕大劇最動人之處就在于：知識分子的行動精神。薩特不僅在言論立場上堅決站在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一方，而且以實際行動表達了支持：在反戰請愿書上簽名、參加群眾大會、示威游行、出庭作證……讓松則更堅決，當他認識到“法國的官方政策背叛了法國的價值觀”時，親自為阿爾及利亞民解分子解決會場、住宿、交通工具，偽造證件，幫助偷渡，建立了一個支援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秘密網絡（“讓松網”），為民解組織募集資金、傳送情報……比較起來，我國知識分子行動精神的缺乏，相差的距離就不知其幾了。

脫離現實、不屑與泥腿子民眾為伍，不關心民眾疾苦和國家命運，終日高高在上作蹈空之論，早已成學風的主流。至于那些精微計算好風險系數、準確拿捏了分寸之后，躲在安全線內嚶嚶嗡嗡冒充“異見知識分子”者，以及那些踩穩了大洋彼岸的堅實陣地，背靠花園洋房的中產堡壘后放膽叫罵者一流，實在算不得什么英雄好漢，甚至連正經的抗議也算不上。而杜建國的不同之處在于：他以匹馬單槍，對峙的是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統治體系——金融資本主義的代表機構。觀點的對錯尚且不論，單單這個行為本身，已經具備了思想的啟蒙意義。

有人譏誚杜建國不配自稱學者，妄僭了學者的神圣封號，我看杜建國在危急的情勢下喊出“我是中國的獨立學者杜建國”這樣一句，在今天這樣一個“學者”越來越成為貶義詞的時代，實在是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挽回了一份尊嚴和榮光——在世界的面前，在民眾的心目中。大家不必為難，且領受了罷。有人呵責杜建國缺乏費厄潑賴精神，殊不知佐利克們在拉美、在非洲、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費厄潑賴修養是何等的令人心驚肉跳。更何況，敢于跟恐怖分子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對他國實施恐怖襲擊的愛德華·賽義德，那可是一位實實在在的世界頂級的美國知識分子啊！如果說連他也沒有費厄潑賴，那這個“費厄潑賴”不僅需要暫緩，簡直可以拋棄了。還有人解剖杜建國的內心動機，以“出位搏名”向他潑污。這不僅是要“觸及靈魂”，簡直近于一種誅心之刑了！

觀察一個社會行為，應當約束于外在行為的本身；結論一個社會行為，應當局限在它所產生的社會作用和影響范圍內——這才可能是一種科學的方法，也是一個公道的態度。評論一個人的行為，自古有道“觀其言”、“察其行”而未聞有“剖其心”者。若允許僅就行為的社會影響和意義而論，我將再重復一句：

2012年的春天，一個叫杜建國的青年，以行動在中國知識分子史上書寫了一件大事。

2012年3月4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