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又到了迷茫的十字路口

改革又到了迷茫的十字路口　　

——評《皇甫平：中國改革再一次到了緊急時刻》　　

今年將是一個重啟改革的關鍵之年。面對目前的現狀和困境，社會上的抱怨和訴求，風波涌起，莫衷一是。圍繞改革的爭論，當局的內部從沒有消停過。伴隨著各種社會矛盾的突出和頻發，這種爭論也從逐漸躍進到了社會公共輿論的視野。如何把這種幾近停滯的改革繼續下去，社會上的各種有著話語權的利益集團，都在盤算著自己本位利益的小九九，都在盤算著中共新一屆領導團隊的權力安排。用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理念主導這種即將到來的改革，這將是一個關乎未來利益格局變動的關鍵性因素。　　

在對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的紀念中，各種為改革鼓呼的聲音再一次地噴涌出來。重啟改革，這幾乎已成了中央和地方的一種共識了。在新年之初，溫家寶再一次地來到廣東，并引用鄧小平當年南方談話中的語句——“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來為那里先期探索的體制變革進行鼓呼和聲援。　　

在對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歷史定位上，當年的這種市場化改革的教父——被稱為“吳市場”的吳敬璉，以及極力鼓呼這種改革的急先鋒皇甫平——也即人民日報的原副總編周瑞金，也趁著這種官方紀念談話的春風，紛紛對此高歌猛頌一番。在接受《華夏時報》的專訪中，皇甫平稱：“鄧小平南巡談話，為黨的十四大召開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論準備，是中共進一步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的宣言書，是動員全黨全國人民沖破姓資姓社思想的牢籠，大膽借鑒人類文明成果，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進軍令，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奠基之作，起到了挽救黨、挽救了國家的偉大歷史作用。”（2012年2月12日《華夏時報》）　　

在對改革的現實背景和基本誘因的診斷上，皇甫平認為這種進一步改革的訴求依然導源于中國目前所面臨的一些主要社會問題。概括起來說，“一是貧富差距拉大，出現了兩極分化的危險趨勢；二是社會事業嚴重滯后，民生問題突顯出來，特別是市場經濟所必然要求的社會保障制度至今沒有建立起來；三是發展方式粗放，生態遭破壞，環境被污染；四是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出現了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的勾結所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賭賽了民眾的上升通道。”（同上，華夏時報）　　

出現了這么嚴重的社會問題，不改革能行嗎？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條。皇甫平列舉出這種社會經濟轉型中出現的主要困惑來為中國目前體制的進一步改革進行鼓呼，這沒有錯。真正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他究竟想導向出什么樣的改革，他導向出的改革又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們社會上目前所存在的那些主要問題。　　

在對改革的阻力與指向的研判上，皇甫平是這樣說的。“與20年前比，今天的改革，需要著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純意識形態的‘畫地為牢，’而是不徹底的市場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步步為營。有些人拿出一些左的大帽子嚇唬人，阻礙改革，恰恰是為了維護某些部門和一己的壟斷權力、壟斷資源，與民爭利，甚至不惜與民為敵。”（同上，華夏時報）　　

這種不徹底的市場化改革所滋生出來的“特殊利益集團”又是何物呢？它又是用什么雜交出來的？說穿了它就是當局中的權力精英與市場上的資本精英，通過相互的勾結和彼此的滲透而結成的一種難以割舍的利益共生體。它們通過自己很少受到監督的權力壟斷資源的配置，操縱市場的價格，維護自己本部門、本集團的各種既得利益。　　

在這個改革的指向上，皇甫平顯然是在遮遮掩掩、耍著滑頭。這個鄧氏改革的急先鋒對先前那個“國內左的政治家和理論家長達一年的大批判”，顯然還在心存余悸。就是他畏懼歷史的以后問罪，而不把這種改革的指向直言出來，只要稍有一點政治嗅覺的人，就能把他的這種改革指向——即革掉政府對資源的主導性配置以及政府對那些市場巨無霸的超大型國企、特別是那些中石油、中石化之類央企的支持，合乎邏輯地推演出來。　　

“與民爭利，甚至不惜與民為敵”，這句話中的“民”又是何物？這個民顯然不是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工階層，而實則是那種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一個代碼而已。皇甫平顯然是在為那些民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不公平待遇鳴不平，顯然是在為那些民營企業進入那些國企乃至央企的經營領地鳴出一條市場準入的通道來。他心目中所導向的市場化改革，終極性的目標就是國企的民營化，即通過民營經濟的滲透、混合、購并，接管和掌控那些作為全民資產的國有企業。所謂“徹底的市場化改革”，其實質不過是打著反市場壟斷的旗號，把國企拆分、改制成民企，讓民營經濟一統天下；同時，僅把國有經濟、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空殼保留下來，用以繼續支撐這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門面。這就是皇甫平、吳敬璉所主導的市場化改革的一個實質所在。　　

怎樣推進這種市場化的改革呢？面對《華夏時報》記者任孟山的拷問，皇甫平指點道：“領導干部今天能否擔當起改革的重任，關鍵不在腦袋，而在屁股。腦袋開明并不困難，難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團那邊，還是坐在人民這邊，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邊。”（同上，華夏時報）　　

屁股是什么？說白了就是一個人的立場，為什么人謀利是它的一個最本質的東西。在這個問題上，皇甫平又在玩一種文字上的游戲了，并通過一些政治詞匯的多義性掩蓋自己的真實面目。利益集團也好，人民也好，這些都是指向模糊、大而寬泛的東西。如果不把它們的指向與某些具體的社會階層對接起來，又怎能看出這些領導干部的屁股坐在哪里，是在為哪個階層的“人民”謀利？人民只是一個大而寬泛的概念，一個爭取民心的招牌。一些人打著人民的旗號改這改那，然而真正盤算的卻是自己的本位利益。這就是當前改革亂象中的一個本相。　　

在對姓資姓社的爭論中，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所推進的那種市場化改革，顯然也在講著什么“一切的改革都是為了增進人民的利益”這樣的調子，然而，這樣的政治承諾在當今又實現幾何，人民又滿意幾何呢？我想，中國目前的這種困境——貧富的過大差距、乃至兩極分化，以及貪污腐敗的泛濫、權貴階層的先富暴富，也許就是一個最好的答卷吧。　　

若論改革的是是非非，市場派總是在拿左的意識形態以及文革余孽的阻撓說事。如果這些市場派能夠反觀一下自身所導向的改革，那么，就很容易反思出這樣一個問題，即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所推進的那個市場化改革有沒有自己的過失呢？這種改革在“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上有沒有自己的過失呢？在反對全盤西化的時候是不是也在全盤照搬人家的經營模式、管理制度呢？　　

作為配置資源的一種方式，市場有著自己的效率和優勢，把它引進來，并作為一個基礎性的東西，以與我們原有的那種計劃體制相輔相成起來，這種導向的改革并沒有錯。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與市場，不論對“資”還是對“社”，都沒有什么一成不變的制度屬性，它只是社會化大生產中合理配置資源的一種基本手段而已。鄧小平通過自己在上海、武漢、深圳等地的談話所反復申明出來的關于計劃與市場關系的那些認識，也基本上都是正確的。　　

問題是在對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管理方法的吸收、借鑒上，我們的這種市場化改革卻犯了一種全盤引進、全盤吸收的過失。資本主義經營管理中的一個最本質的內核是什么，那就是企業的寡頭經營與收益的按資分配，這些資本精英通過自己主導企業的內部分配和某些變相的自定薪酬，以等級、落差式的薪酬方式，把整個企業的大部分經營成果都鯨吞到自己的囊中。這就是社會上的貧富差距通過市場的初次分配，也即資本精英的自主分配，而被不斷拉到那種貧富兩極化深淵之中的一個最深刻的根源。把這種按資分配，也即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方式，通過這種市場化的改革補充到我們基本的分配制度中來，這就是一個極嚴重的改革過失。　　

想一想，如果不引進這種按資分配的方式，不讓這些企業精英自定自己的薪酬，難道他們就不能運用市場有效率地配置資源的用途了嗎？顯然不是這樣。在計劃經濟體制中，沒有自定薪酬的國有企業不照樣在有效率地經營、管理著這種社會化的大生產嗎？有沒有效率，根子不在于這種自定薪酬的激勵，而在于資源配置權力的下放和分散。　　

中國目前的市場化改革，自從把要素分配的圖式引進來之后，就已命中注定到了這種貧富差距兩極化的邪路上去了。　　

現在的問題是很多喊著改革口號的人，不去清算鄧小平的這種市場化改革過失，卻一個勁地在拿“左”的東西以及文革余孽的懷舊情緒說事，同時，也還在不遺余力地鼓呼著推動中國政改的調子，意欲從社會的上層建筑上繼續穩固這一資本化的經濟基礎，說什么不進行政改，經濟體制上的改革成果就不能保住，到頭來也還是死路一條。　　

政改當然是必須的，但決不能再沿著吳敬璉、皇甫平之流所鼓呼的那個改革路徑走下去了。中國目前貪污腐敗、權力尋租的泛濫，其根子不在于市場化改革的不徹底，而在于權力的不被制約、不受監督，以及政府對資源、對權力的主導性配置，而在于我們缺乏民主的機制把那些政治、經濟市場上旨在尋租的權力關在一個陽光、透明的籠子里。阿克頓說得對，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如果我們不通過權力的分立與制衡，而把它的日常運作、職責權限科學地界定起來，如果我們不通過上下互通的民主把這些權力的日常運作嚴密地監管起來，貪污的橫行、腐敗的泛濫，也還會照舊叢生出來。政改、政改，其根本的指向不是別的，而只能是通過這種民主的重建去監管那些有著尋租沖動的權力。　　

改革又到迷茫時。改什么、怎么改，這些都是需要爭論清楚的東西。不爭論，而聽任那些既得利益集團的主導，只能把這種改革導向新的歧途。　　

歷史又回到了自己的原點，何去何從，這又是一個極難抉擇的十字路口。　　

　2012年3月3日　初稿于論道書齋      胡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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