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指責孔慶東教授涉嫌抄襲，是別有用心的栽贓
孔慶東教授在《青樓文化》的“序”中開宗明義地道：
作為一本追求雅俗共賞的非學術性讀物，當然必須最大限度地減少那些考證、摘引、勘誤、補遺、糾謬等等令人生厭的內容，盡量直接切入對象。但這種套路本身也是一“險”。因為本書的對象實在并非“一壺濁酒喜相逢”就能抵掌而談、放膽而論，它實在是一門地地道道的“學問”。要做到兼具知識性、娛樂性、趣味性，通俗明了，且具有較高品位，實在不能不有捉襟見肘之憂。故此，本書采用一種“混合”文體，將材料與見解雜糅一處，集描述、分析、評論、調侃于一爐，在保持嚴肅關懷的前提下，注意深入淺出的可讀性。這需要付出的代價是，許多問題可能無法進行縱深開掘，甚至只如蜻蜓點水，一掠而過。材料使用也可能詳略失衡，趣味性的標準也許會淘汰掉更有價值的力證。由于對材料的加工欠細，出現前后齟齬或疊床架尾之病也未可知。個人見解與未加注明的他人見解泥沙俱下，其中難免存在誤讀和曲解，更不論平庸之見與荒謬之說了。這些都需要先請讀者和本書所借鑒的著作的作者予以包涵。好在這只是一本非專業性讀物，不存在留名傳世以及爭奪觀點發明權等麻煩。倘若有益于讀者一二，縱蒙人云亦云，或信口升河之誚，又何足道哉! （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序第10-12頁）
在 “后記”中，他說：“作為一本非學術性的‘科普’讀物，基本上還可以交差。”（第198頁）書末所附10本“參考書目”，有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陶慕寧：《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及武舟：《中國妓女生活史》等。
正因為“本書采用一種‘混合’文體，將材料與見解雜糅一處，集描述、分析、評論、調侃于一爐”，而且是非學術性“科普”著作，所以行文就有了諸般“個人見解與未加注明的他人見解泥沙俱下”。孔教授對此種行文方式，也不無擔心，所以又說：“這些都需要先請讀者和本書所借鑒的著作的作者予以包涵。好在這只是一本非專業性讀物，不存在留名傳世以及爭奪觀點發明權等麻煩。”即，雖然也許在一些地方沒有注明所參考的材料來自某人，但是他尊重原作者的“觀點發明權”，而且通觀全書，孔教授誠無一處強說某個觀點乃他自創，反而在書中明確地注明某材料“據陶慕寧先生鉤輯”。（第4頁）
可是，就是這么一本十七八年前的通俗性著作，竟然在今天，被人無端指責起“抄襲”來！既然《中國青年報》不惜引用2011年11月發布于“凱迪網·貓眼看人”的，遣詞用句充滿人身攻擊及下流齷齪，甚至思想極其反動的作者的文章，作為論證“北大孔慶東教授被指涉嫌抄襲”的論據，那就有簡單駁斥一下《中國青年報》此文的必要了。我們先不說“貓眼看人”的立場詭異，各種謠言及顛覆性言論甚囂塵上，單就中青報可以引用一個處處以顛覆黨中央為己任的網絡論壇的文章，堂而皇之地以此文作新聞素材而大肆攻擊孔慶東教授，我們就不由得會想，中青報，你還是中國共青團中央機關報嗎？你從此將用“貓眼看人”以感染、召喚、影響青年嗎？
中青報《北大孔慶東教授被指涉嫌抄襲》一文中說：“兩部介紹青樓文化的作品，文字不完全等同，問題在于，兩位作者引用的文獻材料、這些材料出現的次序、作者對于材料的總結都大致相同，屬于竊取文義。”后面列舉了“他同樣引用了曹植《美女篇》、《太平御覽》、《晉書·麴允傳》、江總《閨怨詩》、江淹《西洲曲》、傅玄《艷歌行》等的詞句”來做例證。所說的文字，刊于《青樓文化》（版本同上）第4頁，也就是在同一頁，孔教授指出了此乃“陶慕寧先生鉤輯”，也就是說，他不過是在此處引用了陶慕寧先生的的研究成果，而且已經如學術刊物一般注明了原作者。就憑這樣的幾處材料引用，中青報就可以冠之整本《青樓文化》“涉嫌抄襲”！后文列舉的諸如“兩首‘聽妓’詩”、“分析白居易《琵琶行》”，更是貽笑大方。難道陶慕寧用了“兩首”，孔教授說個“兩首”就叫抄襲？全天下讀過《琵琶行》的，幾乎都是如陶慕寧先生一般把其分析為“第一層次描摹妓女彈琵琶的音樂；第二層次凝練概括妓女一生遭遇；第三層次將詩人自己的孤獨之感與琵琶女的撫今追昔之痛聯系起來，提煉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人生哲理”，難道全天下古往今來的持這樣觀點的學人，都是抄襲于陶慕寧先生？或者非得把《琵琶行》分析成《長恨歌》，才不算抄襲？這不是胡說八道，又是什么？該文后面所列“抄襲”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云云，與此如出一轍，不過是根本沒有弄明白抄襲、引用與根據材料創作的分界線在哪里。“貓眼看人”的烏合之眾，可以不明白此界限；中青報的記者，在寫文章之前，不用去查查《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及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相關文件嗎？一個團中央報，疏略至此，豈不讓人有狼子野心之慨？根據相關文件一比照，就可以清楚明白地知道孔慶東教授是根據既有材料在嚴肅地自我創作，甚至連“引用”都算不上，遑論抄襲！
至于中青報原文照搬“貓眼看人”所列的排版、印刷或引用“舛誤”，此屬于可以討論的“學術”范疇，但是，這與你中青報的標題——北大孔慶東教授被指涉嫌抄襲——又有什么關系？就算孔教授引用古典文獻有“錯誤”，這能用來證明“抄襲”嗎？舉個例子，“中青報”三字，筆者行文時可能會誤作“中狗報”，難道，我就因此涉嫌抄襲你中青報上的文章了嗎？邏輯混亂至此，這就是堂堂團中央報所該有的學養及職業操守？
行文至此，有檢點一番中青報這些年的有些作為的必要了：
2006年4月10日，中青報發表署名王堯的文章：《別把奧運火炬傳遞和國家榮譽畫等號》，否定英勇保護奧運火炬的殘疾女火炬手金晶及海外華人的民族大義。
2008年4月2日，刊發吳稼祥的《民粹一咳嗽，大眾就發燒》，用吳稼祥所謂的“民粹主義”欲圖推倒中國人民所固有的愛國主義精神。“赫然打出了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實行‘憲政民主’的‘雪山獅子旗’”（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804/37161.html）。
2008年6月21日，刊登馬少華的文章：《誰都沒有以命換命的義務》，為“范跑跑”的自私行為強行辯護。
2008年8月7日，發表題為《聶衛平是狹隘愛國者的一個縮影》的文章，借“批判”聶衛平，繼續攻擊愛國主義與民族精神。
2009年10月13日，發表葉匡政文章：《為何要把樣板戲當“史記”讀》，借批評樣板戲，真實的用意是抹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歷史。
2009年12月23日，發表署名王學進的《當心民意表決成為多數人暴政》，直接攻擊人民民主專政為“幾十年專政理論的熏陶”。
2010年3月29日，發表題為《分配改革方案被批是妥協方案試圖繞開利益集團》的文章，有學者指出此文的主旨在反對公有制，鼓吹私有化。（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3/140936.html）
2010年5月26日發表題為《房產稅不能繞過納稅人同意這一關》一文，公然反對中央政府為調控房價而征收房產稅的政策。
2010年7月7日，發表王彬彬伙同60多名學者的《就汪暉涉嫌剽竊問題給中國社科院和清華大學的公開信》，后來的事實證明，此乃對汪暉的政治構陷。
2010年7月26日，刊登裴毅然的文章：《志愿者——社會文明度的標志線》，悍然否定“雷鋒精神”。
2012年1月9日，發表題為《須警惕“石頭摸上了癮，連河也不想過了”》的文章，其主旨，在于以“政改”的方式在中國全盤推行資本主義制度。
通過以上摘錄的極少部分中青報曾發表過的“異議”文章，大家對中青報的一些“跑偏”行徑，想來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還根本不用去討論“冰點”曾經的被封與復刊。也就是因此，有諸多學者對中青報作出了“資本代言人”的質疑。
那么，在國企私有化如火如荼的今天，在“兩會”即將召開之際，中青報伙同“貓眼看人”，拋出孔慶東教授“涉嫌抄襲”論，其背后的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嗎？大家都知道，孔慶東教授是為國為民的有著俠肝義膽的學者，他從人民大眾的福祉出發，是極力反對“瓜分”式的全盤私有化的。也因為他得到了絕大多數最底層人民的擁戴，所以他的言論，在中國大地有一定的影響力，那些欲圖把中國推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各色人等，理所當然地對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要禍亂中國，必須先封住愛國學者如孔教授這樣的人物的嘴，于是，中青報通過精心策劃——“貓眼看人”那篇毫無影響力的“指控”，是2011年11月12日2:50（見不得人之流，看來是深諳 “深夜攻勢”這一招，總是深更半夜地推出卑劣不堪的造謠貨色），而中青報卻于今天才突然發力，費時近三個月倒騰出來的東西，也不過如此——使出一招“圍魏救趙”，讓你孔教授無暇他顧，渾身是蟻。于是，萬馬齊喑，資本勢力毫無抵抗、明目張膽地入主中國的各行各業，全面私有化，指日可待。這就是在這個微妙時刻，中青報及“貓眼看人”以及其背后的一些人物，對孔慶東教授進行栽贓的根本原因。他們，并不是什么“學術打假”，而是赤裸裸地政治構陷與政治迫害，“項莊舞劍”，其意不言也明！
附：
北大教授孔慶東著作涉嫌抄襲
http://www.sina.com.cn
自稱“非學術性讀物”不存在“爭奪觀點發明權等麻煩”
北大孔慶東教授被指涉嫌抄襲
本報記者 張國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多年前的著作最近被讀者指出涉嫌抄襲。一位讀者比對了他的《青樓文化》一書以及南開大學教授陶慕寧等學者的作品，認為存在剽竊行為。
這位讀者以“萊卡”為名在網絡論壇“凱迪社區”指出，孔慶東的剽竊不是簡單的照搬，而是改頭換面。“就像是偷了人家一輛汽車，使用前重新噴噴漆。”
在回答中國青年報(微博)記者求證時，南開中文系古代文學教授陶慕寧說，孔慶東的確抄襲了自己的作品。
陶慕寧于1993年出版了《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這是一部大約25萬字、被同行引用頗多的古代文學研究著作，2006年再版。他還在南開大學中文系長期為高年級本科學生開設同名的選修課。
主攻中國現代文學的孔慶東，最早于1995年在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了《青樓文化》，2008年改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全書10萬字左右。
“萊卡”認為，兩部介紹青樓文化的作品，文字不完全等同，問題在于，兩位作者引用的文獻材料、這些材料出現的次序、作者對于材料的總結都大致相同，屬于竊取文義。
譬如，陶慕寧指出，“‘青樓’一詞起初與妓女絲毫無涉，只是一種閥閱之家的代稱”，至唐代才比較廣泛地指代妓女所居。他以曹植《美女篇》、《太平御覽》、《晉書•麴允傳》、江總《閨怨詩》、江淹《西洲曲》、傅玄《艷歌行》等的詞句為證。
陶慕寧對記者證實，“青樓”的出處是他通過研究、考據得來的。
而孔慶東寫的是：“‘青樓’一詞，起初所指并非妓院，而只是一般比較華麗的屋宇，有時則作為豪門高戶的代稱。”他同樣引用了曹植《美女篇》、《太平御覽》、《晉書•麴允傳》、江總《閨怨詩》、江淹《西洲曲》、傅玄《艷歌行》等的詞句。
“實事求是看他的東西，再看我的東西，就會明白，他確實抄襲。”陶慕寧說，《青樓文化》一書的基本框架和觀點是抄來的，只是換了一些表述方式。
“萊卡”注意到，兩位作者都提及了謝眺的兩首詩，陶慕寧寫的是，“再如南齊謝眺的兩首‘聽妓’詩”，孔慶東寫的是“再看謝眺的兩首‘聽妓’詩”，這看似沒有問題。但謝眺原作題為《夜聽妓》(二首)，陶慕寧稱其為“兩首‘聽妓’詩”，不是常規用法，而孔慶東引用《夜聽妓》時也以“兩首‘聽妓’詩”指代，太過湊巧。
在《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中，陶慕寧提到：“白居易一生幾乎是與妓女聲色相始終的。他不僅蓄有眾多家妓，而且隨著他游宦處所的更變，結識了數以百計的各地的青樓女子。較之元稹，白居易在這個問題上要坦誠率真得多……”
孔慶東寫的是：“白大詩人一生同情勞動人民，尤其對妓女，更是愛憐有加。他自家養了至少一個加強班的家妓，還借工作調動之便，在祖國各地先后結識了數以百計的青樓女子。不過，白居易為人光明磊落，對此既不掩飾，也不巧辯。”
分析白居易《琵琶行》時，陶慕寧認為可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描摹妓女彈琵琶的音樂；第二層次凝練概括妓女一生遭遇；第三層次將詩人自己的孤獨之感與琵琶女的撫今追昔之痛聯系起來，提煉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人生哲理。孔慶東則稱該詩有“三絕”，一是寫出了琵琶女的藝術才華，二是凝練概括了琵琶女的生平，三是把琵琶女的命運與自己的命運聯系起來，寫出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名句。“萊卡”認為，無論是層次的劃分，還是對各層次內容的概括和評價，二者都是“驚人的一致”。
孔慶東在書中一處專門注明了“據陶慕寧先生鉤輯”。陶慕寧說，孔慶東通篇只提了這么一句，其他部分不再注明來源，看上去“好像都是他自己的見解了”，“其實后面還是我的”。
陶慕寧最早注意到孔慶東的作品不是《青樓文化》，而是《空山瘋語》，其中有130多頁的篇幅涉及青樓文化，內容與《青樓文化》一書大致無異。該書封底稱，“酣暢淋漓地展現了作者淵博豐厚的學識和輕松活潑的語言天賦”。
大約在3年前，陶慕寧家人無意間讀到《空山瘋語》。當時，他的女兒——一位文學專業畢業生，仔細讀了一遍，拍案大怒，發現基本“變相地照搬”了陶慕寧的作品。
2009年，陶慕寧本人在澳門大學訪問時，見到該校圖書館藏有一本題為《青樓文化》的著作。出于對同領域作品的興趣，他借閱了出來，結果“一看就生氣了”。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孔慶東還出過這本著作，而且已經銷售了十幾年。
后來，陶慕寧指導的一些研究生也發現了孔慶東作品中的抄襲行為，想要公開撰文點名批評。但陶慕寧說，自己雖然被抄得“很不愉快”，但自身事務繁忙，無暇顧及。而且孔慶東近年來知名度較高，自己不愿被視為那種“借打名人給自己出名的人”。
事實上，陶慕寧2005年為《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再版所寫的跋文中，就已言明，該書被眾多論著大肆抄襲，有些作品的框架、理路、觀點與自己的毫無二致，但刻意避免照抄文字，局外人很容易被蒙混過去。他的態度是，“我實在不屑也沒工夫與此輩對簿公堂”，而且對方“或許有什么抓項目、評職稱的難處”。
如今，陶慕寧也注意到讀者“萊卡”對于孔慶東涉嫌抄襲的指責。他認為，孔慶東做的是“非常低級的抄襲”。
“能看得出來他沒有(相關的)研究。”陶慕寧說：“我自己寫的東西，我心里太有數了，你抄沒抄，我一眼就看得出來。”
“萊卡”還指出，孔慶東《青樓文化》的一些內容還與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劉達臨1993年的著作《中國古代性文化》的描寫如出一轍。
在《中國古代性文化》中，劉達臨論及春秋時期的齊國宰相管仲最早設置官妓，作用包括為國家增加收入、緩和社會矛盾、吸引游士、供齊桓公娛樂等4點，并指出管仲此舉引來各國紛紛效仿，有些國家還利用妓女來制服強國，后世的所謂“美人計”、“色情間諜”，可能源出于此。
而孔慶東在《青樓文化》中也指出，最早發明官妓的是管仲，其作用一是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二是有利于社會安定，三是吸引大量人才，四是以妓制敵，與劉達臨的觀點極為相似。
“萊卡”說，孔慶東在此處犯了一個低級錯誤。劉達臨原文指出，利用妓女來制服強國的是管仲的效仿者，而非管仲本人。而孔慶東卻在論述“以妓制敵，兵不血刃”時，稱贊“管仲真不愧是千古奇才”，似乎在說管仲就已有了“以妓制敵”的做法。
劉達臨還舉了幾乎與管仲同期的雅典的政治改革家梭倫創立國營妓院的例子，形容此舉“受到群眾的贊美，滿足了許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護了良家婦女，使她們出門時免受一些壯年男子的追逐”。孔慶東也以此為例，寫的是：“此舉深受廣大群眾稱贊，他們說這不僅滿足了許多青年男子的要求，而且最有效地保護了良家婦女，使她們出門時免受一些壯年男子的追逐。”
此外，“萊卡”還挑出了孔慶東書中引用古代文獻時一些讓人費解的錯誤。比如“襄國妖女”寫成“襄國妓女”，“蛾眉漸成光”寫為“蛾月漸成光”，“朝舞開春閣”寫為“胡舞開春閣”， “微睇托含辭”寫為“微睇記含辭”，“上客光四座”寫為“上客充四座”，“掛釵報纓絕”寫為“掛釵報纓繩”，《春夜看妓》詩的作者簡文帝，被寫成了梁元帝。
在《青樓文化》的序言中，孔慶東稱這是一本“追求雅俗共賞的非學術性讀物”，“當然必須最大限度地減少那些考證、摘引、勘誤、補遺、糾謬等等令人生厭的內容，盡量直接切入對象”。
他還表示：“個人見解與未加注明的他人見解泥沙俱下，其中難免存在誤讀和曲解”。“這些都需要先請讀者和本書所借鑒的著作的作者予以包涵。好在這只是一本非專業性讀物，不存在留名傳世以及爭奪觀點發明權等麻煩。”
《青樓文化》書末專門為讀者列出了10本“參考書目”，包括陶慕寧的《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和劉達臨的《中國古代性文化》。
而在后記中，孔慶東再次強調：“作為一本非學術性的‘科普’讀物，基本上還可以交差。無論從知識的介紹上還是涉及的問題上，自認為點與面的結合處理得還算妥切。但是總覺挖掘尚淺，平面羅列有余，而縱深開拓不足。材料準備也很不充分，使這支筆難以做到游刃有余。”
他表示：“這些都是由于未曾對青樓文化進行過長期細致的專門研究而導致的必然結果。”
陶慕寧教授對此評價：“沒有研究你干嘛出書啊？”
孔慶東本人公開表達過對抄襲的批評。在自己主持的一檔網絡視頻節目中，他針對“方舟子舉報朱學勤抄襲事件”點評指出：“我們要看到中國學術界的學風的確非常不正，抄襲的事情特別多，當然界定什么是抄襲，這個要非常謹慎。但是不規范的這種做法是非常多的，我本人在學術界，我自己就看到大量的抄襲的現象，實實在在的抄襲，整段整段的，甚至整篇整篇。當然發生在學生身上，主要是我們老師要求不嚴，但是也有一些發生在學者身上。我覺得這個時代，不是一兩個人的問題，我們要反省，我們的學術制度是有錯誤的。”
“我們國家勇于打假的人太少了，還不夠，我們不但要向復旦(微博)大學挑戰，還要向北大、清華(挑戰)，我們要嚴格要求自我，加強監督，凈化學術風氣。”孔慶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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