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行長佐立克日前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世行與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炮制的所謂“中國改革建議書”。對佐立克來說,似乎是“佐太公釣魚,愿者上鉤”,純粹一副白求恩大夫的心腸——可全是為了中國好啊,為了中國的高收入啊!他想說的都已說了,中國政府上不上當,哪是中國政府的事。至于杜建國這樣的小人物鬧場,在中國當然是件新鮮事;但對于在華爾街、華盛頓奮斗不息了大半輩子的佐立克來說,99%反對1%的“占領華爾街”的抗議,他都從沒當回事,怎么會為杜建國的出現眨眨眼皮?這就是實力啊!
不過,佐立克真像他自己裝的那樣,是中國改革的局外人嗎?只是當當票友、提提建議、走走秀、當回中國改革舞臺上的“芙蓉姐姐”?當然不是,地球人都知道他不是;因為華爾街、華盛頓不養這類動物。佐立克與中國改革的關系遠不是那么簡單。
這段日子,人們都在議論所謂中國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其實,佐立克代表的,就是在中國改革中劫掠了極大財富的一個集團——國際壟斷資本集團。這一集團一方面打著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的旗號,另一方面卻是為國際壟斷資本打開中國市場、開拓利潤積累空間而奔走不息的。最近數十年間,國際壟斷資本還在中國培養了一個能量極大的依附性的買辦勢力和知識分子群體。利用買辦勢力,他們能夠有效游說中國政府、左右中國政府的決策,將大量贏利能力極好的國有大企業優先向國際壟斷資本私有化,將本屬于中國人民的利益劫掠而去。為此,他們還花費大量金錢,收買了中國國內的一部分無良知識分子(包括大眾媒體),加強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所謂經濟智庫的“互利合作”,從而為制造有利于國際壟斷資本的輿論服務。
佐立克之輩的這一套套把戲,并不是從中國才開始演的。實際上,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利用拉美陷入債務危機之際,佐立克們就“幫助”拉美國家完成了一次次的改革,結果使拉美經濟出現了劇烈動蕩、并陷入了長期衰退,至今未能走出困境。之后,便是蘇聯和東歐的轉軌故事,結果不僅原有的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被“休克”、被摧毀,而且大量民族資本、甚至土地資源都被出讓給外國投資人。按照波蘭裔美國經濟學家波茲南斯基的話說,由于民族資產被剝奪,東歐諸國淪為了只能依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奴隸民族,前途十分暗淡。冷戰中蘇聯東歐巨變,還使非洲國家陷入了困境,在佐立克們的威逼利誘之下,非洲許多國家也開始了所謂“結構調整”改革,但其結果卻是被引誘“一步步走向地獄”(斯蒂格利茨語)。
現在,世界經濟正處于巨大的危機之中。如何擺脫這場危機,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事實上并無良策。但對國際壟斷資本來說,如果能夠劫取中國的財富而代之,則是大大有利于他們擺脫危機的選擇。這樣,中國的國有企業已經淪為國際壟斷資本、以及依附于他們的中國買辦勢力及知識分子群體的最有價值的獵物。一旦捕獵成功,他們將獲得巨額收益。正因此,表面看來對杜建國抗議“十分淡定”的佐立克們,其實想必十分害怕中國人民識破他們的奸計,并拒絕鉆進他們預設的圈套。從這個意義上說,杜建國的抗議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瓜分并摧毀中國國有企業,佐立克們找出了一堆似是而非的理由——效益效率、共同富裕、國進民退等等,但其中沒有一個是真的。真正的理由就在于,只有完成中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投資銀行家們才能做成一筆筆大生意,國際壟斷資本才能取中國市場、產能、資源和利潤而代之,中國買辦勢力和某些知識分子才能獲得一筆筆傭金,并繼續成為國際壟斷資本在中國的利益代理。這種景象,可以套用普京評價“人權高于主權”時說的一句話:“我相信人權高于主權,問題是它不能成為某些人的幌子。”我們也承認中國國有企業存在問題,需要進一步改革完善,但是,這不能成為國際壟斷資本可以恣意劫掠的幌子!
可嘆的是,中國的大眾媒體從業人員,雖然他們自身大多是些普通打工崽、打工妹,卻對此似乎一無所知、或者知之甚少,因而,真正象杜建國一樣挺身而出捍衛大眾利益的媒體人,十分少見。歷史將證明,此刻將成為中國媒體人為之慚愧的時刻,甚至是某些知識分子、媒體人給自己書寫恥辱的時刻!
最近有一段時間,如吳敬璉之類的專家始終指責國有企業是既得利益集團。果然如此嗎?最近20多年里,中國的國有企業發生了哪些變化?第一,國有企業的數量減少了,第二,大量工人下崗,具體數字有的說5000萬、有的說8000萬,還有說超過10000萬;第三,中國國有企業中的相當一部分已被私有化,而國際壟斷資本、買辦以及少數國企的高管(他們事實上與國際壟斷資本、買辦和權貴們存在合謀關系)從中獲得了巨額利潤。從總體上說,絕大多數的中國勞工,經受了下崗、減薪、工時延長、勞動條件惡化等一系列變化。這樣一種變化,是既得利益嗎?吳敬璉之類專家的指責,無非是希望今天尚未下崗的中國勞工(當然也包括國有企業的雇員)也變得象已下崗的工人一樣無依無靠、風雨飄搖,也許到那時,勞工們再無一絲半縷的既得利益了,吳敬璉們才會頌揚那是“完善的市場經濟”吧?對于吳敬璉們來說,挑撥在崗工人和下崗工人的團結,利用下崗工人的不幸以激起他們對在崗工人的敵視,從而讓工人階級互相敵對,不是早已成為他們非常熟悉、屢試不爽的把戲嗎?然而,這一次,杜建國們開始站出來,并勇敢地揭露這一無恥的挑撥,高聲抗議、反對繼續私有化國有企業,
佐立克來了,與以往來到中國處處春風拂面、鶯歌燕舞、觥籌交錯、你歡我笑不同,這回杜建國居然也來了。佐立克當然是佐立克,可以“淡定”地說,這場面我見多了。但對于中國的買辦勢力和某些知識分子來說,卻十分不爽:這杜建國連報告內容都看不懂,居然跑到會場鬧場,太不理性、太不自信,太不知識分子了!買辦們以及某些知識分子的氣急敗壞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杜建國這一鬧,很可能會使他們的傭金減少甚至落空,這不太操蛋了嗎,這可是我們集團的既得利益啊!現在,他們大概能夠聊以自慰的是,畢竟只有一個杜建國——要是李建國、張建國、王建國、諸葛建國、司馬建國都來了,麻煩就更大了;當然,對他們而言最可怕的宿命則是,安源煤礦(快一個世紀前的事了吧)、通化鋼鐵(這事發生在不久前)的工人們絕不能來!
一個杜建國站出來了,當面質疑國際壟斷資本及依附于他們的買辦勢力、無良知識分子,這是中國勞動者覺悟的信號,當然也是中國勞動者或獨立學者的光榮。要知道,今天中國的勞動者,事實上都是“獨立學者”,哪一個不是在實踐中才覺悟的?不獨立學、獨立思考,真理不會自己長在人們的腦子里。當成千上萬個杜建國站出來的時候,國際壟斷資本和中國買辦勢力、無良知識分子狼狽為奸、任意劫掠中國國有企業和中國勞動者的如意算盤,就不那么好打了。佐立克們、劉世錦們、袁鋼明們的“淡定”也將轉化為焦慮、甚至恐懼和無奈。任何一個靠勞動生存的人們,或早或晚,都將成為杜建國的同情者、支持者,甚至戰友和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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