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誰能“猶不失為富家翁”？

2030年，誰能“猶不失為富家翁”？

——新一輪私有化改革的惡果及救贖

地球村過客

一

　　十年一度的大換屆前夜，政治形勢總是比較復雜。但今年的情況尤其復雜。王立軍事件尚有余波，以“改革派”自命的政治勢力又掀起了一個空前大潮，弄濕了不少人的衣裳。這次“改革大潮”策劃之精、來勢之陡、聲勢之大，只能用“空前”來形容。

　　上一次改革大潮，出現在1992年。當時鄧公只身南巡，以布衣之身、只手之力，一舉扭轉世勢，實為英雄獨力創造歷史的難得實例。這次新的改革大潮雖然自比于鄧公南巡，但其實質迥異于二十年前，呈現出時空交錯、上下呼應、內外聯動、目標集中的新特點。所謂“時空交錯”，是弄潮兒們借紀念鄧公南巡講話20年之機，以作古圣人喚醒當今愚人；所謂“上下呼應”，是高層干部與學者珠聯碧合，合聲齊唱“不改革是死路一條”；所謂“內外聯動”，是攜手世行行長佐力克等外國政要，同聲呼吁以改革拯救中國；所謂“目標集中”，是本次改革大潮不再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路線，轉而高舉教條主義大旗，死搬西方初級經濟學教科書，立志創造一個符合教科書規定的私有化市場化國家。

　　現在，局外人還不知道，為什么主張私有化“改革派”會在這個時候采取這個令人吃驚的行動。我們只能簡單地斷定，“改革派”已經厭倦了爭論和民意所帶來的無盡糾纏，決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利用手中尚存的國家強制力，打破“公”與“私”這兩種政治勢力的微妙平衡。顯然，他們認為鄧公當年公開內部爭端以推動改革的策略也是如今的現實選擇。基于這一判斷，先是由學者來倡導“壟斷國企導致貧富分化”，并且質問“中國距離市場化還有多少年”，以此把“改革”的方向精確定位在“私有化”和“市場化”上，這是造輿論；然后由政界人士發聲，高聲斷言“不改革是死路一條”，借助人們的求生畏死本能獲得改革的推動力，這是定基調；次后是著名的人民日報嗆聲，聲言“寧要微言，不要危機”，意喻本輪改革仍將秉持“不爭論”的原則，以極權主義手法強行推進，這是發公告；最后，是由代表全球經濟精英的世行行長佐立克出面，論述中國國企私有化的緊迫性，以其權威身份，在理論上敲定中國改革的根本方向，這是借外力。

　　在全國人代會即將開幕的情況下，這種立體戰略被西方報紙稱為“閃電戰”。不難分析，以私有化為基本方向的改革內容，將迅速出現在供人大代表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由于“改革派”采取了急襲戰術，加上人大代表普遍具有的官方身份，這些內容如果出現在報告中，也勢必在甚少受到質疑的情況下，順利獲得人代會批準，從而成為法律，并在國家強制力的保障之下得以實施。

　　除非高層決策者反對意見太大，從而使私有化的敏感內容從一開始起就不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否則上述結果將不會存在多少懸念。因此，現在與其去爭一個不可能的結局，不如對這個結局作一個現實的分析，以便對我們不曾預期的未來有所準備。我認為，對于這場改革的結果，不宜抱任何幻想。它絕不會像佐立克所承諾的那樣，通向一個繁榮而自由的國度。相反，它是一個畫餅，正如當年新自由主義的創作者們給蘇聯人民畫的那個餅一樣，改革的主導者將享有短期的利益，而被改革的民眾將承受長期動蕩的災難。不過，我隨后將證明，即使那些短期利益也是“畫餅”，在這場災難中，所有人都會是犧牲者。

二

　　就目前來看，這場擬議中的私有化改革將產生四個致命后果。

　　這場私有化改革的第一個后果，是執政黨徹底喪失其道義基礎。我們必須問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改革的目標是什么？對此，“改革派”斬釘截鐵地告訴我們：中國改革的目標是私有化和市場化！那么，我們不妨接著追問：這是鄧公生前定下的目標，還是你們重新確定的目標？這個時候，盡管“改革派”們高舉著“繼承小平遺志，將改革進行到底”的大旗，恐怕也不免躊躇。至少二十年前他們在鄧公面前，絕對無膽聲稱“我們改革的目標，就是徹底的市場化、私有化”！由此，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出，當代“改革派”的改革目標已經嚴重背離了鄧公原先的設計。鄧公生前從未將全盤私有化市場化亦即資本主義化作為改革的方向。他說：“中國的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搞資本主義。”他所構想的改革，是通過鞏固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來實現共同富裕。共富，這是改革開放的道義基礎所在。正是因為如此，第三代、第四代領導核心對于私有化問題都至為謹慎，不主張將國有企業變成私有財產。如果“改革派”不顧一切地推進國企私有化，那么不僅背叛了鄧公的改革事業，而且將進一步擴大和固化已經十分嚴重的貧富分化，導致執政黨喪失其賴以執政的道義基礎。

　　這場私有化改革的第二個后果，是執政黨徹底喪失其經濟資源。已經有人注意到，佐立克是在歐美私有化市場經濟遇到重大麻煩的大背景下，來華推銷其私有化路線的。這無疑是具有諷刺意味的：難道一個病人有資格向一個壯漢推銷使自己致病的藥方，以治療后者三十年后“必然”發生的病癥！多年的事實證明，事實上恰恰佐立克試圖根除的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為中國經濟健康運行的提供了根基和保障。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國務院及其發改委、財政部的高層官員應該比任何人都明白這樣一個事實：如果沒有國有經濟的存在，那么中國經濟早在十年前就一蹶不振了。至少最近房價調控和打擊非法集資的實踐表明：如果任由不受政府控制的私有經濟按照市場規律自由追逐其利潤，中國經濟必然毫無懸念地崩潰瓦解；在遏制私人資金資源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服從政府調控的國有經濟發揮支撐作用，中國經濟也必然毫無懸念地崩潰瓦解。這無疑能夠為我們提供一個未來啟示錄：如果現在推進國企私有化改革，那么下一屆政府將在遇到經濟困難的時候，發現自己無法控制因盲目追求利潤而陷入混亂的宏觀經濟，將被迫在重新國有化和堅持新自由主義信條之間作出選擇，于是不得不面臨有產者或無產者的不滿，最終面臨國內政治動蕩的悲劇前景。

　　這場私有化改革的第三個后果，是執政黨徹底喪失其政治支持。如果中國國企基本完成私有化改革，那么中共將面臨一個重大質疑：在一個私有化的社會，必須由共產黨來執政嗎？對此，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共產黨秉持以共產主義為目標的政治綱領，這在法理上與私有制完全不兼容；此外，私有制市場化的社會必然是兩極分化的社會，其不可調和的利益沖突也絕不容許單一政黨長期執政——除非這個政黨具有精神分裂癥狀，可以同時代表對立的利益訴求。私有化改革帶來的還不僅是合法性危機，還在現實中產生了執政黨自我孤立的效果。在政府高官和人民日報就私有化改革表態后，網上出現一邊倒的強烈反對意見，這在中共執政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其實已經暗示著執政危機的出現。特別是“寧要微詞、不要危機”的幼稚論調出現后，政府原先高調倡導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被自我否定，熱心政治的民眾發現自己的觀點立場竟然被政府當做“微詞”而棄若鄙屐。由此產生的政治挫折感，如果不是導致政治冷漠，就是導致政治疏離。現在執政黨不得不面臨這樣一個現實：它的主要支持者正是公有制的支持者，但隨著私有制改革在“不爭論”中蠻橫推進，他們將帶著刻骨銘心的失敗感，轉而支持“一人一票”的政治模式。這只意味著一個結果：執政黨將不再具有長期執政所需要的群眾基礎，將無法應對可能發生的社會動蕩。

　　這場私有化改革的第四個后果，是執政黨徹底喪失其社會根基。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次私有化改革竟然是以“反對壟斷、追求公平”的名義進行的。據某些政府高官和經濟學家們精心考證，中國社會不公的根源，竟然是壟斷性國有企業（而不是私有資本權貴）的存在！面對這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結論，我們必須問一個問題：在壟斷性國企私有化改革后，分配就公平了嗎？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否！因為貧富分化是人與人之間的財富分布不均，而非個人與法人之間的財富分布不均。這樣，即使按照一人一股的方式分了國有資產，分配不公也不會有任何改善，因為這改變不了人際貧富不均的現實。更麻煩的是，所謂“改革派”在因搞混概念而強調私有化的緊迫性時，并未設想過“一人一股”的方案，他們更提倡“私人資本進入國企”，亦即個人必須出錢購買國有資產。這樣一來，事情變得更為簡單了：除非你是有錢人，否則別做夢占有一丁點原國有資產！而且由于被國企多系自然壟斷型企業，因此它們私有化的結果并不是自由競爭，而是出現一批壟斷性私有企業。于是，這場國企私有化運動的結果只能是：富者益富、窮者益窮！這個過程的實質，則是大量民眾將被動地切斷與執政黨的利益聯系，要么向私有經濟巨頭效忠，要么與之形成階級對峙。這個結果對于政府來說將是災難性的，因為它既然不可能反對自己一手創造的私有經濟巨獸，就只得與私有經濟寡頭結成利益聯盟，從而換取必要的政治和經濟支持，于是徹底喪失其獨立性，在即將來臨的階級沖突中站在一個尷尬的位置，最終不得不淪為社會動蕩的犧牲品。

三

　　只要“改革派”堅定不移不容置疑地推進國企私有化，上述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這場改革得以實施，那么下一代領導集體將面臨高度集中的治理危機：一方面，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新資產階層要求更多的政治權利；另一方面，陷入絕境的草根階層強烈要求改變經濟和政治現狀。如果滿足前者的要求，那么這個國家將成為金錢統治一切的國家，必然引發草根階層的憤怒和反抗；但對于草根階層的愿望，政府由于喪失了原有的國有經濟資源，因此除非敢于損害私人經濟寡頭的利益，否則根本不可能向草根階層提供新的利益和權利空間。在這種國家力量被極度弱化的前景中，已經無法從體制內解決利益沖突問題，唯一的出路可能就是爆燃式崩潰。

　　廣東烏坎事件就是一次小型的預演。

　　對于這種前景，我不相信所謂的“改革派”會毫無預感。其實，一些所謂“精英”是有預感的，所以他們寧愿違背學術道德，以偷換概念、公然說謊等卑劣手段促進這場改革，這充分說明他們“改革”的出發點并不是學術上的推理，也不是解決現實存在的問題，而是出于某種別有用心的考慮。正如一些海外分析者指出：權貴們推進私有化改革的目的，當是出于對中國前途的擔憂，遂以前蘇聯為鑒，預先將巨大的國有資產進行有利于自己的分配，以求在發生政權更迭等事件后確保自身利益長期化。對于這種心理，不妨稱之為“曹爽情結”。當年，曹爽在司馬氏發動政變的危機中，決定采取不反抗的策略，因為他自以為已經積累了一大筆財富，即使下野，“猶不失為富家翁也”。曹爽的結局是悲劇的，那么“改革者”們因私有化而導致國家危機之后，是否也“不失為富家翁”呢？我對這種可能性深感懷疑。因為在劇烈的政治社會動蕩中，任何預先的安排都可能是無效的。由于中國社會積郁的怨恨實在太深太厚，如果爆發社會危機，將不會是蘇聯那種“來自上層的革命”，而很可能是明末悲劇的重演。在蘇聯的革命中，一些官員依靠權力而在一夜間成為巨富，但在三百六十多年前的明季革命中，除了才智和人品，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保證一個人的生命安全，財富則更招致殺身亡家的禍根。

　　要避免這場災難，我們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最高決策層中支持公有制的正確意見重新占據上風。無疑，最高決策層的爭論是激烈的，但結果仍然是不明朗的。我認為：在這個生死悠關的重大歷史關頭，與其努力維護一個不必要的“團結和諧”假相，毋寧亮明底線、站穩陣地，讓執政黨的支持者重新獲得信心和希望。如果出現這種最優結果，導致國企私有化的圖謀未能實現，那么我們可以推進另一個方向的改革。這個改革，是以鞏固現有政治結構為基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為目標，必然能夠打開中國的新一輪發展空間。

四

　　私有制市場經濟體無法實現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這已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所以，在鄧公所設想的改革中，必須始終由執政黨牢牢控制關鍵性的經濟資源，這是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證。唯有如此，執政黨才能按照自己的意圖，對經濟運行、社會分配進行有效調節，對社會矛盾、階級沖突進行有效控制，而不是面對私有化市場經濟機制這個自行其是的巨大怪獸而束手無策。但是，我并不想在為現狀辯護并主張堅決維護現狀。相反，我們必須進行改革，但我們必須立足于鄧公的初始設想，以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為目標，進行一場涉及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層面的重大改革。

　　在政治方面，必須稀釋“不爭論”的極權主義，向普通民眾開放政治參與權。在最近的私有化改革大潮中，所謂“改革派”已經揭示出他們早先倡導的“政治體制改革”其實旨在建立高度極權的專制主義，在決策過程中完全排除民眾的參與。這是社會動蕩之根，根本不具有改革的進步性。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賦予民眾說話的空間，當務之急就是徹底打破極右勢力對媒體的控制，引導左翼政治力量進入大眾傳媒行業，改變國內媒體界右翼獨裁的病態局面。與此同時，逐步給予民眾影響決策的機會，先可考慮對政協系統進行改革。目前，各級政協充斥著錢包鼓鼓而腦袋空空的名流巨富，思維簡單、見識淺陋，既代表不了多數民眾，也表現不出政治智慧，徒添笑料。應增強政協委員的代表性，可設定準入條件和名額比例，將名流富豪控制在20%以內，其余名額由政協機關篩選本地具有參政議政能力的中低收入階層人士擔任。這樣既可不觸及可能引發失控的選舉票決等問題，又可發揮政協的議政作用，無疑有利于中國的政治進步。

　　在經濟方面，必須采取節制私人資本的政策，為普通民眾開放致富空間。“改革者”無恥地裝做沒看見的一個現實是：普通民眾的“仇富”，仇的并不是國企，更不是政府，而是腰纏萬貫的私人巨富。這些人的財富來源普遍具有不合法的特點，故爾招人切齒痛恨。當前的新一輪私有化改革，則為他們攫取更多財富開啟了機會之窗，而由此形成的大資本集團，則無疑進一步阻絕了普通民眾致富的出路。這不是人民所要求的改革。普通民眾要求的改革，是政府要掐住“馬太效應”的咽喉，讓貧者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基于這一目標，開征累進的財產稅是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而要走出這一步，就必須建立公民申報財產制度，這其實是與民眾強烈要求的官員公開財產問題是相表里的。這自然會招致暴富階層和官員的反對。但若不采取此步驟，就無法讓普通百姓相信政府是代表廣大民眾利益的政府，而不是被巨富階層綁架的政府，這不利于執政地位的可持續性。與此同時，必須限制國內外私人大資本對經濟社會領域的無限滲透，特別是要遏制大資本對第三產業的壟斷，盡可能為普通小微企業保留生存空間。此外，必須提防國內外私人大資本任意占有不可再生的土地、礦產、河流等資源，因為中國畢竟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如果自然資源基本私有化市場化，必然導致政府不可能為無產者提供生活資源，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在國企方面，必須改變國有企業的管理思路，充分發揮其公益性特長。“改革派”通過偷換概念，試圖誤導人們把國企看作與民爭利的經濟怪胎。但事實上國有企業并不是普通的市場經濟主體，它具有很重要的公益性。例如：它通過提供低價的服務和產品，減少社會生產的總成本，從而為社會創造巨大的財富空間；在經濟遇到困難的時期，它忠實地執行政府的指令，從而調節經濟運行態勢；它模范地落實國家的勞動法規，從而為各類企業實行人性化管理提供了示范……然而，由于政府管理者的失誤，我國國企被等同于普通的市場主體，其經濟效益指標被過度強調，導致國有企業職能被扭曲，為不懷好意者留下了制造輿論的空間。現在的迫切任務，是重新強調國有企業的公益特性，并以此為出發點對國企進行改革，這樣方可使國企重新成為政府手中的重要調控工具，在改革發展中扮演重要而有益的角色。如果一賣了之，政府無疑將立即失去對經濟形勢的控制能力，被迫在市場經濟的波動和權貴階層的操控中無所適從，最后為災難敞開大門。

　　新時代的改革任務非止于此。但無論怎樣改革，其方向必須是社會主義的而非資本主義的，其途徑必須是現實主義的而非教條主義的，這自是情理中的事情。不改革是死路一條，這固然是鄧公的著名警告。但鄧公同時也警告我們：走資本主義道路也是死路一條。這是硬幣的正反面，缺一不可。作為改革者，我們是對鄧公理論采取斷章取義的實用主義立場，還是在全面理解鄧公思想的基礎上實施之，這不僅是一個涉及背叛與忠誠的立場問題，更是一個事關生存與死亡的重大問題。如果不能正確處理這個問題，2030年的今天，我們將不會在佐立克承諾的溫柔鄉中做著富貴夢，而是在生死場的血泊中尋找幾乎無望的生存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