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改革宜緩不宜急——對“杜建國抗議”的個人解讀

改革宜緩不宜急——對“杜建國抗議”的個人解讀

★郭松民  

聽到獨立學者杜建國闖入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的記者會進行抗議（2月29日《京華時報》）的消息后，我沒有感到奇怪。近幾個月來，我和杜建國接觸頗多，他是我擔任編輯的《國企》雜志“研究”欄目的作者，我們經常有面對面交流的機會，他維護國有企業、希望中國民族經濟強大的立場是很鮮明的，也是一以貫之的。

有媒體說，杜建國是一個既得利益者，這完全是惡意抹黑。據我所知，杜的確是一個獨立學者，獨立到靠極不穩定的稿費為生，蝸居在北京北五環外的一處出租房中，生存狀況和“北漂”差不多。他也曾輾轉于幾個非主流的網站，但這些網站在經濟也都處于入不敷出的狀態，并無多少利益可以“既得”。杜之所以采取這樣的立場，完全是出于一個學者良知。

如何看待杜建國的行為？我認為，這可以被稱為公民表達，屬于言論自由的范疇。杜雖然一度打斷了佐利克記者會的預定程序，但他一直在溫和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并沒有任何過激或暴力行為，即便在受到那位白人保安的拉扯、推撞的時候，他依然保持平靜。國有企業改革涉及的全民的利益，每個公民都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關鍵是如何才能合法、有效地行使這種權利？在這方面，杜建國為公民做出了表率。

杜建國在他現場散發的材料中說，“世行的報告對中國是一劑毒藥，對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不會帶來任何益處。”這不是沒有道理的。比如，世行報告給中國開出的第一個藥方是要求國有銀行進行私有化，理由是這樣才能建立起更強大、更獨立、更靈活的私有銀行體系，才能夠促進企業創新。但這樣的教條，事實上早已經被美國金融業自己的實踐所證偽，因為美國的銀行主要都是私有銀行，包括大名鼎鼎、舉足輕重的美聯儲都是私有的，但是美國的銀行業卻并沒有去促進企業創新，反而沿著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路徑，進行金融創新，設計生產了大量有毒的“金融衍生品”，使美國經濟從世界上最強大的實體經濟，蛻變最大規模的“投機賭博新經濟”，最后不但將美國玩殘，而且將全世界也都拖入了金融危機的泥潭。

杜建國的行動以及其在網上所引起的高度認同還表明，1990年代以來以所謂明晰產權為目的的國企改革，確實存在嚴重問題。首先，國企改制導致大量工人下崗，他們的生存狀況因此急劇惡化；其次，國企改制造就了一批急劇暴富的富豪——這兩個后果共同構成了中國貧富差距擴大基本原因——最后，國企改制還催生了腐敗。在所有這些問題都沒有得到認真反思，并對公眾作出一個另他們感到滿意的交代之前，就匆忙對僅存大型央企下手，鼓吹所謂“閃電式改革”，自然會引起社會公眾的不安全感，乃至強烈不滿，杜建國的抗議行為就是這種不滿的一種正常反應。

最后，杜建國的抗議還表明，中國需要重新校正經濟改革的目標。此前的經濟改革，雖然說是摸著石頭過河，但大家都知道是以美國模式為模仿對象的，“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但2008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表明，美國模式存在著內在的、自身無法克服的嚴重缺陷。那么如此一來，今后中國的經濟改革究竟朝什么方向演進？是繼續搞“完美的市場經濟”，還是搞一種真正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能夠惠及大多數人利益的經濟模式？所有這一切，都需要形成新的全民共識。而在這種共識形成之前，改革宜緩不宜急，如果在缺乏共識的情況下強行推進改革，估計類似“杜建國抗議”這樣的事件會越來越多。

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20120229/04431147698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