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110810堅持無產階級民主與法制是公有制的根本保證
人民民主是專政的形式，是由無產階級的性質決定的。無產階級法制是具體的措施與手段，無產階級法律要靠人民民主去制訂，無產階級民主需要法律去保護，二者是對立統一的關系，是相輔相承、互為作用、共同存在的。在78年前近三十年的公有制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踐中，積累了大量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民主與法制總體上執行了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路線，是好的是正確的，確保了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順利進行，并取得前所未有的輝煌成就。但在毛澤東主席逝世后一個月，黨內就出現違法亂紀的政變，人民公社集體經濟被破壞和解散，“工人階級必需領導一切”的政治權力被取消，國家政權性質發生根本性的化，使工人階級的共產黨變成官僚階級的黨，質到變賣國有資產，推行國企私有化，社會主義公有制被瓦解，只剩下社會主義的皮與殼。為何資本義復辟如此輕而易舉？屢屢得手？除了毛澤東主席所指出的黨內走資派，社會基礎，群眾覺悟，傳統觀念等主原因之外，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因，那就是公有制下的人民民主與法制不夠建全，沒有細化，人民沒有選舉權決策權，沒有具體的法律來限制、阻止、懲罰復辟資本主義私有制者。
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即是人民民主——本提法是為了區別三十年來含糊不清的“社會主義法制”因為有封建社會主義、資本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主義，而走資派提出的所謂“社會主義法制”實質上是封建加資本的社會主義法制，是少數官僚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而無產階級民主是以“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基礎的政治思想上的民主形式，這是無產階級民主的基本原則與思想內容。
所謂“無產階級法制”就是無產階級根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而制訂的據有無產階級性質的法制度，它的核心就是據有鮮明的階級性，服務對象就是公有制和全體人民，專政對象是敵人即資產階級和私有制者。因為有不同的社會主義，所以就不采用“社會主義法制”的提法，以便與走資派的提法區別開來。
無產階級民主是階級專政的方式，是制訂無產階級法律的前提和條件。“四大”民主只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即開展思想政治上的斗爭方式，是人民參政議政的權力——參政議政不等于人民執政，大民主不是具體的法律，也不是組織人事上的行政措施，更不是選舉權任免權。因為人民參政議政依然不是決策權任免權，僅僅是形式上的東西，而決策權任免權才是本質的根本的是核心。對這一點必需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而許多同志卻一直把“四大”這個民主形式當成具體的內容。這也是左派用此斗爭了許多年，也得不到政權的根本原因。換言之，利用“四大”是不可能奪取政權的，也不可能鞏固政權的。只有用槍桿子和專政工具法律才能奪取政權并鞏固政權。在這一點上許多左派都把“四大”當成是具體的措施與法律，從而誤入歧途。有些同志被資產階級法律所專政，仍舊認識不到建立健全無產階級法律的重要性，不懂得利用法律為公有制和人民服務，反而全面否定法律的作用和重要性，拱手把這個專政的工具讓給敵人。這些同志很急燥，想用最簡單地方式取得政權，固政權，被資產階級的法律專政、奴役、愚弄怕了，甚至“談法色變”，不懂得理直氣壯地提倡和推行無產階級法制，更不用說建立健全無產階級法制，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這種認識是片面的狹隘的，完全錯誤的，是有利于敵人的，因此，必需克服和糾正，必需有一個高的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法制路線。用無產階級的法律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全面專政”不能只停留在理論上，要制訂具體可行的法律，并落實到行動上。
無產階級法律是具體可行的措施與手段，是和平條件下階級專政堅強有效的工具。那么建立健全無產階級法律，實行法制，是十分關鍵和重要的。法律本質上就是階級專政的工具，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在現實中是明辨是非正誤的最終手段。而道德只是最初手段。所以法律的階級性、正確、公平與否，直接影響和制約著整個國民的意識和行為。甚至決定著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一個不道德邪惡的法律會把人們引向歧途，一個自私的私有制的法律只會把人們推向自私自利的私有制路上去。這是由法律的階級性決定的。例如改革后的刑法規定正當防衛致使犯罪分子死亡的，也要追究法律責任，最終導致違法者無人過問，邪氣壓迫了正氣，無人敢見義勇為，世風俱下，好人怕壞人。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得以修正，但社會上形成的不敢制止違法行的傾向難以糾正，這就是錯誤的法律對正義對社會造成的破壞作用。
法律不僅是處理敵我矛盾也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最終手段。如處理普通人的盜竊及民事糾紛的法律，就是人民內部的執法行為，對此要以教育為主，法律程序要以簡潔快捷為主。而針對敵我矛盾中的違法行為，首先應當從嚴立法，然后執法程序就必需繁瑣，因為這是針對敵人的法律，就要采用繁瑣哲學，用繁瑣來打擊敵人，拖垮敵人，特別是針對資產階級的人和事，要利用繁瑣主義奴役他們，拖延他們，為他們復辟資本主義設置法律上的障礙。這個障礙是簡單地好還是繁瑣好？當然愈是繁瑣愈是不利于他們復辟。假如有法律規定，解散人民公社走法律程序需要十年，那么解散的可能性就會大大減少，也會讓他們大傷腦筋。在這一點資產階級就很狡滑，用繁瑣的法程序律維護他們的統治，讓人民在時間上拖不起，經濟上負擔不起，精神上承受不起。我們為何不能用此方法對付資產階級走資派呢？
基本原理不能取代具體的措揓拖和做法。回顧過去毛澤東時代近三十年的公有制道路，我們沒有全面周蜜地利用好法律這個手段，這個專政的工具。用大民主取代具體的選舉權決質權任免權，用《憲法》取代具體的《反修正主義法》《人民公社法》《企業公有制法》。采用行政方式建立人民公社和國企，在程序上確實簡潔快捷，但我們想過沒有，一旦走資派上臺，也可以利用簡潔快捷的行政方式解散人民公社？如果當時成立人民公社后建立健全了一套法律加以保護，如果想解散它就得經過十年慢長的法律程序，那么中央那么幾個人、一紙文件就不那么靈甚至不起作用了。為什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沒有被全面否定？公有制沒有被百分之百私有代？還有它的合法性？就是因為《憲法》中有規定，要想否定它就得開人民代表大會，就得走法律程序，就有了障礙。由于沒有具體的法律保護，解散人民公社、國企私有化是不是違法的？夠判幾年刑？哪個法律條款里有定？沒有嘛！這樣一來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就毫無顧忌，順理成章了。特別是某些反人民公社的走資派，用人為地餓死人來抵毀大躍進，三面紅旗，卻沒有一個法律來追究他們殺人的罪行，破壞社會主義的罪行，這必然會助長他們人的囂張氣焰。
說了這些，很多左派同志肯定不能接受，但事實切切證明了這些。有人會說：立了法還會被走資派被改掉的，所以還是不立法好。我要反問：公有制被改掉了改成私有制了，為何我們還要復興公有制？這說明我們某些左派同志想簡單了，害怕曲折復雜的斗爭，思想上、法律上、被走資派奴役了，固化了，有意無意接受了一個反動的現實和法律，不懂得或不知道如何改變現實和法律。那么最終如何保護公有制？只能是毛主席說過的“那就是民主”。這個民主既有形式上的“四大”民主也有內容上的民選民主決策權。而這些權力又必需得到具體的法律的保護才會得以實行并安全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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