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4日人民網轉載了美國媒體的一篇報道：中國需要改革大型國企，而美國媒體的報道源于世界銀行與政府智庫聯合編制的一篇研究報告--《2030年的中國》(China 2030)，該報告“敦促北京方面縮減龐大的國企規模，使之在運營模式上更接近商業公司。” 據世界銀行行長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在宣布發布該報告的一份聲明中說，該報告就中期發展增長道路提出了若干建議，目的是幫助中國實現向高收入社會的過渡。
聽起來，真是一片好心呀，這報告是為了幫助中國實現向高收入社會的過渡，我們是不是該對世界銀行感恩戴德呀，如此的熱心幫助我們，美國媒體又是如此的熱情的推薦，據說該報告將作為《華爾街日報》的頭條發表。
世界銀行（WBG）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并列為世界兩大金融機構之一，他們的成立和聲稱的目的都是冠冕堂皇的，在這里不想多言；實際情況是，長期以來，這兩大金融機構為歐美所把持，尤其是美國，美國認購的世界銀行的股份最多，有投票權226178票，占總投票數的17.37%，世界銀行行長一職一直由美國人把持；《貨幣戰爭》中披露當1971年尼克松宣布中止黃金與美元關系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歷史使命其實就已經終結了，不過國際銀行家很快就為它們找到了新的定位：“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全球化”（聯合其深受西方教育影響的權貴精英利益集團階層顛覆其國家）。這兩大機構已經廣受批評。
著名的經濟學家季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擔任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與首席經濟師，接觸過世行大量機密文件）指出，“與19世紀一樣，歐洲人和美國人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處沖破壁壘打開市場，卻阻礙第三世界的農產品進入他們的市場。鴉片戰爭中，西方用戰爭來推行他們的不平等貿易；今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使用的金融和財政手段幾乎一樣有效。”
《貨幣戰爭》一書中對此有著更為詳盡的闡述：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國家都有同一類藥方等著他們：
第一副藥：私有化。更準確地說是賄賂化”。受援國領導人在只要同意賤價出讓國有資產，他們將得到10%的傭金，全部付到瑞士銀行的秘密賬戶上。用斯蒂格利茨的話說你會看到他們的眼睛瞪大了，那將是數十億美元的巨款！當1995年歷史上最大的賄賂發生在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時，美國財政部認為這好極了，因為我們需要葉利欽當選。我們不在乎這是否是一場腐敗的選舉。我們希望錢涌到葉利欽那里。
斯蒂格利茨并非是一名陰謀論者，他只是一位正直的學者，當他看到由于空前的腐敗造成俄羅斯經濟產出幾乎下降一半，全國陷入嚴重衰退時，作為經濟學家，良知和正義感使他對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卑劣伎倆非常不感冒。
第二副藥：資本市場自由化。從理論上講，資本自由化意味著資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可是亞洲金融風暴和巴西金融危機的實際情況是，資本自由流入來爆炒房地產、股市和匯市。在危機來臨之際，資本只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稱為熱錢的投機資本總是最先逃跑，受災國的外匯儲備在幾天甚至幾個小時之內就被吸干。IMF伸手救援的條件包括緊縮銀根，將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謬程度，這樣高的利息只會無情摧毀房地產價值，破壞工業生產能力，吸干社會多年積累的財富。
第三副藥：市場定價。當半死不活的受災國被IMF拖到這步田地時，IMF又提出對食品、飲用水和天然氣等老百姓日常必須的產品大幅提價，最終的結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動。1998年印尼由于IMF削減了食物和燃料的補貼，爆發了大規模暴動。玻利維亞由于水價上漲導致市民暴動。厄瓜多爾由于天然氣價格飛漲引起了社會騷亂。而這一切早就被國際銀行家們掐算好了，用他們的術語，這叫做社會動蕩（SocialUnrest）。而這種社會動蕩有一個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資金像受驚的鳥兒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極其低廉的資產等待著早已垂涎三尺的國際銀行家的血盆大口。
當埃塞俄比亞第一位民主選舉的總統在危機中接受世界銀行和IMF的援助時，卻被迫將這些援助款項存到她在美國財政部的賬戶上，只拿到4%微薄的利息，與此同時卻不得不向國際銀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來救濟饑腸轆轆的人民。當新總統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動用世界銀行和IMF的援助款來救災時，斯蒂格利茨卻只能拒絕他的要求。這是對人類良知的殘酷考驗，斯蒂格利茨顯然不能承受這樣的折磨。
第四副藥：縮減貧困策略：自由貿易。在這樣的境況之下，斯蒂格利茨將WTO的自由貿易條款比作鴉片戰爭”。斯蒂格利茨尤其對知識產權條款感到憤慨，以這樣高的知識產權關稅來支付西方國家制藥廠所生產的品牌藥品，無異于將當地人民詛咒致死，他們(西方制藥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斯蒂格利茨看來，IMF、世界銀行和WTO都是一個機構外的不同牌子而已。IMF對市場開放的苛刻條件甚至超過了官方的WTO。
”
“2004年出版的《經濟刺客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Man）則從實踐者的角度為斯蒂格利茨的觀點加上了精彩的腳注。
該書的作者約翰.伯金斯（John Perkins）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形象而細致地描繪了國際銀行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的不宣而戰的秘密金融戰爭的始末。作為當事人，作者于60年代末被美國最大的間諜機構NSA（國家安全局）所招募，在經過一些列的測試之后，作者被認為是非常合適的“經濟刺客”的人選。為了防止暴露身份，作者被一家國際知名的工程公司作為“首席經濟學家”派往世界各國，去進行“經濟刺客”的工作，一旦作者計劃敗露，由于完全沒有官方背景，當事國只能歸罪于私人公司的貪婪。作者的工作就是游說發展中國家向世界銀行大量舉債，債務要遠遠高于實際需求，以確定債務必將出現無法償還的情況。為了讓當政者嘗到甜頭，數億美元的金錢賄賂隨時現金支付。當債務無法清償時，世界銀行和IMF代表國際銀行家去索要“所欠的鮮血淋漓的那一磅肉”，條件就是出讓國家重要資產，供水系統、天然氣、電力、交通、通訊等產業。
如果“經濟刺客”的工作不見效，則派出中央情報局的“豺狗”（Jackal）去刺殺國家領導人，如果“豺狗”也失敗了，最后就是動用軍事機器發動戰爭。
”
根據以上的敘述，我們應該都很清楚，諸如世界銀行之類的是些什么貨色了，他們在起研究報告中提出的所謂“縮減龐大的國企規模”不過是其第一副藥和第二副藥的表現罷了，而其導致的結果也就很清楚了。
根據我國憲法第六條和第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國家的根本大法從法理上規定了國企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國家要保障國企的鞏固和發展，國企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石，國企屬于全體人民所有，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去私自處理。
這些年來，國企的發展和壯大，大家都有目共睹，但這并不是國企享受了什么特別優惠的待遇，恰恰相反國企的稅賦比合資企業和私企都要高，那些風險大投資大獲益不確定的行業都是國企在做，唯利是圖的私企和外企是不會去做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國企還為職工提供了比較好的待遇，這不是他們該受到指責的理由，恰恰需要責問的是外企和私企在同樣的發展時期為什么沒有為職工提供較好的待遇呢？在較為寬松的政策稅賦又較低的條件下，幾十年了，私企依然沒有發展壯大起來，在世界五百強中，中國有多少私企進入了？國企倒是進入了不少，這種對比恰恰說明，最起碼私企和國企相比并沒有什么明顯發展優勢，當然這并不是說私企沒有存在的必要，畢竟大量的中小私企解決了很多的就業問題；正是有了一定量的國企才使我們國家在面對世界性的金融危機時，相比很多國家要有著更大的抵御危機的能力，因為國企并不是唯利是圖的資本家開的血汗工廠，而是擔負著更多的社會責任和國家責任。
目前，尚未看到該研究報告的全文，但從《華爾街日報》的相關報道中，可以略知一二（以下引號內內容是報道中所提及的）。
“上述人士說，報告就中國一些在政治上極為敏感的經濟問題展開論述，目的是要對將于今年走馬上任的下一代中國領導人產生影響。報告對過去10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領導下的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提出了質疑。在這段時間內，中國政府在國民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穩步擴大。中國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這段話已經清楚的表明，該報告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對中國過去近十年發展的指手劃腳，并意圖影響下一代中國領導人的看法，來按照他們的設計來執政，這是對中國內政的無恥干涉！新中國自建立以來的，對外交往的根本原則之一就是獨立自主，我們不干涉其他國家的內部的事情，同樣我們內部的事情也不容任何人來張牙舞爪！
“《2030年的中國》提醒說，中國經濟增速可能面臨在沒有太多預兆的情況下快速放緩的危險，很多高增長的發展中國家一旦國民收入達到某個特定水平就會出現這種情況。研究發展問題的經濟學家把這一現象稱為“中等收入陷阱”。參與報告編制的那些人透露，報告警告說，經濟急速放緩可能會令中國銀行業和其它產業中的問題惡化，甚至可能引發危機。”
我們實在不知道這和國企有什么關系，縮減國企規模又怎么可能解決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恰恰是相反的，很多發展中國家經濟出現問題乃至發展停頓，恰恰是世界銀行的先生們那幾幅藥之后的藥效！
“北京投資公司春華資本集團(Primavera Capital Group)首席執行長胡祖六說，中國國企現正站在十字路口上。他說，中國政府必須決定，自己要的是國企巨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資本主義還是自由市場下的創業。”
國企占主導地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都規定了的，因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主體是公有制經濟，胡祖六有什么資格提出這樣的問題？難道要顛覆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
“很多中國國企都設有專營房地產的子公司，而這些公司往往會抬高地價。另外，國企還在一定程度上創造了房產泡沫，中國政府現在正努力打壓這些泡沫。”
這話說的既不符合實情又惡毒，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房地產業屬于放開的行業，由各家企業自由競爭，如何成了國企抬高地價，國企創造了泡沫？那些私營和合資的房地產企業在干嗎呢？難道他們在房地產泡沫里起好作用了？拋開他們不談，單單責難國企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何況 ，2010年有14家非主業房地產業的央企退出，2011年有更多的國企退出了房地產業，在這種情況下，還以此來指摘國企，純屬雞蛋里挑骨頭。
“參與報告的人士說，報告還建議大幅提高國企支付的股息，這樣不但能提振財政預算收入，還能提高對新的社會性項目的支付。”
這是一劑涸澤而漁的毒藥，國企的稅賦已經很高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要大幅提高國企支付的股息，將極大降低國企的盈利能力，這就是要把國企往死路上逼，而國企失去了發展的活力，受損的是國有經濟，國有經濟屬于全體人民，也就是說全體人民都要受損，既然如此，我們為何要給自己找麻煩？
“中美兩國的經濟學家說，那些盈利的國企派發的股息目前常被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分配給了不盈利的國企。該委員會是中國國企的監管機構，負責確保國企的盈利能力。”
這也受指責，實在讓人無話可說，我們都知道那些風險大而獲益不確定的行當都是國企在干，譬如資源勘探，譬如風險性高的國防科技，譬如一些特殊行業等等，這些行當讓私企來干他們都不干，可這些對整個國家而言都具有戰略意義，只能是國企來干，國資委作為國企的管理者對此進行調配，再正常不過的行為了，不然這些暫時盈利情況不佳的企業倒下了，受損的是國家和全民族的利益！國外的大企業，為了探索新技術或資源而獲取更大的利潤或者為了占領某個地區某個國家的市場，都會進行前期的不盈利甚至虧損的投資，時間跨度從幾個月到十幾年甚至更長，這都是司空見慣了，而且被很多人津津樂道，可為什么到了我們這里，國企來做這樣的事情就要被指責呢？
“這份引人注目的報告將影響習近平及其盟友圍繞是否變革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的討論。這種經濟模式已經讓中國的私營業主如驚弓之鳥，并開始成為造成中國與其主要貿易伙伴關系日益緊張的一個原因，其中包括美國。”
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讓私營業主緊張？當國家主導著給他們稅收、融資方面的優惠的時候，他們怎么不緊張？當經過幾十年的競爭，在享受優惠的情況下依然很多很多的私企發展狀況趕不上國企，恰恰是私企自身的問題，其在競爭中沒有表現出優勢來！競爭中表現不好，卻反過來指責國家主導，這是一種客觀的態度嗎？這符合市場的理念嗎？
何況這么大的國家，經濟發展本來就要有計劃的必要，否則不成了完全的自由主義？小平同志都說過，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為什么某些人就光提市場不提計劃呢？美國提出的新振興方案是不是計劃呢？美國政府提出拓展出口，是不是計劃呢？
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憲法規定的，國家代表人民對經濟發展模式進行規劃和指導，沒有任何可以指責的，如果這讓某些貿易伙伴尤其是美國緊張的話，那還是相關國家自己反省吧，因為這是我們的基本制度，如果我們的基本制度讓你們緊張，只能說明你們對我們充滿敵意！
“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和其他西方官員認為，對國有企業的補貼扭曲了國際競爭。在國內，批評人士則抱怨這些企業抑制了國內的競爭，利用壟斷帶來的利潤擴張到其他行業，上交的紅利卻很少”
這完全是無恥的污蔑，這樣的指責能說出來，只能說某些西方的人士們太自以為是了，單單美國自己對農業的補貼有多少，蓋特納不會不清楚吧？他們的農民因此在國際競爭中獲取了多少意外的好處？是不是先說說這個問題呢，蓋特納先生？國企上繳的紅利遠高于私企和外資，不知道多少才算多呢？要說壟斷，還是去查查微軟、美孚石油、可口可樂、麥當勞之類企業再說吧！去查查世界五百強企業，尤其是排名前100名的企業，又有幾家不是在其行業內甚至世界范圍內壟斷的呢？恰恰是這些巨型企業具有規模優勢、科技優勢、人才優勢、市場優勢，生產經營規模巨大、技術經濟實力雄厚，具有更強的抵御風險的能力，有更強的應對危機的能力；難道只允許私有資本的壟斷，卻不允許社會主義國企的壟斷？這是哪家的道理？大概只有資本家的歪道理講得通！
“參與報告的人士說，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認為，資產管理公司應該對國有企業加以監管。資產管理公司應該努力保證這些企業依照商業規則經營，而不是為了實現政治上的目的。國有企業應該將被認為是無關的業務出售，使私營企業更容易在所產生的新領域里競爭。”
國企屬于國資委來管理，就商業規則而言，國企遠比私企遵循的好也比很多外企好，至于國企相關還是無關的業務，不是由世界銀行來決定的，這是國資委來決定，更是中國人民來決定的，外人還是管好自己的事情吧；國有企業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石，發展壯大國企也是為了壯大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這是政治目的，那我們就是為了這樣的目的，因為這是我國家制度決定的，完全是屬于內政，任何外人都無權指責！事實上，在中國那些所謂私營企業充分競爭的很多領域里，價格都高上去了，質量卻不好說，譬如物流、蔬菜、水果、肉蛋等等，再舉一個更直接的例子，一直備受壟斷和盈利能力不強指責的鐵路系統，近幾十年來普通客票基本上就沒有漲過價，而那放開的公路客運，價格漲了多少倍了呢？相信大多數中國人心里都清楚！不知道讓私營企業更容易參與競爭到底是為了讓我們享受更多的高物價還是為了提高我們的收入水平啊？
“佐利克上個月在芝加哥對經濟學家發表講話說，中國需要限制國有企業扮演的角色，打破壟斷，讓所有制多樣化，降低私營企業進入市場的門檻。”
所有制形式是由我們的國體決定的，事關內政，佐利克無權吆三喝四；壟斷企業，美國最多，還是回去管管美國吧，他的目的很清楚，不就是第一副藥和第二副藥嘛!
“報告敦促中國社會支出資金更多地來自國有企業上繳的紅利以及不動產稅、企業稅和其他稅收。”
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既要求縮減國企的規模，還又要國企擔負更多的社會支出資金，明顯的既讓牛擠奶，還不讓牛吃草，這些人怎么就如此的仇恨國企呢？他們仇恨的到底是什么？是國企還是我們的制度，還是那些屬于我們全體人民的巨額國有資產？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該份報告充滿了對中國內政的指手劃腳，充滿了對國企的污蔑和敵視，還對我們的現任和下一任領導人充滿不敬！ 他們的目的絕不僅僅是什么縮減國企規模，更不是為了幫助中國實現向高收入社會的過渡，美國媒體如此熱情的報告該份報告更不是為了幫助中國，他們的目的是破壞我們的國企，不斷降低國企盈利能力，從而破壞我們的整個經濟基礎，掠奪屬于全體人民的國有企業，乃至顛覆我們的制度！
國企確有需要改革的地方，但絕不是關于這份報告的報道中所提出的方向！客觀的說，國企并不是沒有問題，譬如某些國企中存在的貪腐，譬如某些國企中形成的某些特殊利益集團，譬如國企中存在的不公現象等等，以及一些其他問題，這些問題都是需要我們面對和解決的，而且要盡快，但這并不是說要通過削減國企甚至消滅國企來解決問題，國企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石，屬于我們全體人民共有，我們必須保護好這巨額的國有資產，如同愛護自己的孩子般去解決國企中存在的問題，使國企健康發展不斷壯大，國企的壯大發展最終獲益將會是我們的全體人民。
參考文獻：
美國媒體：中國需要改革大型國企 2012年02月24日 人民網 http://world.people.com.cn/GB/8212/191615/237723/237728/17204831.html
世行報告：中國急需深層次改革 2012年02月23日 華爾街日報中文版 http://cn.wsj.com/gb/20120223/bch091433.asp
世界銀行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58185.htm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878718.htm
貨幣戰爭 宋鴻兵 中信出版社出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中國政府網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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