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我堂堂中華
只能做這種“棄婦”態嗎？
摘自2008年江蘇人民出版社 王小東《天命所歸是大國》
要日本政府正式為侵略中國道歉，這個話題我已經聽了十幾年了。說實在的，我這個中國人都已經聽煩了。我一直在想，即使日本人道了歉又有什么用呢？中國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了？
只要我們能夠強似日本，我們的安全就有保障！日本道不道歉，它也奈何我們不得。如果我們強于日本，則我們高興要它道歉，它就得道歉。似今日這般求它道歉，反受它奚落，真是令我等尚留有一點血性的中國人傷心羞愧。
我最受不了的還有那句話：“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弱國弱民的感情一文不值，傷害了又怎樣？難道我堂堂中華只能做這種棄婦態嗎？哭哭啼啼地對負心郎說：“別傷害了我的感情。”是男兒，受辱則應以刀劍相問！若實在技不如人，則十年磨一劍，技成之后，再報深仇，決不會去談什么“感情”。
——王小東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中日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日兩國的命運。
甲午一戰戰敗，決定了中國其后的一系列災難、動蕩不可避免。現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一股時髦的風氣，是譴責孫中山不該搞革命，讓清廷實行君主立憲，則中國人會避免其后的顛沛流離。他們不明白的是，甲午戰敗，清廷便氣數耗盡，已無君主立憲之政治資源，革命已不可避免。
而抗日戰爭中，日本不能像那些軍事將領們設想的那樣三個月拿下中國，即已決定了太平洋戰爭之不可避免，決定了日本其后將喪失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等一系列戰爭中所有殊死拼殺奪得的土地、權益。
直至現代，也許還要包括未來一段時間，中日關系仍有可能決定兩國之命運。因此，研究這個關系至關重要。令人遺憾的是，由于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某種特殊心結，為國謀劃者寡，而為日人辯者眾，實為國之不幸。以下，筆者將對一些為日人辯的理由作些許點評。
一、一個民主國家是否就意味著一定是個和平的國家？
為日本辯護，認為日本早已是一個和平國家，中國根本不必擔心其軍國主義復活的一個重要理由——也許是一個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日本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而民主國家必然是一個和平的國家，故此日本已經失去了軍國主義復活的任何可能性。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甚至把日本右翼勢力的軍國主義叫囂看成是言論自由在日本得到絕對保障的標志，因為這促進了民主，故此反而能保證日本的和平性質。例如，郭宇寬先生認為：“當今的日本社會則形成一種堅定的共識，要告別那段罪惡的歲月，必須永遠告別集權社會，珍視個人的自由，決不能以國家的民意，扭曲強迫公民放棄自己的信仰，絕不能壓制公民言論表達的權利，并且用獨立的司法體系來保障這種權利，讓每一個人可以公開地議論政治，批評政府，辯論公共政策，讓政府的運作服從于人民的意志而不是相反。從這個意義上講你不得不承認，從政治體制和社會形態來看目前的日本恰恰是亞洲國家中離軍國主義較遠的一個。”然而，我想告訴郭先生，即使你說的日本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形態的情況都是真的，仍舊不能說“日本恰恰是亞洲國家中離軍國主義較遠的一個”，因為政治體制、社會形態與軍國主義之間的關系遠不是這么簡單的。
民主國家可以同時是一個侵略成性的國家，可以同時是一個軍國主義國家，或者我們考慮進民主國家的政治架構和社會形態，將其稱作“公民軍國主義”國家。“政府的運作服從于人民的意志而不是相反”，那么如果民意就是軍國主義呢？這個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在人類歷史上，民主國家對民主國家的戰爭亦曾造成過巨大的災難，如雅典對于敘拉古的戰爭就非常典型。從這場戰爭發動的過程看，雅典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典型的民主國家，顯然比斯巴達這樣的“基礎廣泛的寡頭制”國家更容易受軍國主義民意的左右，輕而易舉地發動戰爭，從而給他人帶來無盡的苦痛，也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如果我們參考這個例子，那么日本現在的右翼勢力的軍國主義叫囂仍舊是十分危險的，甚至是更危險的）。就近現代而言，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確實少了，但不能說沒有，“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仍舊只是一種意識形態宣傳而已；而民主國家一旦發動戰爭，就是致命性的，滅絕性的，比專制國家要危險得多。看到這里，很多人一定已經在罵筆者了，說筆者胡說八道——筆者有一次在對中國“自由派”的演講中闡述上述觀點，即招來一片噓聲。然而，以上這些并非筆者的觀點，而全部都是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大衛?漢森的觀點，我們可以在他的軍事史學名著《西方為什么贏了》中找到，書中有大量的論據支撐這些觀點，這里不再贅述。也許有人又會說了，大衛?漢森一定是一個像諾阿姆?喬姆斯基那樣的專門和西方國家自己過不去的左派。可筆者還要告訴你，你又猜錯了：大衛?漢森先生是美國的一個右翼新保守主義思想家，和小布什總統、切尼副總統、拉姆斯菲爾德部長是一路人。
中國知識分子的民主情結非常值得同情，其實筆者也有同樣的情結。然而，我們必須搞清楚，民主訴諸的是一個國家的內政，在國際關系中迄今并沒有民主可言。認為一個國家內政上民主了，在國際關系上就和平了的觀點，屬于愛屋及烏，感情上雖可理解，卻與經驗事實相悖，我們不可不察。在理解現在及未來的中日關系時，對于大衛?漢森先生的觀點，我們有必要作認真地參考。
二、日本人真的已經具有強烈的民主、多元意識了嗎？
郭宇寬先生說：“在一個同樣有東方傳統的國家里，日本的言論自由走在不僅亞洲也可以說是世界前列，打開電視就可以看到大量的公共政策辯論，不同的觀點碰撞交鋒，對政治人物的公開批評和監督，使公眾可以鑒別，作出理性的判斷。至于我們認為德國國內不允許呼喊納粹口號、行納粹軍禮等比日本允許右翼分子在大街上肆無忌憚地喊口號要好，一方面是因為日本國內大量對于軍國主義有著深刻反思的批判言論和文藝作品，在中國老百姓幾乎看不到，一些極右翼的言行則被國內媒體不斷強調，而另一方面從日本一些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恰恰認為這是日本對于極權社會的反省比德國更加深刻的地方。固然為法西斯勢力招魂甚至叫囂復辟軍國主義是遭人唾棄的，但只要沒有付諸暴力行為即使再不受歡迎的思想也有表達的權利，就像在美國今天的三K黨游行也受法律保護，這體現了一個民主國家對自己制度的自信，否則在反對法西斯思想的同時就犯了和法西斯同樣的錯誤。”
事實真是這樣嗎？非也，在日本，根本不是什么都可以談論，而是不允許談論的話題甚多。2000年時，華人學者薛涌曾被耶魯大學送到日本一個大城市的著名日語中心培訓一年，學業結束時，每個學生都要給當地市民作結業報告，薛先生為了逃避這個累人的作業，想出了一個“高招”，用這個高招，只要報個選題就行，根本不用完成作業。這是一個什么樣的高招呢？原來，薛先生報了個選題：“原子彈爆炸再評價”。至于究竟講什么，薛先生一字沒提，按薛先生說：“沒準我要為日本人說話呢”。然而，僅僅是這么一個選題，五個字，就“驚動了（日本）市政府”，引起了一場“外交危機”。中心的主任，一個美國人，找薛先生談話。這個美國人在美國大學里教過書，談話一開始，就先向薛先生道歉：“我當然知道而且相信學術自由的原則。所以我也知道我下面說的每一句話都是錯的，都違反了我的信仰。但是，我的位置是維持這個中心和當地社會的關系，我們得到了許多日本政府和企業的贊助，并不是活在真空之中。你這個題目在這里太敏感，希望你不要講。”于是，薛先生成功逃避了作業，他不無自得地吹噓：“對這樣的結局，我并不是沒有準備。其實，對這個結業報告，大家都不想做，甚至在底下商量怎么才能逃。我從小就是個調皮搗蛋的人，和同學打賭說：‘就憑我這個題目，學校會想方設法不讓我講，根本不用我逃。’當時同學將信將疑，但知道了結果后，都羨慕得不行。我當時說大話：‘咱們這個中心，雖然是語言訓練中心，但名字可叫日本研究中心。學了一年，你得證明一下你對日本有什么研究。根據本人對日本的研究，這個題目是不能講的。如果事實證明我對了，就證明我對日本確實很有些研究，算是合格的畢業生。’”在一個諸多話題都不能談的國家里，右翼軍國主義的叫囂卻一點問題沒有，恰恰是這個現象值得我們中國人認真關注。
郭宇寬先生又說：當時日本侵略中國時令人發指的行為全在于“（日本東北大學的大西仁教授告訴他的）那時的日本人雖然接受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可以造出飛機大炮，但在骨子里沒有虛心學習西方的文化 ，特別是沒有形成現代人權觀念和人道主義思想，那時的日本人上級可以隨便毆打下級，老師可以毆打學生，丈夫可以毆打老婆，這樣的人在敵對國的土地上凌虐俘虜和平民自然也就毫不稀奇了。”而今天，“尊重人權的觀念廣為普及，人道主義深入人心”。郭宇寬先生對于日本的純美觀感，日本人自己倒未必就這么看。要了解日本人自己怎么看現在的日本人上級是否可以毆打下級，老師是否可以毆打學生，丈夫是否可以毆打老婆，我們不妨去看一看日本人最近拍的著名影片《大逃殺》。
中國學者劉力群曾經對筆者說：在現代化進程中，日本是個跳班生；跳班生固然令人羨慕，但因為缺了課，雖然形式上都學會了，一些重要的內涵卻沒有真正掌握；比如日本的民主制，為美國所強加，形式上日本人是學會了，但民主制的尊重人權、人生而平等等重要觀念，卻并沒有深入日本人心。劉先生的觀察，遠比郭先生更接近影片《大逃殺》所體現出來的日本人對于自己的政治體制、社會形態，以及社會倫理的看法。
三、日本人可以有自己的脾氣，中國人就不可以有嗎？
郭宇寬先生認為日本人在道歉問題上的態度是德、日、中“不同文化體系下的認罪難度系數”不同。是不是真的就是這樣？自承“不懂日文”，只能“借著其中漢字的幫助，半讀半猜”，主要根據林思云先生“入木三分的歸納”（而這個林先生，可以在沒有任何科學數據支持的情況下就“入木三分地歸納”出中國人的智商低于白種人，中國男人的智商只相當于白種女人）作推論的郭先生，未必能對日本人、日本文化有這樣深入的了解。姑且讓我們假設，日本文化真的就是這個樣子吧。然而，日本人可以有自己的脾氣，中國人就不可以有自己的脾氣嗎？
關于道歉問題，其實筆者本人是一直不以為然的。筆者曾在《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中寫道：“要日本政府正式為侵略中國道歉，這個話題我已經聽了十幾年了。說實在的，我這個中國人都已經聽煩了。我一直在想，即使日本人道了歉又有什么用呢？僅僅憑道了歉，就能保證日本永遠不擴充軍備，永遠不侵略別的國家了？中國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了？事情要是這么簡單就好了。其實，日本能不能再次侵略中國，搞個北京大屠殺什么的，關鍵在于中國是否能夠自強。只要我們能夠強似日本，我們的安全就有保障，日本道不道歉，它也奈何我們不得。如果我們強于日本，則我們高興要它道歉，它就得道歉。似今日這般求它道歉，反受它奚落，真是令我等尚留有一點血性的中國人傷心羞愧。我最受不了的還有那句話：‘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弱國弱民的感情一文不值，傷害了又怎樣？難道我堂堂中華只能做這種棄婦態嗎？哭哭啼啼地對負心郎說：‘別傷害了我的感情。’是男兒，受辱則應以刀劍相見，若實在技不如人，則十年磨一劍，技成之后，再報深仇，決不會去談什么‘感情’。如果說，在現實外交關系中我們不說也不像個樣子，必須說點什么，我們也不必去談什么‘感情’。”對德國的道歉，中國人也不必過于感動。一位美國學者曾在三聯書店對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中國學者說：不要把德國人的道歉看成是德國人更有道德的表現，其實，德國人的道歉恰恰是表明他們仍有主宰歐洲的野心，他們要通過道歉來整合歐洲。美國學者對于德國的這種評論，未必完全公允，但筆者還是那句話，值得參考。
中國的老百姓就是愿意要求日本人道歉，就是有這個脾氣，這有什么不可以嗎？郭先生引用《圣經》的話“為什么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想必是要按照《圣經》的教導，原諒弟兄眼中的刺，而反省自己眼中的梁木。然而，包括郭先生在內的眾多中國知識分子，只為日人不道歉辯解，說這是日人的脾氣，而同聲譴責中國要求道歉的“憤青”，這就令人不解了：難道郭先生們的“弟兄”只有日本人，而無中國人不成？
四、結語：外交政策貴在能伸能屈，為日人辯則大可不必
筆者曾在日本留學，亦可說曾受日人恩惠，絕無妖魔化日本人的意思。
首先，日本人并非妖魔，相反他們確實有很多地方非常值得中國人學習，包括他們做事的認真態度，也包括他們那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感情。他們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經濟學和經濟政策，使筆者獲益匪淺。說實話，時至今日，日本經濟已無筆者留學時的上個世紀80年代的風光，但筆者仍舊認為日本經濟學和經濟政策最值得中國參考、學習。
其次，作為國家的外交政策，中日關系這么重要的問題，我們一定要實事求是，貴在能伸能屈，全以國家利益為權衡，確實不必逞口舌之快。然而，一個基本的現實不容忽視：中日關系時至今日仍然充滿不祥的變數；日本社會整個向右急轉，對于中國的挑戰日益加急，我們雖然不應過度夸張其危險，但也必須認真對待。我們把日本的問題認真對待了，則兩國和平更加有望；如盲目相信日本一定是一個和平國家，效燕雀之焉相樂，則兩國和平反將處于危險之中。
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包括郭先生，也包括此前的“對日新思維”諸君，大可不必如此費心機為日人辯。如此不顧事實地為日人辯，于中國當然有害，而于日本也未必有利。兩害之事，不做也罷。中國百姓雖有脾氣，卻也未必就像諸君想象的那么缺心眼，不必諸君如此訓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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