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言必稱美國”的新價值觀

中國“言必稱美國”的新價值觀　　

居安

        最近令中國社會側目的王立軍事件讓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意見分歧、政見不合甚或權力爭斗發生在任何國家都不稀奇，事件令人感到蹺蹊處在于一個曾經以鐵腕手段整治社會亂象的威嚴無情、權柄在握的風云人物在關鍵時刻卻要倉皇向美國領事館求助，反映出美國政府在這位中國政壇紅極發紫、叱咤一時的政府高官心中的崇高地位和無比信心。到底是否在偌大一個中國都找不到一塊能夠保護像王立軍這樣一個曾經威嚴無情、權柄在握的風云人物的地方？又是否受到方勵之的啟發，王立軍深知在其大權在握、叱咤一時時他的整肅對象也像他一樣無從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只有在美國政府駐中國使領館才是他最感無奈、其整肅對象最感安全的凈土？有這種想法的人，在中國官場中、在中國社會中、在中國民間中恐怕并非王立軍所獨有吧？　　

        就像小孩子在游戲中遇到困惑時，每每總要找大人做出裁斷才能誠服一樣，王立軍在事件中不求助于中國政府而求助于美國政府，也同時反映出中國政府在這位中國政壇叱咤一時的政府高官心中的卑微地位和不信任感。　　

        深究原因，這一蹺蹊之處其實其來有自且由來多時。　　

        自改革開放以降，從政府高官、社會菁英到平頭百姓都普遍崇拜美國，凡事都以美國馬首是瞻。什么法治國家、民主自由、人性人權、三權鼎立、美股美元以及由此衍生而來的“以人為本”等等，不一而足。社會形成的風氣之一就是凡事所依的標準要看美國是如何界定如何裁決的。一旦不合美國標準，就斷定為非法非常。中國中央政府在一些人的眼中逐漸淪為地方諸侯一般的角色，而美國政府反倒像從前威儀四方的天朝似的。甚至有人把即將就任的中國國家領導人概無例外地都要預訪美國視為到天朝接受確認，雖說無稽，卻也并非空穴來風。　　

        西方的傳統價值觀是極為看重個人價值及其個人利益的。此一價值觀的確立，我們至少可以追溯于十五、十六世紀西方對于神權的反抗從而確立了人性地位的宗教改革運動。對于人性的重視必然產生人權和由此而生的個人自由主義，連帶著產生對于個體、對于局部、對于外在力量的側重。其價值觀對于西方思維的影響是深遠而廣泛的。例如，西醫對于人體各個部位、器官、系統的局部分科研究得極為細致入微，借助于現代科學手段將各局部的認識深化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是西醫對癥狀的直觀認識。但是人體是一個完整的系統，西醫對于各個分科、各個局部、各個部位之間如何協調如何互動缺乏總體認識。有人認為西醫是治病不治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實。對于社會問題，西方傳統價值觀將人置于社會性、群體性之上觀察判斷，認為人性高于社會性，強調個體存在的重要性而忽略個體之間的整體關系和依存關系。即便對于地址的陳述，也可看出西方思維方式的先后次序：首先闡述的信息是個人姓名，然后依次才是由小概念到大概念的門牌號碼、街道、區鎮、城市乃至省（州）及國家：個人總是排列第一。如今在中國，把西方的傳統價值觀奉為普世價值、視為圭臬的大有人在。　　

        中國乃至東方的傳統價值觀與此不同。東方的傳統價值觀更多地強調集體主義、強調全局、強調內在力量。這種價值觀認為個人的作用和利益再大也必須置于集體、全局的利益之下；多數人的利益永遠大于少數人或獨立個人的利益；只有體現多數人的需要和利益才能最終代表和反映出每個個別人的利益。其價值判斷有時確實忽略、割舍了個別人或具體個人的利益，有一種“當斷臂時且斷臂”的意味。仍舉醫學為例。中醫強調人的整體系統，所謂陰陽平衡就是以整體論癥的理論。整體失衡可能表現在某一器官、某一局部癥狀上來。就病論病有時無法治病，而是需要從整體、全局觀察才能切中器官、局部的問題所在。人體全身相互聯系、相互制約，表面癥狀可能掩蓋著某一器臟的深層病因；因此頭疼未必醫頭、腳疼未必醫腳是中醫對癥狀的辯證認識。當數癥并發時，中醫會擇其輕者而棄之，認為救命比治病更加重要。因此中醫有時表現出救命不治病也就容易理解了。在診治急癥、研究病表和分科方面，中醫成就往往較之西醫來得遲緩甚或無為。對于社會問題，東方傳統價值觀將人置于社會性、群體性之下觀察判斷，認為人的社會性是人性的集中表現，只有保證人們社會的整體性和依存性才能最終保護每個個體人性的最高利益。相對應地表現在地址陳述上，東方思維方式的先后次序依次是國家、省（州）、城市、區鎮、街道、門牌號碼最后才落實到人：個人只是排列于最后。可惜我們看到的現實是東方傳統價值觀正在式微。　　

        平心而論，時至今日我們還很難確切地說東西方兩種價值觀孰優孰劣、孰勝孰負；只能客觀地說，這兩種價值觀都有各自的優劣和短長。不幸的是，近三十年來西風東漸，如今中國社會大有棄守自己傳統價值觀陣地的趨勢。首當其沖的就是提出“以人為本”的理論。其實“以人為本”就是西方價值觀體系中人性第一的延伸，人的集體性、社會性、依存性、全局性都抽空了。中國本來就是人口大國，人口數目世界第一。人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資源，當然也可能是一種社會負擔。如果放棄傳統的集體觀、全局觀、內在觀而去附和個人自由主義價值觀，過分強調“以人為本”，無異于舍本逐末，將人口眾多本有的優勢去勢，反而凸顯出人口多的劣勢或負擔，將人們之間的粘合劑抽空，表面上給個人生存和個人發揮開拓了空間，實際上極大地擠壓了人們的生存和發揮空間，給了那些能夠不平等利用社會資源的少數暴富者以合理合法的理由，也為中國退回到一盆散沙狀態奠下了思想基礎。理論上中國社會需以每一個人為本而無分厚薄，實際上社會根本缺乏承受能力，結果就是層出不窮的亂源亂象。為了保障中國每一個人生存生活發展的權利，中國需要一種能夠顧及社會大眾利益和權利的保障機制，而不是在所謂“以人為本”的理論下保護少數能夠不平等利用社會資源暴富者卻忽略了大多數人生存生活發展的權利。　　

        為什么西方價值觀并沒有造成西方社會出現中國今日向西傾斜所出現的種種亂源亂象？首先西方在確立其價值觀的歷史過程中是以反抗神權統治為基礎的。經過幾百年的努力，其價值觀逐漸在社會土壤中盤根錯節地扎根，無需經過劇烈的重新洗牌將原先積累起來的社會觀念大廈推翻重建。其次西方社會人口資源相對較少，而可分享的生存空間相對較大、物質來源相對較多，加上西方社會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有外向型發展的傾向，為了占用別人的資源和空間正需要相應的個人自由發展觀念滿足其胃口。事實上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在真正保護人權、保護人類問題上并沒有他們口頭上所說的那般實惠。中國在自己早已建立的價值觀方面較之西方的價值體系更加歷史悠久、根深蒂固，而且人口眾多，社會演變的進程向來側重內向型發展的傾向，確實具有質樸厚道智慧平和的特質。　　

        如今中國社會棄守思想文化陣地，涌現向西方價值觀全面傾斜的大潮，給人們思想和社會現實造成的亂象難以估量。也難怪王立軍在感到危難時刻想到向西方首領、世界獨霸美國政府求救輸誠了。　　

        妄自菲薄、舍近求遠地棄守自己的強項而去迎合西方價值觀實在是中國面臨的一條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