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鄭也夫“評孔慶東對港人的言論”的評論

           評鄭也夫“評孔慶東對港人的言論“ 的評論

——誰是真正的族群麻煩制造者？   作者   吳名之

尊貴的北大社會學教授鄭也夫先生：

最近內地和香港的爭吵沸沸洋洋。從2月9日《南方周末》得到最新的消息是：您也熱血沸騰、怒發沖冠地參加進來了。該報道的題目是《勿作族群間的麻煩制造者》。

此次事件是由一次地鐵上發生的事情引起的。爭論的焦點是：到底是內地民眾的素質差，還是香港公民品質有問題。

您承認您和孔慶東教授都當時都不在香港地鐵吵架的現場，只能是間接聽聞。

我給你講一個我親自經歷的并且終身難忘的事。

那是1983年年底，香港還沒有回歸，我隨一個政府代表團訪問非洲，回國時路過香港。那是我第一次到香港，也是唯一的一次。經新華社香港分社（實際是中國政府駐港辦事處）介紹，入住美麗華大酒店。到二樓進餐時，我們由團長帶領，餐。大廳許多圓桌鋪著雪白的桌布，上面擺好了食具和酒具，氣象果然不凡。我們欣然入坐。一個身穿制服的服務人員跑來，當著我們全團的面，先撤食具和酒具，然后又拽下桌布。我們瞠目結舌，不知所以然。我們的團長是一位現任文化部副部長，曾經是國內一所著名大學的黨委書記，非常和善的一位老干部。非常不解。大聲對服務員說，你這是干什么，我們就不該用嗎？我們直愣愣地看著那位服務員。周圍食客也好奇地注視。一聲呵斥之下，那位港人態度急轉直下，俯首帖耳，恭恭敬敬地把餐具、酒具、桌布一一擺回原樣。百思不得其解，他為何前跼后恭乃爾？

國內派駐香港同志見面時，總是習慣性地詢問對香港的印象。我總是苦笑地告訴在香港的“第一遭遇”。他們說，這就是當時港人“大陸客”普遍心態。

我在國外工作多年，去過許多國家，進出過許多頂級飯店、餐廳，但從沒有遇到這種接待。在即將回歸的中國土地上，我卻遇上了“同袍”這樣的歡迎。鄭也夫教授，你說這表現出的是什么“性”？。是正常的嗎？它從何而來的呢？

鄭教授您這位社會學教授當然知道，生活環境對人性形成的影響。百多年的港英統治不能不對香港群眾產生對國家民族認同的問題。但卻一筆蕩開，大談當時的洋務大臣李鴻章對香港殖民地的產生“尚且不該負多大責任”，況一介草民，一個普通港人。”更不應該深究。那個服務員對中國不認同，甚至看不起，是歷史使然，可以原諒他，但不能不承認它的存在，而這種存在，對國家的統一和團結是有害的。

反觀，對這位港人爭吵的大陸旅客，也是 “一介草民，一個普通港大陸人”，就不能以同袍待之了嗎？他就應當被當作是大陸人素質低下的典型拿出示眾嗎？

大陸與香港族群之間出現了“麻煩”，應當怎樣解決？難道，應該找出哪一方素質更孬，下狠藥鞭撻、教訓；而給所謂“素質高的”一方，極力“撐腰”、“長臉”，強化族群差異。鄭教授你這種“判決”公正嗎？是息事寧人，還是火上澆油呢？

透過鄭教授這個判案實例可以看到他對“殖民地人及其文化的寬容和偏愛。

教授文章是從“內地同袍的素質實在不能恭維”開始的，并一一列舉，這大概都是事實。但批評香港的導游糾紛，劣貨高售等行為，大陸人士就沒有“扎扎實實的理由”批評一下嗎？   

事實上處理族群糾紛，不該是在大陸群眾與香港同袍在素質上，尋找哪一方更孬，擇“孬”而斷。應該是相互從善如流，向好的看齊。鄭教授用“評孬”斷案。只能加深族籍關系緊張斷定哪一方更孬，不一定就能證明另一方就不孬。這似是乎鄭教授強烈選邊，拉偏架的思想根源。

鄭教授對“關于殖民地人及其文化”講了兩點高論:“一言以蔽之，殖民地文化并非盡是糟粕”，“作為殖民地人，家鄉淪為殖民地他無責任”。他舉例證明說：“怎么看東三省人民自1931年至1945年？怎么看待上海市民有過一百多年租借史。我沒覺得上海人有疾，東北人有病相反，我一直認為，上海人在各城市中市民素質是最高的”。上海人是不是中國市民素質是最高的，我無權置喙。他對東北人的市民素質略而未論，但卻大談 “1931年至1945年”淪為日本帝國這樣的“殖民地”，東北人民沒有責任。那么，在殖民地時代，東北人民受苦了，受罪了，該誰負責呢？只是為了證明鄭教授東北“殖民地文化并非糟粕這句話嗎？鄭教授用這句話就能交代得了東北人民14年生不如死的苦難歷史嗎？能說得上是一位學者鄭重對待歷史的態度嗎？

誰對此負有責任呢？日本帝國主義鐵蹄踐踏白山黑水，三千萬骨肉同袍國破家亡，流離失所，幾十萬個家庭，痛失親人，這段東北人民的血淚史哪里去了。在鄭也夫教授筆下只剩下了中國東北“殖民地人及其文化”空空洞洞幾個“窟窿”。他進一步說，“在殖民地時代終結前后，對殖民地文化的評價應該，也必然是大不一樣”。“后殖民地時代鮮見一國家吞并另一國的事情”“當殖民主義已經作古，評論殖民地文化可以兼顧正負兩面了”。作為一個東北人我是無論如何也無法接受鄭教授的“正負兩面兼顧”。

鄙人就是東三省的百姓，九一八事變時日本人從旅順口大口徑重炮炮彈就越過我的頭頂打到“北大營”。流亡關內，1937年皇軍又占領了北平，當了8年亡國奴。每逢寒冬，上學路上都會遇見幾個“路倒”，僵臥大街小巷。啼饑號寒，食不果腹，是北京絕大多數生活的真實。這一切讓我懂得沒有國就沒有家的簡單道理。

鄭教授下鄉八年半，大概不會趕上享受“殖民地文化”的好時光。我們年齡有差，可能會有“代溝”，很寬的“代溝”。但我們都是“中國人”，但愿在這一點上我們之間不應該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讀教授的宏文老是覺得他的國家觀念不那么清晰和完整，也不那么看重。常常像似從星空俯覽大地，不著邊際，揮斥方遒。“高”則高已，少了些歷史的厚重。

鄭教授關于“一國兩制”的詮釋似乎有些問題。他說：“一國兩制”是“包含了偉大政治智慧的一場妥協——允許港人繼續他們的政治制度。認同中國政府的政治信仰和 價值觀，大約也不在此列，邏輯上這是與上述銜接的”。

我認為你似乎沒太弄清楚“一國”和“兩制”的關系。把“兩制”強調了過頭。“一國兩制”的路線，首先是一國，然后是“兩制”。“兩制”是在“一國”之內的“兩制”。否則，那就是“兩個中國”了。我們與尚未統一的臺灣的關系，還是建立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沒有一國，何來兩制。兩制是在一國之內的“兩制”。“允許港人繼續他們的政治制度，說的是在“一國”之內繼續，不是允許“中國”之外繼續存在。在這一點上，對臺灣尚且不允許，遑論已經收回國家主權的香港。說“50年不變”，50年之外，怎么辦呢？還是雷打不動，紋絲不改嗎？

鄭教授的一個古怪的說法是：香港“認同中國政府的政治信仰和 價值觀，大約也不在此列”，這句話應當如何解釋？是不是香港的 “政治信仰和 價值觀”屬于”“治外法權”，老虎的屁股摸一下也犯規。另外，在“一國之內”香港對“中國政府的政治信仰和 價值觀”，可不可以求同存異，增同減異呢。我認為香港地區，至少起碼少用或不用香港的政治信仰和價值觀，來干擾或攻擊“中國政府的政治信仰和 價值觀”，少做干涉內部事務的事呢。起碼做到“和而不同”的低水平共處吧。

如果真要按鄭教授的方針辦，香港不就永遠成為中國之外的“政治飛地”。我想鄭教授大概不會有此用心。

我對孔慶東先生素昧平生，對他的道德學問一無所知。鄭教授儼然以道德法官自居，大談孔慶東的罵人臟話，還將其與北大政治學系秦明瑞教授婚外性行為被解除教職一事相聯系，我覺得不倫不類。即便孔慶東有臟話罵人，但與婚外性行為，在法律上是兩個范疇的事，教授如此攀比，實堪玩味。教授扯這些話，是似乎對北大校當局處理不滿。也有離題千里之嫌。

不知道鄭教授這篇高作是自由投稿，還是報紙專門組稿。如是自由投稿，教授有發表的自由，應該尊重。但以我的淺薄感覺，到好像是一場訪談，興之所至，無邊無沿。政治提法上的矛盾，邏輯的推演混亂之處頗多。有些嘮嘮叨叨，“畫蛇添足”。可能不能反映真正的學術水平。

《南方周末》是一家“厲害”的報紙。特長是在發掘新聞上有特殊的嗅覺。比如《勿作族群間的麻煩制造者》這個標題就很耐人尋味。但愿《南方周末》沒有“作族群間的麻煩制造者”精心策劃。

我與北大還有點社會關系，被忝列校友之冊，也曾到學校上過幾堂課。看到咱們北大兩位教授殺著一團，有點不是滋味。

最后回到《南方周末》《勿作族群間的麻煩制造者》這個標題。誰也別做自覺地，或不自覺的“麻煩制造者”。包括媒體在內。少添亂吧！咱們北大這個學校，咱們今天這個國家 “麻煩事”太多了 ！

     一個當過“亡國奴”的老知識分子    2月9日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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