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三則贊頌反共反社的新聞報道

評三則贊頌反共反社的新聞報道

李甲才

2012年2月11日

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在毛主席逝世后，被上下內外的大小走資派、反動派和漢奸賣國賊持續破壞、貶損、詆毀得聲名狼藉，已幾乎成為貶義詞，失去了往昔的莊嚴性和不可觸犯性。或明或暗的反共反社成為隨意性的家常便飯，以至于反共反社已不感覺是反共反社，同前蘇聯即將被徹底埋葬前后的1990年差不多。

如果說當年的“反共反社”舉措，因為是初始，打“探索完善社會主義”的“理由”能使人相信。幾十年過去了，“共社”的內容基本喪失殆盡。再頌揚原來那些反共反社的惡作劇，就是貨真價實的反動派了。

（一）

《人民日報》2012年1月20日頭版再現吹捧臭名遠揚的小崗村的新聞報道，以“小崗摁在大地的紅手印”為題，稱“小崗村一年更勝一年，去年還沒見這么多的小樓房”，言下之意是今年見了。錢是小崗村人勞動得來的嗎？文未寫。按沈浩在小崗村的狀況，輸了那么多的“血”，那樣的努力都不行，突然拔地而起的小樓群，又不知是哪里的國家資金空投到此？

“近幾年，小崗村徹底變了。以前的小道、荒地、茅草屋變成了四車道水泥路，按二連三的店鋪和鱗次櫛比的兩層農家新居……”。以小崗人的刁鉆、難纏，毛主席教育了幾十年都合不到一起，現在能合到一起修路嗎？誰能相信！無償的錢投到哪里當然好。

手掌大點的文章，“人民日報”5個記者署名，是顧慮人不相信吧！用“以前的小道、荒地、茅草屋”這類帶或然性的話來襯托現在。不知是指“紅手印”以前還是以后？18個人如在天上看到地下變化的妖怪一樣乘勢攀上風，搶占主席逝世后的政局變化先機，“分田單干”，捷足先登搶“頭功”，自然能看清解散農業社后的“等靠要”良機，躺在反共反社的“功勞簿”上，自有人把錢送來“涂脂抹粉”，遮蓋一切丑惡。

“小崗之變從何而來？”“是觀念”。是反共反社的觀念。“大包干帶頭人關友江說”，“小崗的農村改革在叫醒別人后，自己卻睡著了，這一睡就是20年”。不是“一睡20年”，是走私有化道路磨蹭了20年，也是倒退無出路的20年。沈浩日記把那里人的劣根性揭示的很清楚。記者靈，只寫大包干不說“分田到戶”。

我從未反對刁民的說法，確實有刁民。只反感學者、官員把正宗的刁民帽子戴在不該戴的人頭上，卻給典型的刁民戴上了可以能賴到錢的“桂冠”。屢屢“按紅手印”的一些小崗村人不是刁民誰是刁民？

“醒來后的小崗瞪大了眼睛，就要從‘一村’變為‘四村’”。“就是要把小崗建設成為“現代化農業示范村、城鄉統籌先行村、制度創新實驗村、文明和諧新農村”。這類語句多是騙取國家資金扶持的漂亮說法，憑自己勤勞的雙手掙錢辦，小崗人干這事？這回又搶到了白拿錢的依據。帶頭反社得到無本之利，精明超群的小崗人自然會在繼續深化上下功夫，不勞而獲“贊助”。小崗幾十年白拿了多少錢，敢說出來不？全國有幾個農村能享受這等待遇？

（二）

同日的該報22版“國際”欄，“中國社科院居亞洲智庫排名第一”，篇幅不到煙盒大。“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和公民社會研究項目18日在聯合國公布了2011年全球智庫排名報告：中國社科院在報告所列的前30所亞洲智庫排名第一”，在全球排名二十八。

干了些什么能讓美國的智庫認可？從理論上支持社會主義能有好評價！1976年后社科院都干了些什么，走資派系列的人、美國人都清楚。多少反毛反共反社的理論根據由此而出，世界上還有那個國家有中國如此之變。全球排名靠后，因為還未在中國干成近似蘇聯變成俄羅斯、獨聯體的“政績”。

美國對中國一貫是只要有真正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時，不遺余力的打擊。“中共社”名存實亡之后，便是包圍、威脅、攻擊、遏制，既要把“共社”的“名存”滅掉，又要取得巨大利益，還要防止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采取多種方式，瞄準可以利用的任何對象和機會，要把中國變成殖民地。

類似小崗村這樣的拙劣典型，社科院就應從初級（一級）和次級（二級）分配關系入手調研，建議黨和政府，鼓勵農民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為自己創造幸福美好。不宜在政府主導的次級（二級）分配中不斷得到無勞動性的補償，給懶惰狡詐者制造不勞而獲的機遇，養成“等靠要”的消極習慣，扭曲、破損全社會的價值觀念。

辛勤勞動者在一級分配中難以得到應得的，政府在二級分配中白給式的“惠民”，當然不會惠及到全部。引發全社會勞動者的積極性下降，滋長消極思想。扭轉“飲鴆止渴”的不良循環，社科院應發揮理論引導作用。無節制的擴大無勞動性的所得后患無窮。

在全國推行“分田單干”，社科院缺社會發展史方面的理論糾正。歷史上什么時候不是分田單干，農民解決了“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悲慘生計？“真理標準討論”未指明反毛反社實質，現在如用過的廢舊包裝物扔在破爛堆里一樣再不提及。幾十年的“改開搞”也不以蘇聯的結局作經教訓借鑒，避免中國重蹈覆轍。陳奎元院長前幾年寫篇擁護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還有些社科院的科學性。但不提列寧主義，是否因為列寧主義里有“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的論斷？

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有不同的運行規律。英國皇家科學院和社會學機構，美國的各類學術團體，從未見反資本主義、擁護社會主義的思想傾向和學術文章，而“改革”中的蘇中都相反，“自家人”反自己。

中央黨校也成為反毛反共反社的理論基地，斷章取義，屢屢發表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奇談怪論，常態、習慣性的為反毛反共反社提供理論依據，

毛主席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社會都是不同形式的剝削制度的替代循環。只有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要徹底推翻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達到馬克思講的“四個一切”，比以往任何社會變化都要復雜、漫長，各個領域都充滿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

搞社會主義與以往任何社會另一個不同的特點是：最可怕的敵人來自共產黨內。“搞社會主義革命”，“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最危險的是中央出修正主義”，因而堅持社會主義在特殊時期就十分艱辛、危險。干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一樣。

在摧毀社會主義的“還鄉團”回來了的大局下，多少人以莫須有的罪名送入牢獄，社科院、中央黨校“拉馬轉店”，“人云亦云”隨大流也不是奇怪事。人們雖不再半信半疑毛主席反復指出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雖不再認為主席把沒有的問題憑空放大，但要“翻盤”還一時無能為力。

（三）

本年2月5日華商報B5版轉載《同舟共進》中周瑞金文章，“中國，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談話’”。重彈“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老調，鼓吹“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大膽地試，大膽地創”。

20年過去了，事實證明不是“吸收和借鑒”發明于西方的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成果，而是與此相反，按新自由資本主義的方式推進市場經濟。終于從政治和經濟上“挖空”了毛式社會主義。

回憶“89”之后，新領導人不知底里，發文件“學毛選、搞社教”，大講反“和平演變”。豈能容下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東山再起”？非常策略又急不可待地到南方的大本營發表談話。終于將有點偏離“改開搞”航向的大船再次駛入推進資本主義的快速航道。

是的，私有化搞了這么多年，還有“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毛澤東熱”如無聲處的驚雷，無論從那方面看都是巨大的掣肘，萬一翻上來怎么辦？似乎與名實相符的資本主義“彼岸”又遠了起來。雖然人們當時對毛主席的忠告不以為然，現在有事實證明是走資派、賣國賊了。覺悟、覺醒如燎原之勢，搞“頂層設計”又不敢拋棄黨票，必然是做賊心虛，只能用權壓，壓不住怎么辦？誰有當年“南方談話”的實力挽回頹勢，怎能不急切企盼？不造輿論、不用別的聲音壓住怎么能行。

周還是聰明人，深知群眾宣傳毛澤東思想的自發行動一浪高過一浪，“鄧三科”有多大的群眾基礎內心明白。新資本勢力和當年孫中山時代的民族資產階級差不多，一有風吹草動就紛紛或準備出國外逃，不戰而退而溜，靠誰壓住陣腳？

誰愿去充當獨夫民賊？再來一次新“南方談話”。“現在的中央靈的很著哩”，不愿意如戈葉一樣承擔埋葬“共社”的罪責，急盼再一次是癡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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