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后鬧得沸沸揚揚的大陸小孩在香港地鐵吃食物事件，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陸港之爭，早已引起了全球媒體的關注。對于此事的由來，其實我所在的學界早已有了較為深入的背景分析，看似簡單的一個火山口，其實底下埋藏的是數十年的政治、歷史和文化沉淀，所以我本不打算對此多言。
但2月4日看了黃世澤先生的《中國游客如何搞砸中港關系》，頗讓我覺得有點不吐不快。首先就法理而言，香港本來隸屬于中國國家主權的范圍之內，邏輯上二者關系并不對等，所以中港這一提法本身就不正確，應該換為陸港。其次，將這次風波的責任全歸到大陸游客身上也有失公允。而且，我從黃文之中，還看到了從陸港之爭事件之上，反映出來的香港居民在國家認同上的巨大缺失。
與香港相比，其它大陸地區當然顯得非常貧窮而又落后。倉稟不足，則往往不知禮義榮辱，自然沒有養尊處優，攜殖民余蔭，得整個大陸轉口貿易之利的香港那么富裕，而且也有法制傳統。然而，這么個富裕的小兄弟，卻在1997年之后“不幸”要被窮哥哥納入大的體系之內。雖有一國兩制之名，但大陸的窮親戚去香港，需要和去國外一樣的簽證（港澳通行證）；而眾多真正的“外國人”卻享受著完全免簽的待遇。另外，就政治、外交等其它方面，也享受著大陸窮親戚沒有的令人驕傲的優待。所以，香港人比起其它任何大陸人，那種得天獨厚的感覺，本來就幾乎是與生俱來的。但優越感并不是問題，將這種優越感上升到明目張膽的地域和種族歧視，就要激起整個社會的關注了。
以此次事件的最新動向來看，港府在某種程度上的縱容是令人吃驚的。如果說2月1日香港《蘋果日報》上刊登出的《香港人，忍夠了！》的全版廣告，其中表現的沙文主義已經讓人側目的話，據最新的報道，已經有香港居民上街圍堵普通大陸游客，并高唱充滿歧視，內容令人發指的《蝗蟲歌》，我只能說這讓我回想起二戰前歐洲對猶太人的態度。確實二者都是以文明之名，表現了對“劣等”民族或族群的公然蔑視。在這首歌中，甚至有“蟲國化名叫支那”、“蟲卵在醫院蜉化”、“匪國暴民”等字樣。
即使是任何一個民主的國度里，要講究議論自由，如此的暴言暴行也讓人覺得匪夷所思，更何況還本來是同文同種的華族血親！香港政府如果依然以言論自由為借口，對這種族群歧視的行為聽之任之，則我只能說這不是民主之恥，而是管理之失。對大陸雙非產子居港權、購置奶粉等問題的處理已然沒有前瞻性，在對待族群極端主義上的缺乏決斷力，同樣也顯示了港府管理上仍有改善與提高空間。
在任何一個社會，上層管理總與基層民眾之間對一件事有著不同的看法，這是非常自然的。比如陸港關系，就總體而言，我從一個海外華人中立的角度上來看，香港的長久繁榮與穩定，確實離不開大陸。但就微觀層面，普通香港民眾卻未必全部都能體會到大陸對香港的正面效益。每天面對的，卻是陸客過多帶來的交通擁擠、房價高企、產房緊張、奶粉斷供以及雙非居港權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實際問題。
所以，欲解決陸港矛盾，需要的并不是打嘴仗，而是港府確確實實地解決這些實際問題。但只能就事論事，解決矛盾，而不能讓這些事激化到種族、族群、地域等社會層面。比如剛剛港府衛生局長周一岳就表示，要將2012年雙非孕婦數字限制在3萬5000人，這是早就應該采取的實質性補救措施。一旦整個社會出現了這種族群分裂的可怕苗頭，則絕對不能聽之任之。從圍堵陸客的香港居民，以及《蝗蟲歌》流行的背后，更透露出香港居民對中國國家認同的全面缺失。
在和平時期，安享太平盛世的普通港人當然不知道國家的價值，但如果在罵同胞“支那人”之余，我還是想請大家翻翻史書，看看無根的猶太人無論有多少財富，都在短短數十年里灰飛煙滅。國家到底有多重要，我想以色列立國的先驅，可能確實要比香港那些上街高罵同胞“蝗蟲”的華人要懂得多。
作者是新加坡佛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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