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感動中國十大人物評選昨天又再度上演了，有見義勇為者、有為國盡忠者，亦有忠于職守者，無不令我深感敬佩。但唯有從事慈善者，尤其是那些衣著光鮮的帶著一股子中產階級或上流社會文明氣息的為慈善者令我反感。雖然在各類媒體的拼命鼓吹下，慈善事業的水平似乎已經越來越成為考驗中國社會道德水平的重要指標，但我依舊固執地牢記迅哥兒的箴言——人們啊，要警惕慈善家。
之所以反感慈善，是因為相比于其他各種道德行為，慈善帶有鮮明的階級社會烙印。或許借用馬克思那句著名的話改寫說，慈善不過是階級社會的另一劑鴉片。
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無論是形式民主還是實質民主都極度匱乏的國家來說，慈善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在今年的感動中國節目中，我看到那個叫張平宜的臺灣記者，在她的幫助下，麻風病人的孩子第一次小學畢業。這表面上似乎令人鼓舞，然而進一步的問題是然后呢？或許在更多人的幫助下，這些孩子能夠中學畢業，能夠大學畢業呢。那么再然后呢？他們就可以步入社會，成為無數被剝削的勞動力大軍中的一員。說實話，在我看來，這不過是把一個個生活在所謂“文明社會”邊緣的人們販賣進文明社會，使他們從欲為奴隸而不得的狀態進入到做穩了奴隸的狀態。如果這種行徑可以稱之為道德的話，那么在我看來當年歐洲人的販賣黑奴也可以稱之為道德的。
當然，我承認對于一些個體而言，慈善能幫到他們，甚至能改變他們的命運。譬如當年希望工程宣傳冊上那個著名的大眼睛姑娘，現在不就成為時尚光鮮的城市白領中的一員么?但對于一個結構上越來越固化的階級社會而言，慈善在整體上是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我曾經參加過甚至組織過一些慈善活動，回想起來不過是城市中產階級對道德感的生產和消費罷了。且舉一個簡單的方面加以說明好了。在慈善對象的形象選擇上，一個突出的特點是無害性，譬如孩子、女性尤其是母親、小動物。這些形象往往是柔弱的、缺乏攻擊性的，與此相對應的我們可以回想下毛澤東時代那種革命宣傳畫中的底層群眾形象，往往是粗獷有力的、肌肉發達的、充滿破壞性的男性形象。在這樣一個慈善對象的選擇過程中，底層群眾中的另一部分就被悄然排除在外，那些男性的、充滿攻擊性的、有破壞力的部分被這樣一套選擇模式所閹割了。通過慈善活動展現在大家面前的底層群眾形象是可憐的、無助的、不會對任何人有害的，并且最重要的是離開他人幫助就無法生存的。
對于那些潛意識里充滿著階級地位優越感的小布爾喬亞們來說，這種無害性的形象是最容易滿足他們的觀賞欲望的，在他們對這些形象的觀看中，從那些充滿著求助和渴望的眼神中，他們自身的階級地位和階級身份得到了進一步確認，他們感受到了自身的力量感，感受到了作為統治階級地位的穩固和優越。他們作為這個階級社會主人的形象得到作為他者的慈善對象的確認，雖然他們潛意識里明明知道這個他者的形象不過是依據他們的利益選擇出來的。
另一方面，對于底層民眾來說，一旦他們接受了這一敘事模式，他們的被閹割就成為真實的了。他們會主動展示自己柔弱、無力的一面，向媒體、向政府、向那些衣著光鮮的慈善家們祈求，融入體制、做穩奴隸就成為他們自以為真實的愿望了。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經歷這么多年教育改革失敗后，諸多的底層群眾仍然把送孩子上大學當成改變自身命運最大的途徑。知識改變命運，教育成就未來，維持這個中國最大的謊言，可以說希望工程項目和眾多的叢飛和白芳禮們功不可沒。當然我無意也無權對叢飛和白芳禮們進行譴責，他們自身也不過是這一體制下的受騙者和受害者。
馬克思主義者與其他學派所不同的是，他從來把底層群眾看成是有能力改變自身命運的革命主體，途徑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而絕非祈求與老爺太太們的殘羹剩飯，需知老爺太太們的殘羹剩飯里夾雜著他們吃剩下的口水，這口水里是帶著布爾喬亞的毒素的。1951年，毛澤東親自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點名批評電影《武訓傳》，這一舉措值得今天的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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