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之：彭清華不辨是非的講話不利于團結穩定

彭清華不辨是非的講話不利于團結穩定　　

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主任彭清華于1月31日在“港島各界2012年新春酒會”上就鳳凰網挑唆一些港人圍攻孔慶東事件發表講話，稱：“最近，個別內地學者發表了一些不當言論，我們對此深表遺憾。這些言論不僅引起了許多香港市民的不滿，也受到了許多內地民眾的批評。”

彭清華的這個講話是不妥當的。

這個講話不辨是非，顛倒了是非，看似息事寧人，實則姑息縱容了別有用心者，并不利于國家民族的團結。

一，地鐵沖突，內地母子不了解情況吃東西，被告知后即行終止，事情平平常常，談不上違法不違法。　　

香港乘客勸告中不依不饒，從公民素養角度講低于內地母子。但爭執雙方并未越過正常生活摩擦與公民素養范疇。

香港媒體和政要就此事大講香港法制，有點文不對題。

摩擦所折射出的內地與港人間的矛盾，是一個社會現象，問題復雜，不宜就事論事。

二，香港地鐵乘警無理將幼弱母子粗暴趕下列車，是嚴重違法行為。　　

就事論事是嚴重違法，而且還表現出賤視內地游客、不能平等待人、嚴重的殘余殖民奴役意識。乘警理應受到社會輿論審判，在媒體上向受害母女道歉，相關地鐵公司應給與紀律處分。

這是舊中國十里洋場租界內洋人和紅頭阿三對待“華人”的做法，彼時司空見慣，在香港回歸祖國之后，這種殖民地式的歧視不應該容忍其繼續存在。

不是標榜法制嗎？愿港府就此設立專案，從頭至尾，認認真真地“法制”一下吧。

三，，“內地學者”并無“不當言論”，而是鳳凰網等港媒“故意歪曲，居心叵測”十分不當。　　

孔慶東仗義執言，針砭不良社會現象，其言可嘉，其行可懿。民間行為，語言尖刻一些，無可深責。

鳳凰網惡意歪曲，撥弄風潮，煽風點火，矛頭所向，并非個人，而是社會，是中聯辦，是國家民族。香港水軍圍攻中聯辦純粹是生牽硬扯借題發揮，屬不良政治行為。

利用霸權媒體，歪曲夸大無中生有，煽風點火制造事端，挑起街頭暴亂，鼓動“顏色革命”，是帝國主義霸權勢力顛覆蘇聯東歐的慣技，在拉薩和烏魯木齊事件中他們也曾如法炮制。歷史教訓慘痛。 香港地鐵事件，不過是別有用心者的又一次小試牛刀。此風不可長。

對事件的這一本質，必須保持清醒認識。

姑息遷就，不辨是非，不利于扶正抑邪，教育群眾，加強團結。　　

顛倒是非，只會讓別有用心者得逞。

四，姑息遷就和靠大把花銀子買不了長治久安。　　

殖民奴役的殘余意識不是先進文化，不應該永遠供奉起來。一國兩制不等于放棄意識形態方面的斗爭，社會主義的媒體不能夠老是做資產階級和殖民主義文化以及形形色色宗教宣傳的尾巴。

香港一些人中的優越感，以及因此產生的對內地人的偏見，是殖民文化影響繼續嚴重存在的表現。

建議　彭　先生讀讀新華網的一篇文章：《冰火兩重天的香港：萬眾矚目的香港房產富豪與籠屋中的百萬貧民》。　潘慧嫻　女士的《地產霸權》一書所展示的香港，一直為我們的主流媒體所屏蔽。　　

香港作為殖民城市長期以來完全靠著金融中心的地位維系著自己的繁榮，它沒有什么實體產業為自己創造財富，畸形的經濟支撐起畸形的房地產業，從而形成了金融資本與房地產的聯手統治。金融資本的利潤來自對世界和大陸的剝削，房地產是倚恃壟斷套在整個市民階層頭上的地租繩索。

香港多數市民所引以為傲的生存狀態，不過是就是如下的“籠屋”式的生存：

2009年上半年，約有17.9%市民，即在700萬香港人中有近124萬香港人屬于低收入或貧窮家庭。低收入家庭中有10%的人居住在環境惡劣的籠屋。籠屋就是在香港一些老街區的舊樓，一些房間隔成一個個像火車硬臥般的床鋪，每層床鋪用鐵絲網圍起來，然后就當作一個房子一樣租出去的所謂住宅。在籠屋中不到　3平方米　的狹小空間內最多要塞下3張出租床。一張床大小的空間，人們在里面吃、住、睡，這就是他們的家了。　　

造成這種機型生存狀態的是1%與99%的貧富不均：　　

潘　女士在書中指出，香港房產業的畸形發達是造成香港現狀的罪魁禍首。香港居住成本為亞洲第三，置業成本在全球大城市中高居第四，零售商鋪租金更排名全球第二。比如在香港，餐飲行業有50%-60%的成本是房租。而香港“六大家族”———李嘉誠家族、郭氏家族、李兆基家族、鄭裕彤家族、包玉剛、吳光正家族以及嘉道理家族代表的地產財團“透過把持沒有競爭的各種經濟命脈，有效操控全港市民需要的商品及服務的供應及價格”。六大地產商才是香港的控制者。根據港交所的數據，2010年5月，由這些經濟巨頭操控的主要上市公司，占香港股市總市值的14.7 %。幾大地產商之間互相厘定協議，形成卡特爾聯盟，共同提高行業進入門檻和行業集中度，打擊外來競爭者。香港已經成為六大家族控制的寡頭市場。　　

這六位房地產大亨手握著絞索之綱，牽動著數以百萬計的細繩，緊緊地將香港的多數市民牢牢吊住，將他們變為地地道道的房奴。而這個香港媒體、學界、法制、文學藝術和明星文化，從武俠打斗到市民煽情，都在為這一社會結構和生存狀態的合理性進行詮釋粉飾，使他們安于這種畸形的奴性生存，無限景仰地將大亨奉為神明。有了這一詮釋和粉飾，房奴頸上的吊索，就變成了維系民主和繁榮的幸福生存生存的保險繩。因此。一旦因市場動蕩或股市泡沫破裂給他們帶來惡運時，回歸之前他們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只認命，回歸之后，一切困難和不幸，他們都可以千篇一律地歸罪于回歸。是回歸使他們失業，是回歸使他們的房產和股票貶值，是回歸使他們生活在動蕩驚恐之中，總之，一切不好都因為回歸。這就是媒體打造出的香港式的思維。于是，在媒體的煽動下，“七一”式的游行、中聯辦示威等等，就成為向中央政府施壓以換取更大支持的百試不爽的有效方式。而別有用心的幕后操縱著，則從一次次有效煽動中嘗足了甜頭。

中國業已開放，在中外交流中香港的優勢地位早不復存，若論在國際金融中的作用，香港遠遜于上海，因此，要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就離不開中央的扶持，大把花銀子。為了大局，一定的扶持是必要的。但是，把維穩維系在大把花錢上就錯了。政治上一國兩制，但不等于取消分裂與統一、姓資與姓社的斗爭，放棄斗爭投降主義，買不來長治久安。

中央政府為香港繁榮穩定大把花銀子，并未按市場原則辦事，而是給香港以超國民待遇。房地產是吸附在港人身上最大的氣血鬼，港人認為天生合理。大陸逢春節車票就漲價，叫按市場規則辦事。不知香港同胞想過沒有，香港的淡水全靠大陸供應，如果大陸也像香港的房地產商一樣，憑恃論斷將淡水價格提高十倍，那香港人也得喝水。其實香港自恃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全靠著大陸人民顧全大局的無私支援扶持。二者交往并未處處按市場規則辦事。可這些不光被媒體遮蔽了，而且媒體還人為地制造別有用心的誤導。

 “爭床位”與“炒樓”問題就是如此。既然實行市場經濟，港人與內地人在趨利避害的權利方面應該是平等的。美國人不斷加大力度鼓勵中國富豪移民，無非讓貪官污吏和先富階層多從中國挖走幾個錢。對這一下三濫的做法，未見港媒有什么仗義執言的抨擊。內地人到香港生孩子，充其量不過是這一普世生存準則的實踐罷了，沒什么可以大驚小怪的。炒樓更是市場行為，既然允許國際金融大鱷操縱香港股市，難道能夠不允許大陸資本到自由香港去炒樓嗎？

正常的市場行為，但媒體的誤導下，就成為香港同胞的一根敏感神經。

理不辨不明，要敢于堅持真理，理直氣壯地宣傳社會主義，宣傳愛國主義，理直氣壯地批判分裂主義和別有用心的誤導言論。鳳凰網和地鐵乘警，用上世紀3年代十里洋場殖民者對付華人的辦法對待內地的婦孺乘客以及為此仗義執言的學者，他們不僅不道歉，而且惡意歪曲，搬弄是非，擴大事態，給中央政府施壓。不講是非，以姑息退讓的方式買平安，這一次事件也許擺平了，但抑善揚惡的結果是姑息養奸，與加強團結的愿望是背道而馳的。

附：　　

冰火兩重天的香港：萬眾矚目的香港房產富豪與籠屋中的百萬貧民　　

新華網http://forum.home.news.cn/thread/92641431/2.html

作者:光大張續灰 于2011-12-27 17:35:54發表

內地人一談到香港，腦海中立刻就涌現出民主、自由、繁榮、發達等字眼。經濟學人們眼中的香港則是自由經濟的典范，如弗里德曼、張五常等。在美國傳統基金會每年發布的《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中，香港連續16年獲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

李嘉誠、包玉剛等人在大陸簡直被視作神，自由經濟市場誕生的資本之神。就像《巴菲特陰謀》一書中所揭露的，他們與巴菲特一樣，成為萬眾矚目的偶像，是財富與成功的象征。去年在深圳特區建立30周年慶祝大會上，香港特首曾蔭權和李嘉誠都前捧場，李嘉誠的風頭卻遠蓋過曾蔭權。

但遺憾的是，無論是港英政府時代還是現在，香港既不民主也不自由—以前是英國政府現在是地產商決定一切香港事務，香港人只能靠邊站（參見香港電影《金錢帝國》、《跛豪》、《五億探長雷諾傳》與《世界金融五百年》一書）。而那些以香港為典范的經濟學人們要么是先天不具備后天也無法培養出經濟分析的能力，要么是以服從某些經濟學派教條來為自己辯護實質上是因為其論據、論證與觀點跟某些實業界利益相一致，他們的觀點不具有實踐與應用的價值，所謂國無恒敵則亡，僅從研究規范角度來看具有某些從側面推動其他經濟學派學術進步的價值。

2010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李嘉誠居全球第14位，李兆基次之，排第22位，郭氏兄弟排名28。與此同時，香港基尼系數高達0.433，僅次于中非共和國，比中國大陸的貧富差距還要大。2009年上半年，約有17.9%市民，即在700萬香港人中有近124萬香港人屬于低收入或貧窮家庭。低收入家庭中有10%的人居住在環境惡劣的籠屋。籠屋就是在香港一些老街區的舊樓，一些房間隔成一個個像火車硬臥般的床鋪，每層床鋪用鐵絲網圍起來，然后就當作一個房子一樣租出去的所謂住宅。在籠屋中不到　3平方米　的狹小空間內最多要塞下3張出租床。一張床大小的空間，人們在里面吃、住、睡，這就是他們的家了。　　

為什么香港會變成這樣？《地產霸權》一書為我們找到了答案。該書作者潘慧嫻曾任新鴻基地產集團創辦人郭得勝的私人助理達8年，后又加入馬來西亞糖王郭鶴年的地產企業嘉里建設，擔任高管負責土地及物業的估價與收購，并參與規劃及契約修訂的工作。　潘　女士2003年移民加拿大后，還曾于加拿大卡加利市任職于石油土地收購代理公司，并負責宣誓專員工作，及于多倫多從事地產發展業務。她用兩年時間寫就并自費出版本書英文原版《土地和香港的統治階級》（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被《加拿大書評年鑒》選為2007年度學術書籍評選獎。

潘　女士在書中指出，香港房產業的畸形發達是造成香港現狀的罪魁禍首。香港居住成本為亞洲第三，置業成本在全球大城市中高居第四，零售商鋪租金更排名全球第二。比如在香港，餐飲行業有50%-60%的成本是房租。而香港“六大家族”———李嘉誠家族、郭氏家族、李兆基家族、鄭裕彤家族、包玉剛、吳光正家族以及嘉道理家族代表的地產財團“透過把持沒有競爭的各種經濟命脈，有效操控全港市民需要的商品及服務的供應及價格”。六大地產商才是香港的控制者。根據港交所的數據，2010年5月，由這些經濟巨頭操控的主要上市公司，占香港股市總市值的14.7 %。幾大地產商之間互相厘定協議，形成卡特爾聯盟，共同提高行業進入門檻和行業集中度，打擊外來競爭者。香港已經成為六大家族控制的寡頭市場。　　

有了經濟控制力的地產商家族逐漸滲透入政治領域。這些大地產商及與其關系密切的包括許多來自銀行、法律、建筑、工程和建造業的合作伙伴，在由800人組成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占有很席位。截至2010年3月底，六大地產商的董事在各個法定及咨詢組織擔任共54個職位。地產界的卡特爾將其魔爪延伸至政治體制，以鞏固其經濟影響力。權力集中在少數精英階層之手。因此地產商通過對政治權利的掌控左右公共政策，提升自己的利益或懲罰性對待他人，損害競爭對手，對雇員采取高壓手段。

潘　女士與我們的觀點不謀而合。她在書中指出認為現在的香港實行的是新封建制度：“土地也等同于權力。大企業從物業發展和投資中獲利，之后運用這些財力去收購其他的經濟資產。大企業最初的收購目標，往往是公用及公共服務企業，因為這有助于財團以最低風險提升經濟實力。而這些行業與民生息息相關，于是民眾便要為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所需向這些壟斷的大財團支付很高的成本。在此過程中政府為虎作倀，不是主動協助大企業，就是采取被動的不干預政策助長大財團的優勢。而一旦經濟形勢不好，企業就會以削減開支為由，采取高壓手段，裁員或迫使員工接受減薪。此時，政府不是向中產及勞動階層增加稅款，就是開始征收新的稅項……從歷史可見，中世紀的統治者往往靠攏強大的地主，而不論回歸前后，香港政府都有這種傾向……從統治者與經濟財閥互相勾結來看，目前的統治者與封建時代大同小異。” 香港六大地產商家族儼如領主貴族般高懸于社會頂層，中下階層相當于奴隸階級，而所謂中產階級也只不過是一群不斷向地產商進貢并提供服務的屬地農民。因此，我們可與說，這些大地產商家族主宰著香港人的命運。　　

由香港再聯系到我們中國大陸的房地產業，不禁令人驚出一身冷汗。一些大陸城市的房產業與地方政府是步香港之后塵，還是另辟蹊徑，走出一條健康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值得我們翹首以待。

如果走上的是香港那樣的不歸路，結局會不會是革命與社會大動亂？就在昨天，《人民日報》刊文指出，暴力革命無法解決社會問題。但正如《地產霸權》所指出的：“這種極端的社會不公平現象，不容于現代社會的文明。歷史告訴我們，當貧富懸殊達到高峰時，受壓迫者終會奮起革命，與特權階級抗爭。”恩格斯也曾講過：“至少在歐洲，英國是唯一可以完全通過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來實現不可避免的社會革命的國家。當然，他從來沒有忘記附上一句話：他并不指望英國的統治階級會不經過‘維護奴隸制的叛亂’而屈服在這種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

最后給出一個最近的關于移民的信息。美國政府已經開始警告在海外藏匿資產的美國人，不要心存僥幸，他們將加緊追查國人海外帳戶和海外資產的真實性，一旦被查出在海外藏有資產，戶主將被施以重罰，嚴重的還會被判刑入監。按照美國通過的海外帳戶稅收遵從法的要求，所有想在美國經營的外國銀行從2013年1月1號開始都必須向美國財政部提供客戶信息，否則就被視為與美國政府不合作。美方有權拒絕其在美國開展業務，這樣美國公民和綠卡持有者想隱匿海外資產將會變得更為困難。而且根據美國稅法的規定，即便放棄美國國籍，美國政府也可追溯5年，要你補交放棄國籍前五年擁有的海外資產隱匿不報而逃避的稅收和罰金。靠移民來逃脫懲罰純屬幻想，但愿利益集團能夠做出妥協，能讓香港與中國大陸避免最壞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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