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香港需要進行新民主義革命

香港需要進行新民主義革命

★郭松民

從孔慶東對香港一些人和現象犀利但不失善意的批評，以及這一事件在香港所引起的歇斯底里來看，當年在收回香港時，沒有采取“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政策，而是采取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策是錯誤的，收回主權后不去清理盤踞香港多年的殖民勢力、買辦勢力，甚至黑社會勢力，繼續進行新民主義革命，而是把這些勢力當成寶貝一樣供起來，滿足于形式上的統一，終于使今天的香港在經濟上成了一個沉重的包袱，在政治上、文化上甚至變成了一個反共、反華的前進基地。

 香港問題，說到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遺留問題。

 中國近代史的發端，就是1840年英國殖民者強加給中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這場戰爭不僅使中國開始墮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還產生了一個直接后果，就是香港的割讓。從此香港一方面變成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橋頭堡，另一方面，香港也變成了一座“化糞池”——在歷次革命中被推翻的軍閥、漢奸、買辦、地主惡霸、失意政客等等，紛紛通過各種下水道流進香港，把香港當成了躲避人民革命風暴的避風港，香港由此成為反共反華勢力的大本營。他們卷走了內地人民大量的血汗錢，也在很大程度促進了香港的“繁榮”。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中拯救出來。首先，要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中國，使中國獲得完整的主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次，要消滅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為民族工業的發展讓出空間；最后，實行土地改革，徹底埋葬封建勢力，掃除中國通往現代化道路上的一切障礙。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性質上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本應由民族資產階級來領導，但由于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先天不足，無法克服其軟弱性，所以只能由新生的中國無產階級來領導。

 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大陸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幾千年以來的封建剝削，100多年以來的帝國主義壓迫，都在波瀾壯闊的人民革命中被徹底地推翻掉，新中國由此迎來了60多年的輝煌。

 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洪流在界河戛然止步，沒有沖擊到香港。為什么會這樣？當然不是因為人民解放軍的力量不足，而是毛主席出于打破帝國主義封鎖的考慮。因為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并沒有改變中國已經身處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當中的事實，反而使新中國被帝國主義包圍的態勢變得更加凸顯了，保留香港，就使得新中國多了一條突破封鎖的渠道。后來的實踐證明，毛主席當年所做的這一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時間到了70年代，隨著尼克松訪華和中國重返聯合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封鎖被打破，繼續新民主主義革命，解決香港問題的時機日趨成熟，可惜這一時期，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相繼去世。1978年之后，中國更是由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挑戰者轉變成了“接軌者”，因此，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來解決香港問題的道路被放棄，取而代之的是“馬照跑，舞照跳”，完整保留香港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態的政策，這實際上是一種向殖民勢力、買辦勢力投降的政策，導致了嚴重后果。

 根據這一政策，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治理，主要依托殖民時代的香港上層精英——大金融資本家、房地產開發商、投機商人、港英當局培養的“行政精英”、文化精英等——來進行，這就必然導致中央在香港的各項政策脫離香港廣大中下層民眾的要求，引起他們的反感，同時，由于香港的殖民文化根本沒有得到清理，這使得香港一些民眾“西崽心態”嚴重，存在盲目的優越感，再加上香港買辦媒體的蓄意挑唆，這才是所謂“孔慶東罵港”事件持續發酵的根本原因。

 因此，所謂“孔慶東罵港”事件引起的種種后續效應，本質上是一個經歷過徹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洗禮的內地自信、自立、自強的文化，與完全沒有經歷過這兩場革命洗禮的香港殖民文化的沖突，這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

 在筆者看來，中央應該根本調整目前的對港政策，從依托香港的1%來統治香港的99%，轉為依托香港的99%來統治香港的1%，即從依靠香港的上層精英來統治香港的人民大眾，轉為依靠香港的人民大眾，在香港進行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徹底清除香港的帝國主義勢力、徹底清除香港的買辦勢力、徹底清理香港的殖民文化，用一個干干凈凈的“人民的香港”來代替目前遍布殖民時代污泥濁水、依賴內地援助、已是人老珠黃的“東方之珠”， 香港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和內地的真正統一之時，就是香港獲得新生之日，如此香港才會有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