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牛：烏坎——烏拉！

烏坎——烏拉！

老兵 丑牛

讀了烏坎事件的報道后，我的第一感覺是，這是一場農民運動，這是一場革命。我喊出了十月革命中紅色戰士們震天的怒吼和歡呼——烏拉！

一個地處邊陲的南海漁村，發生的一起群體事件，為何振撼了中國，傳遍了世界？因為它反映了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矛盾和斗爭。改革三十多年來，中國是走向資本主義，還是走向社會主義。農民奮起反抗資本的壓迫和掠奪。

有人極力淡化這一事件，說它是“個案”，是一個“村子內的土地糾紛”。的確，事件是由村民們為維護自身的利益所引發，但它必然地牽涉到階級、階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必然牽涉到黨和政府的政策和立場。土地是誰的？誰賣的？誰占的？誰批準的？誰得了利？誰受到損害？如果被剝奪者處在弱勢地位，必然組織起來，奮起抗爭；剝奪者處在強勢地位，必然動用“專政”手段進行鎮壓。上訪——堵截；游行——禁止；圍堵——抓人；建立組織——非法；與軍警對峙——防礙公務；……。這就形成“事件”，這就形成“危機”。

這種矛盾和斗爭，在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特別在臨近城鎮的村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對烏坎事件的批示中，也承認了這一矛盾的普遍性和必然性：

“烏坎事件的發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這是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長期忽視這個過程中發生的矛盾積累的結果，是我們的工作‘ 一手硬一手軟’的必然結果。”

哪一手硬，哪一手軟呢？據中共汕尾書記鄭雁雄的傳達是：

“我們拼命抓項目，拼命抓發展，對于民生問題，對于基層民主問題，對于村內的利益平衡問題，對于基層黨組織村級‘兩委’的執政能力問題，我們所做的不如經濟建設那么硬，所以，存在損害群眾利益的事情時有發生，日積月累，遲早有這一天。”（來源：愛思想網）

汪洋書記說烏坎所暴露的矛盾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這不錯，但說矛盾的形成是“一手硬一手軟”的結果，就不符合實際，不符合邏輯了。“拼命抓項目”不就是“執政為民”“以人為本”么？怎么會成為“忽視民生”“忽視基層民主”了呢？除非這些項目本身，不是為民，而是為了GDP，除非這些項目的投入，有利于官員們的權力（掌握著公共資源）資本化，除非是有助于開發商獲得高利潤，除非是為了增加政府土地財政的收益。烏坎事件的起因，正是這樣的。在烏坎村興風作浪、呼風喚雨的港商陳文清是什么人？他原本也是當地一個小村官——民兵連長，六十年代偷渡香港，做兩岸間的投機買賣發了財，就以港商的身份回到家鄉搞“建設”，與村“兩委”達成協議，由烏坎村出土地組成開發公司，村支書當了總經理，村主任當了副總經理，拿烏坎集體的土地炒地皮。“港商”陳文清發了，村書記主任也發了，村民卻窮了，村支書村主任和村民的關系也變了，他們變成了資本家，村民變成了被剝奪者，汕尾市書記說村民要收回土地是受境外勢力的操縱。究竟是誰在“操縱”著烏坎村的“兩委”呢？汕尾市書記對村民說：“你們要收回土地，怎樣收回啊？那是簽了協議的，能隨便收回嗎？一定要收回，只有由政府出面賠償，羊毛出在羊身上，還不是你們的錢？”烏坎人聽了心里涼了半截，他們只好打出橫幅高喊：

“烏坎人民冤枉啊！”

正因為烏坎事件，牽涉到中國改革的走向，因此，各派政治力量都力圖用自己的政治立場來詮釋烏坎事件，左右烏坎事件。

西方很顯然把這一次事件，渲染成一場“顏色革命”，一場“自由民主”運動。請看《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美國每日電訊》等的報道：

“今年九月，廣東陸豐烏坎村發生反抗當局強行征地的行動，（引者注：是‘當局征地’么？）當局首先試圖鎮壓，受挫后提出談判，憤怒的村民趕走了村里所有中央黨政官員，（引者注：是‘所有中共黨政官員’么？）包括統治該村近30年的村黨委書記，令這個二萬人的漁村，成為第一個沒有共產黨存在的一片凈土。”

這種“反共”“起義”的調子，很快引起村民們的警覺，他們用中英文公開發表聲明：“我們不是起義，我們是要回土地，反對腐敗”。接著貼出了“擁護共產黨”“共產黨里有青天”的標語。特別是“共產黨里有青天”這個口號，讓人深思。“共產黨里有青天”，就是說共產黨里也有“黑天”，村民擁護的是“共產黨里的青天”，村民們要打倒的是“共產黨里的黑天”，當了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的“共產黨”就是“黨的黑天”。

西方的陰謀失敗了。

主流派（包括主流媒體）是怎樣評價“烏坎事件”的呢？以《人民日報》發表的評論文章《烏坎事件提示我們什么？》為代表，他們把“烏坎事件”說成是在改革中形成的各種不同利益集團相互間的利益博弈。

“有利益博弈并不可怕。有了這樣的博弈，才能更好地平衡利益、協調關系，讓整個社會處于動態穩定之中。群眾固然不能‘有訴求就過激，一過激就違法’，再合理的訴求也要在法律框架下解決，基層政府也不能把本屬正常的訴求表達，用‘堵’和‘壓’使之演變成過激對抗。”

這一小段文字包括兩層意思：第一，矛盾的性質；第二，處理矛盾的方式方法。

說烏坎事件的矛盾是雙方利益的博弈，恐怕站不住腳，村民要求收回土地，懲治腐敗，是被剝削者與剝削者的抗爭，是被壓迫者和壓迫者的抗爭，說是雙方“利益的博弈”是掩蓋矛盾，轉換矛盾的性質。

對“博弈”雙方，各打五十大板，這也太不公平。一邊是反抗，一邊是鎮壓。是強勢政府，對弱勢村民。村民從上訪到游行，從抗爭到建立“臨時理事會”，可以說，是一步一步“逼上梁山”。評論最后表揚的還是廣東省委進行“對話”的“政治勇氣”。其實，這種“政治勇氣”是開始時的群體上訪，陸豐市、汕尾市的黨政領導是怎么作為呢？為什么不贊揚群眾主動的“政治勇氣”而贊揚廣東省委在事情鬧大了之后出來收拾局面的“政治勇氣”呢？何厚此而薄彼耶？

評論不談“烏坎危機”，只談“烏坎轉機”；不談矛盾如何形成，只談矛盾如何“轉機”。說這種做法能達到使“整個社會處于動態穩定之中”，在實踐中，證明了這個目的是不可能達到的。甕安事件平息了，又出了孟連事件；孟連事件平息了，又出了石首事件；石首事件平息了，又出了個通鋼事件；通鋼事件平息了，又出了個武鍋事件……。一次比一次鬧得大。

把被壓迫被剝奪者的反抗，解釋成“利益的博弈”這是掩耳盜鈴，最終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憲政民主派”借“烏坎危機”而想“亂中奪權”的勾當。他們大肆渲染“烏坎事件”是“國家樣本”。說“烏坎是中國必須邁過去的一個坎”，“要沿著烏坎之路，邁向另一個改革新時代”。

這一派在海個以香港“鳳凰衛視”為代表，在國內以“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為代表。說他們是“憲政民主派”不是我強加的，是他們的“夫子自道”。請看“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于《人民日報》評論文章發表的當天下午，立即傾巢而出，急時地召開了“北京專家學者高度評價‘烏坎轉機’座談會”，主持者在“開幕詞”里講道：

“今天，在十八大即將召開，人們期盼新改革時期來臨之際，毫不夸張地說，‘烏坎轉機’具有強烈的時代意義。烏坎之‘坎’是我國邁向一個新時代必須跨越之‘坎’，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民主主義之路，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憲政建設的奠基之石。”

參加座談的專家學者，也圍繞著這一“建國方略”發揮：

“今天中國的變革首先應當是政治改革，主題是民主與憲政。”“只有那些更多孕含民主、憲政元素的‘模式’，才是代表正確發展方向的模式。”（學者：王霄）

烏坎事件與“民主憲政”有何關聯之處呢？就像前文提到的西方把烏坎事件說成是一場顏色革命，一場起義一樣的荒謬。這些專家學者究竟是中國人，多少知道一些烏坎事件的真像，如此信口雌黃真讓人吃驚。

更令人吃驚的還有哩：

“廣東烏坎事件的處理模式，將和 33 年前安徽小崗村在經濟改革方面的實驗一樣，成為未來中國社會管理改革的樣本。”（座談會報道的編者按）

“這個事意義非常大，我認為這個事件不亞于 30 年前的小崗村。”（社科院研究員：姜曉星）

“30 年來， 我們有不少經濟體制改革特區，卻沒有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特區！……32 年來，政治體制改革上，我們沒有一個類似小崗村那樣的成功樣板來拷貝復制推廣。”（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

還有一些把烏坎事件和小崗村類比的發言，我讀了這些后想了好久，小崗村當年18人按手印要求單干和今天的烏坎人維權事件有何類比之處呢？人們拿小崗村來說事，唯一的關聯是，小崗成功地（？）開啟改革開放的一個新時代，因此，烏坎的“憲政民主模式”也將開啟另一個新時代。這個“新時代”到底是大學者們的妄想，還是臆斷。他們搞“憲政民主”，前途茫茫，卻要搭小崗的便車。知否，知否，今日小崗不妙：來徑正迷迷，去路亦渺渺。把30多年來，仍然摸索不到前進方向的村子，說它“引領了一個新時代”。悲夫，“憲政民主”派！嗟夫，“憲政民主”派。

“鬧劇”唱這個地步，本應收場了，可袞袞諸公還煞有介事地推出一個“烏坎轉機”模式來，在“座談會”上沒有一位專家學者談“烏坎危機”，沒有一位大人先生談一句烏坎人民的苦難，卻把廣東省委處理烏坎危機的方式捧上了天。“胡耀邦史料信息網”報道這次座談會的題目就是《“烏坎轉機”的時代意義和國家樣本意義》。《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題目是《“烏坎轉機”提示我們什么？》

“烏坎轉機”是一種創新的模式嗎？廣東、汕尾、陸豐在處理烏坎事件時，也和全國以前發生的大多數群體事件過程一樣，事件發生時，用“敵對思維”來對待：鎮壓。亂子鬧大了，形成了危機，才改而安撫，對話，談判。說是“對等”，其實，很不對等。是強者對弱者激烈反抗的對應。廣東省委對烏坎事件的處理，也沒有“對等”過，開始是“朱六點”，其中有四條罪指烏坎人；談不成，改成了“朱五條”，語氣緩和了一些，仍然談不成；最后，才由報紙公布了“后朱五點”，承認群眾訴求的合理，承認群眾組織的合法。這才贏得了烏坎由“危機”到“轉機”。

這能成為一種模式嗎？而且是“具有時代意義的國家樣本意義的模式”嗎？狗屁！在此之前，中國發生的一些大的群體事件，大都是以領導人和群眾的“對話”這種方式來解決的。通鋼事件是這樣的，襄軸事件是這樣的，甕安事件是這樣的，孟連事件是這樣的，武鍋事件是這樣的，石首事件是這樣的，何來一個“烏坎轉機模式”？！

更“狗屁”的是，把這種“對話”模式，說成是廣東的創新，而且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烏坎事件因發生在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廣東，而變得引人關注。專家認為，……廣東烏坎事件的處理模式，將和 33 年前安徽小崗村在經濟改革方面的實驗一樣，成為未來中國社會管理改革的樣本。”（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編者按）

“廣東處理烏坎事件的理念和決策，將為未來中國提供一件成功案例，一條康莊道路，一個良治模式。……絕不能用欠發展地區的局部問題代替發展中地區具有全局性的問題。……從這個意義講，“烏坎轉機”是廣東地方改革創新的國家樣本。”（座談會主持人：盛平）

“這樣的問題，只會出現在東南沿海發達省份。這些地區暴露的問題，才是中國的主流問題，也才是有國家價值的問題。” “不要以局部的偽問題，掩蓋整個國家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比如說‘黑打’就是偽問題。”（人民大學教授：任劍濤）

我們不用再引用這些“高談闊論”了，僅此，就足以說明，這些專家，學者在此時此刻（十八大之前）拋出一個廣東的烏坎轉機模式的良苦用心，他們毫不關心烏坎人民的苦難訴求，卻利用“烏坎危機”來為自己的團隊派別造勢，這個座談會，更像一個十八大前的競選造勢會，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

“烏坎轉機揭示了中共省部級官員的競爭。這是一種良性競爭。只有那些更多孕含民主、憲政元素的‘模式’，才是代表正確發展方向的模式。從這點說，廣東有更多的亮點。”

其它欠發展地區的“黑打”是偽問題，只有廣東的民主憲政才是亮點。這不是競選是什么？這不是“憲政民主”派要篡黨奪權又是什么？這哪里是專家、學者，看明了是一批政客，資產階級的政客。他們早已把烏坎人民的苦難遭遇拋到了九霄云外，他們踩著烏坎人的肩膀，打著憲政民主的旗幟招搖過市，用“憲政民主”來代替人民民主，用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來代替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的無產階級的綱領。

憲政民主派“亂中奪權”，倒使我們提高警惕，黨的十八大應開成一個什么樣的大會，圍繞烏坎事件出現的許多政治表演，倒真值得共產黨人認真研究。

共產黨人應該怎樣看待烏坎事件呢？

烏坎村人在“烏坎事件”中做了兩件大事，一是要收回土地，清算被剝奪的財物資產；二是打倒貪官污吏建立了真正屬于人民的臨時政權。上訪，游行，鎮壓，反抗，危機，轉機都是圍繞著這兩件大事展開的。

烏坎人面對“圈地”造成的生存危機，也是全國農民面臨的生存危機。“憲政民主派”們說“小崗模式”揭開了一個新時代的“序幕”，這個新時代所創造的“輝煌”，確實是億萬農民背井離鄉所創造的“豐功偉績”，農村，成了全世界最龐大，最廉價，最無勞動保障的勞動力市場。農民，與其說是靠農業生活，不如說是靠資本奴役而生活。

到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他們對土地的依戀逐漸談漠，這就激發了資本對土地的覬覦。中國改革的大師們，如厲以寧、吳敬璉之流都曾一再呼吁資本：“中國農村土地是全世界待開發的巨大金礦”。于是，全世界的資本都蜂擁而至，與掌控著土地資源的官員們，共享饕餮大宴。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崩潰了，農村的政權性質改變了，像烏坎“兩委”的頭頭們，一個是土地開發公司的總經理，一個是副總經理。他們還是黨的書記么？他們還是人民主選出的村委主任么？他們是地地道道的資本家，日思夜思的是資本的利益。

當經濟危機一旦發生，外出打工的農民回到農村進行土地經營時，才發現他們父輩們曾賴以生存的土地，卻被一堵一堵的高墻包圍隔離，他們要求收回土地，他們要求清算盜賣土地的官員。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受過紅色文化的教育，又長期在城市打工，受到近代產業工人的意識董陶，懂得什么叫資本，什么叫雇傭，什么叫剝削，什么叫壓迫，什么叫維權……。于是由外出打工歸來的幾十個年青人為核心，領導全烏坎村人組成了“維權理事會”，組成了指揮中心，進行集體抗爭。

這就是烏坎危機的實質所在。說另有一個“烏坎轉機”模式的存在，子虛烏有，那是處理危機的方法、手段；說這個“烏坎模式”是先進改革地區出現的社會管理新模式，胡說八道；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出現了危機，叫“先進”，夜郎自大而已；說這種烏坎轉機體現出了“憲政民主”的新階段，不過是政治騙子、江湖術士賣狗皮膏藥的伎倆。

我可肯定，黨的十八大決不會有一個實施憲政民主政策的議程，但黨內外的“憲政民主”派、“普世價值”派、“政治體制改革”派，他們會以烏坎模式作賭注籌碼而興風作浪。我們已經看出了一些端倪。從廣東的“烏坎危機”到“烏坎轉機”的提出，緊接著是《人民日報》的《烏坎轉機提示我們什么？》，就在評論文章的當天下午，就有了“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等組織的“烏坎轉機”的時代意義和國家樣本意義研討會，緊鑼密鼓，環環相扣，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場。這是一種偶然的巧合么？黨的十八大的代表們，你們可要警惕啊！真正的共產黨人，你們可要警惕啊！

烏坎人的斗爭方向，是和中國廣大農民的斗爭方向一致的，和中國工人的階級斗爭方向是一致的。如果說，通鋼事件是中國工人階級在城市打響了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第一槍，那么烏坎事件就是中國農民在農村打響了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第一槍。

中國共產黨人是站在他們的對立面阻擋他們，還是站在他們之上，教訓，忽悠他們，還是站在他們斗爭行列的前面領導他們，這才是真假共產黨人的分野。

烏坎事件也可能被扭曲，被嬗變，被化解，但烏坎事件卻會永遠載入中國農民革命運動的史冊，鼓舞著億萬的中國農民，為社會主義而斗爭！

烏坎——烏拉！

【后記】此稿完成于辛卯除夕，恰我85生辰，老兵面對國難，戎裝未解，壯心不懈，爆竹聲聲，桃符更新，遙向南國，祝烏坎人新春大發：“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 快把那爐火燒的通紅，趁熱打鐵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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