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不再是我們未來的榜樣

宋魯鄭：與法國智庫談“中國模式”

12月6日，陪同國內一位學者訪問了法國國際關系與戰略研究所（IRIS）。并參加了“中國模式及其未來”研討會。國際關系與戰略研究所是法國外交部六大智庫之一、全法三大智庫之一，對法國的政治、國防、外交有著重大影響力。以下為本人簡短發言（文字稿和發言稿略有刪改）。

我就談兩點。第一，就是西方經濟危機下中國社會如何看待中國模式。西方發生經濟危機至今已經四年，危機的發生以、西方應對危機的無效以及不得不向中國求援，使得中國社會普遍感到我們自己的模式是行的通的。盡管中國的模式同樣有很多問題存在。這也是為什么最近環球時報做的民意調查表明，64.8%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根據自己的國情，“完全可能或有可能”建設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模式。中國從主流上已經擺脫民主就是西方模式的羈絆。這一次西方危機也使得中國社會形成共識：西方不再是我們未來的榜樣。（注：這應該是為什么大陸所有門戶網站罕見的直播臺灣大選電視辯論會的原因，顯示了中央政府的自信，對自我模式的自信。鳳凰網有六十多萬人參加的民意調查也表明，近六成對三個候選人的表現都不滿意，近七成認為無意義或弊大于利）

第二就是如何理解中國模式。我認為有五點十分關鍵。一是中國政府十分強勢。這也是中國幾千年政治傳統的延續，是內生性的、繼承性的。無論是過去搞計劃經濟還是今天搞市場經濟，政府一直是起主導作用。（注：今天中國哪怕出現一起校車車禍，也都會把責任指向政府。這實際是這種政治傳統的外在表現。包括自由派、媒體、民眾都在這種集體無意識下做出共同的反應。這或許是自由派的悖論：如果想改變政府的強勢存在，就不應該事事歸究于政府。但如果不批評政府，他們又無法實現自己的理念）

二是國民性的勤奮基因。無論哪個階層，都是如此。而中國政府并沒有隨著經濟的增長而試圖改變。比如，中國不會像法國一樣立法禁止星期天營業。在各種經濟增長要素如土地、資金、勞動力確定的情況下，勤奮與否將成為決定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注：德國和法國就是明顯的對比）。

三是國民性的儲蓄基因。中國的高儲蓄率全球聞名，一直在50%以上，而美國的儲蓄率為百分之十左右。中國的高儲蓄率與東亞地區“崇尚節儉，反對奢華”的文化傳統息息相關。中國政府擁有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也是這種“量入為出，有所節儉”的傳統息息相關。當然中國目前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也是現實性原因。高儲蓄率不僅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更有防范危機的作用----實際上儲蓄本身就是為了應對未來可能的危機。所以盡管中國已是全球第一大汽車消費國，但80%是自有資金，只有20%是通過銀行貸款。但在美國這個比例是倒過來的。不僅如此，中國的銀行對貸款也是有嚴格限制的：如果貸款買了車，就不可能再貸款買房或其他消費。但在西方，一個人是可以同時從銀行得到數筆不同的消費品的貸款。從這個角度講，中國是永遠不可能出現西方這種債務鏈型的經濟危機。

四是中國社會對教育的重視與投資。與西方不同，這種重視和投入是跨越收入階層的。任何階層都把教育視為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核心因素。所以盡管中國政府對教育的投入比例不高（絕對數并不低，就如同日本軍費雖然不能超過GDP的1%，但絕對數仍然是全球第二），但中國的國民素質遠超過另一個人口大國印度。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制造業可以迅速得到發展的原因之一。（注：印度之所以趕不上中國，不僅在于它所實行了已經六十多年的民主制度無法解決人口爆炸、不平等的種性制度、宗教沖突、性別歧視、比中國更為嚴重的腐敗、無法進行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更重要的是無法解決高企不下的文盲率。所以它人口再多，紅利再大，都無法發展可以有效解決就業、發揮人口資源優勢的制造業）

五是中國的實用理性主義。在中國衡量一切的標準是結果而不是過程，手段。所以中國可以跳出“民主”還是“專制”這種意識形態的束縛。只有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推動中國的發展，它是什么、被貼上什么標簽并不重要。中國的制度如果從全球的視野來看的話， 我們認為西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阿拉伯世界則是既不換人也不換黨。各種制度運行的結果就是今天西方的全面經濟危機，阿拉伯的全面革命和動蕩，只有中國保持穩定和高速發展。原因就在于西方的制度可以保持靈活性，但無法保持穩定性。阿拉伯社會可以保持穩定性但無法保持靈活性，而只有中國同時做到了。

以上五點可以說就是中國模式的內涵或者理解中國模式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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