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改名”的答案在哪里？
年關到了，農民工必須回家過年了。今年春運三十多億的客流量，農民工能占到百分之七八十。他們跟大學生不一樣，他們早回家一天，就會少拿一天的工錢。他們能晚走一天就晚走一天，他們選擇的余地很小，或者沒有。農民工的形象都不陌生，衣著不可能光鮮，面容不可能被SPA過，就連頭發也是干硬的，他們跑前跑后，忙來忙去，城市離開了他們，會突然死掉，“真如鐵”。
工地上，到處是農民工的身影；快遞路上，到處是農民工的身影；飯館里，到處是農民工的身影；澡堂里，到處是農民工的身影；裝修時，到處是農民工的身影；搬運時，到處是農民工的身影……但凡又苦又累的體力活，到處是農民工的身影。
農民來到城里打工就成了農民工。城里沒有立錐之地。租房子住，行李隨身走。兜里光有身份證還不行，還有暫住證、良民證等。結婚生孩子必須哪里來哪里去，孩子一生下來基本就成了孤兒，就連上學也不能進城。在城里沒房子沒戶口，就得漂來漂去，居無定所，地地道道的游子。——這個屬性之下，在城市街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農民工。
新中國成立，農民革命占多大比重？農村包圍城市，農民分田地，農民拿起斧頭鐮刀，農民抬起擔架，農民送著豬羊給解放軍，農民要多偉大有多偉大。不久的“十年動亂”，農民沒亂，雖然自己餓死了上千萬，但是生產的糧食挽救了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后來改革開放了，與人民公社拜拜后，農民的積極性再次被激發出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民真幸福。溫飽解決了，子女上學也不愁，就在家門口，義務教育像模像樣，雖然自己集資建校還要交公糧，也很苦，但是大家都差不多的情形畢竟少了許多“落差”“不公”和“牢騷”。
進入新世紀，城市化來了，城鎮化來了，這種腳步無人可擋。1994年的分稅制應當是個分水嶺。這一年，距離鄧小平“92南巡”才兩年，社會發展的潛力在“步子再大一點”的號召下開始迸發。單從稅收的角度就可以知道，稅收每年都以兩位數在增長，2011年已達11萬億元。農業稅也消失了，農民種地有了補貼。國家的“山鄉”在巨變，尤其是城市。土地資源越來越緊張，失地農民在增多。近郊農民的角色轉換并不容易。市民就一定比農民素質高么？失地農民的未來在哪里？……種種挑戰都在出人預料地爆發出來。
依筆者看，最大的挑戰就是農民能否崛起，農民工能否活得好一些。農民崛起跟農業政策、跟農村變化休戚相關。總的來說，以工補農的力度需要加大，村民自治需要名副其實。“三農”工作需要中央一號文再給力。這不啻于一場革命。當農民崛起之時，農民工問題也就迎刃而解。這個話題另說。
當下農民工能否活得好些，這是毋庸置疑的。因為這個問題簡單多了。最迫在眉睫的就是農民工子女上學，幼兒園也好，中小學也罷，必須一視同仁接受農民工子女入學，不再特設任何門檻；次一點的問題就是加快保障房建設，讓農民工安居下來，他們的多數早已融入城市，他的子女也已經是準市民，不能再讓他們漂了。至于農民工干完活要不到工資，這才是強勢政府的拿手好戲，不成問題，單單一個《勞動法》就夠包工頭喝一壺的了。
寫到這里，需要交代的是最近包括各地的“兩會”，不時傳出要農民工“改名”的呼聲，據說河南代表聯名上書國務院要弄這事。這些代表真是吃飽了撐得沒事干了，莫非是中了“一改就靈”的魔咒？請你們走出自己的安樂窩到工地看看，到快遞路上走走，到橋頭下找找寒風中等活兒農民工，問問他們需要“改名”么？
或者讀讀1月13日《經濟日報》兩篇農民工報道《咱閨女能在北京上學就好了》、《他們的學校在哪里》，關于農民工“改名”不“改名”就有答案了。
作者：朱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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