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社會的許多矛盾往往出現在農村、西部或邊疆少數民族集居地區，但是我們多數專家學者卻是住在東部、大城市以及漢族地區，這種空間距離使知識精英對現實重大問題產生認知距離，東部大城市的專家如何能夠觀察到中國另外一個領域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之初，曾有大批來自農村的知識青年進入智庫層乃至決策層，但是今天這些學界精英，正是享受改革成果最多的階層，但他們居住空間與身處環境與發生在偏遠基層的事件十分遙遠。這種居住空間的隔閡極大影響到他們的問題意識，也限制了他們的立場與觀點。
整個主流社會思維方式也是造成中國學界認知盲點的外部因素。這20年間，經濟發展至上主義思想嚴重影響學術視野，學者時時刻刻以“發展”看問題，他們即使看到基層矛盾爆發的事件，很多人都會習慣性地認為這是發展過程中的暫時現象，一切將隨發展而自然而然消失。
另外，最近這20年間，正是中國學界積極引入西方主流學術框架的時期。這些輸入的學術框架，如果不結合中國實際加以調整，非但不能準確觀察現實，反倒可能誤導民眾和政府。一些具體的基層摩擦，假如以西方政治理論分析、解釋，非但不能了解問題的本質，反而可能把對立雙方矛盾固定化。這是因為中國的基層矛盾并非想直接顛覆體制，而是具體利益沖突。同時，這種利益沖突比西方的抗議事件成因更為復雜，每個地區、每類群體問題均呈不同特點，我們無法機械、僵硬套用任何一種現成的外國理論來解釋，更不用說解決中國目前的問題。
我想，最優秀的專家不一定是看他引用了多少外國文獻，而要看他是否能夠提供認清問題的框架，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21世紀中國新的學術范式應該產生于最基層，要植根中國大地，要切實解決中國的問題。那些在中國大地匍匐調查的學者，才是中華民族的脊梁。
過去知青的“上山下鄉”常被一部分人詬病，但也培養了一代學者的嚴謹和中國化，可以說，那批曾經“上山下鄉”過的學者是新中國以來最優秀的一批知識分子。我們不需要那個時代那種方式的“上山下鄉”，但現在中國學者必須走進鄉村、走進基層，走進中國社會的最邊緣去了解問題，真正在中國大地上找到自己學術的觀察方法。中國不但需要東部、大城市的發展，也需要農村、西部、少數民族的發展。這種共同發展應是建立在深入調查研究、充分尊重各地歷史文化基礎上的發展。為此，需要成千上萬的學者以學術獻身精神走進農村、走向邊疆、走入少數民族地區，即使那些不是從事農村或少數民族研究的學者，通過親身調查，也會從被大都市遺忘的群體中找到學術研究的新靈感，使自己的學術研究更有針對性和現實感。
作者為旅日學者，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博士，早稻田大學比較法研究所特別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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