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要的不是農民工“改名”，而是要推動集體土地“換姓”
有“官人”認為“農民工”這個稱呼有歧視嫌疑，打算幫他們改名，老僧感覺有幾分詫異——他們還真是好興致啊，那么多“招商引資”、“保駕護航”的事情不干，怎么突然一下關心起一個群體約定俗成的稱謂來？我就不明白啦，“農民工”這個稱謂難道是當年某個部門發紅頭文件給正式確定下來的？如果“農民工”這個稱謂不是政府給的，那么官員們又有什么權力來改呢？如果這個名字是政府賜予給民工群體的，那問題就更大啦——當年你們為什么要對民工用這個有歧視性的稱呼？也許官長們會辯解：當年“農民工”這個稱謂并沒有歧視性啊，是后來才有的，我這也是好心，你們怎么就不理解呢？這就對啦，如果不是城管們象攆豬一樣的追趕農民工，如果不是派出所雞飛狗跳的查暫住證，如果政協委員們別針對農民工搞什么“人口準入制度”；如果深圳廣州別將農民工列為“高危人群”；如果......，太多的如果了。最終的“如果”是——如果沒有歧視性的政策，怎么會有歧視性名稱？改名稱而不改政策，想蒙誰呢？還是先幫農民工把年底的工資拿全了再說吧，或者學學重慶，讓特警幫農民工討工資，如果有威風凜凜的特警站在農民工一邊，如果政府官員都鞍前馬后的替農民工維護利益，“農民工”將是一個無比光榮的名字，何須改名？
再閑扯兩句。關于歧視，于佛家來說就是分別心的體現。而大多數人因何而“分別”呢？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佛家的“相”就是指某個群體的“共性”，因此多數人都是因“相”而“分別”的。所以在某些人心中就存在著“民工相”、“專家相”、“權貴相”、“精英相”，不同群體具有不同的相。非我同類，其相必異。一旦心里有了分別，也就有了“相分”，于是就有了價值方向，于是就有了歧視或者尊榮。用比較“極左”的語言來說，取相分別其實是階級意識的體現，所以啊，“一切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真是至理名言。實際上，在大多數老百姓心里，“農民工”不是一個歧視性的詞語，起碼你在街上喊“我是農民工”，是不會有人喊打喊殺的；但如果你在街上喊“我是城管”、“我是政府的”，那就有危險了，前幾年重慶萬州的一位“政府臨時工”就因為喊這句話而被街上很多人追打。所以，在老百姓看來，“政府官員”也許才是一個歧視性的名稱。
回到標題上來，我是從來不懷疑精英顯貴們的智商的。我并不認為他們熱心為“農民工”改名就是吃飽了沒事干，或者說只是單純的作作“仁慈秀”。有網友疑問：“為農民工改名真的有必要？”，這要看對誰而言，對農民工自身來說，沒有必要，消除各種歧視性政策，幫農民工把工資拿到手，讓老板們給農民工買上各種保險，比什么都實惠；但對于某些“賢達”來說，給農民工改名則非常有必要，不但必要，而且緊迫，非常非常的緊迫。幫農民工“改名”的草案，估計已經成了某些人辦公桌上最重要的文件。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了三十年，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開倉放糧”的形式實現的，提高糧食的收購價格，讓農民們樂呵呵，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給工人們加工資，讓城市沉浸在“年青的朋友來相會”的喜悅之中；開倉放糧，安定了農村，穩定了城市，提高了（）威望，整個國家其樂融融，花錢總是很愉快的嘛。吝嗇的老爹勒緊褲腰帶攢錢，大方的兒子不到10年的時間就散光了。“糧倉”很快就空啦，怎么辦？于是就進入了第二階段。這時候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采用“分稅制”，給地方放權，中央不給錢但給政策，各個地方、各個部門自己去“搞錢”“搞經費”，于是各級政府成了“搞創收”的經濟實體，這是今天腐敗橫生的政策基礎；另外一方面，中央通過抓大放小的政策大肆出售國企，通過工人下崗與出售國企完成了中央政府的盈利，這實際上就是私人企業的裁員賣資產的招數，老板思維治國能有好結果嗎？從那時候起，中央財政收入就大大的提高，這被算成是改革開放的成果，當然這也是當前三公消費的物質基礎。政府如果不是憑稅收賺錢其實是一個國家的恥辱，只是大多數人不明白這點，中央政府只需要收支平衡即可，就象心臟部位長脂肪是會壞事的。最后一條就是修建了大量的高速公路，這一點我是贊成的，這兩年各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大力發展汽車產工業，與第二階段留下的高速公路是分不開的。但國企總有賣光的時候，高速公路也不能總是修，政府的“創收”已經讓民間怨聲載道， 下一步該怎么辦？于是就有了第三個階段：房地產，關于這個階段我就不過多分析了，分析文章汗牛充棟，說多了也不利于版主與網友的和諧，不說也罷。但“房地產”制造的社會問題過于沉重，幾乎掏空了整個中國的資源，長期下去也不是辦法。那么下一步該怎么辦？
對于信奉市場理念的人來說，該怎么辦呢？要賣的都已經差不多賣光了。一百年不動搖的經濟發展火車，只用了三十年就將“燃料”耗光，下一步該怎么辦？還有什么可以賣的呢？賣這個字不好聽，我還是改為“改革”吧，進一步“改革”的目標在哪里？還剩什么沒有賣完？答案已經很明確了，只有名義上還屬于集體的土地沒有完成“改革”，因此“為土地私有化正名”就是進一步“改革”的主要動力，當然軍工、鐵路、能源、通訊這些戰略企業也有進一步“改革”的空間，但要支撐一個13億人口的經濟體保八大業，那些東西分量不夠。只有土地私有化才可以頂一陣子，將老板們的資本吸引到土地上去，這是未來經濟發展的動力之源，這個設想應該在07年就有了，可惜金融危機打斷了這個進程。現在形勢危機，也沒有什么更好的辦法，所以病急亂投醫，能用不能用也都只有用了。而要為土地私有化“正名”，為農民工“改名”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將“農民工”的那個“農”字去掉，再搞點什么城市福利誘惑誘惑，可以很輕易的就從農民工手里換來資本非常渴望的土地，從而達到將集體土地“換姓”的目的。
所以，“給農民工改名”貌似毫不足道，實際上卻意味深長。其實，幾個大官人同時關注這么微不足道的“小事”，那也就不是小事了。當年亞歷山大面對無法解開的“高爾丁結”時，他的解決辦法是創立自己的解結規則：他用寶劍直接將結劈為了兩半，于是他成了亞洲王。對于目前全球的政治經濟危機，走“社會主義”就是我們手中的寶劍。當然，這對于厲以寧等專家而言，他們是無法理解的，他們專研“高爾丁結”的專家，直接將這個繩結劈開了，還要他們何用？所以還是一個立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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