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由主義民主在中產階級衰落后還能維持嗎？歷史的未來在于左翼是否提供建設性新方案。
【觀察者按】2010年6月，在觀察者網與文匯報聯合舉辦的“福山對話張維為”活動中，福山雖然堅稱美國民主制仍然優越于中國的權威體制，不過顯然也意識到了美國體制的嚴重危機，之后不斷撰文批評當下美國。《歷史的未來》一文顯然全面回應了那次對話帶給福山的啟示。福山不無洞見地指出美國技術進步帶來的利益都落入掌握金融技術的少數人手里。面對美國的不堪現狀，茶黨的主張自然文不對題，但是左翼也未能提出一個系統的解釋和方案。
與其說這位著名策論家擁有深刻的智慧，不如說他擁有精明的政治頭腦和修辭能力。他既要反對金融資本對中產階級的侵害，又要維護國家利益。既要批評美國制度，又要避免釜底抽薪，同時不忘抨擊中國，甚至運用鄧小平三個“有利于”的修辭。在這種艱難的修辭舞蹈中，我們不難發現福山先生也不無矛盾。
比如：明明是美國的民生問題嚴重，福山開出的方案卻是反過來強調民主政治優先于經濟（民生）。
比如：明明是美國的金融階級霸權難以被撼動，他卻批評中產階級沉迷于過去的迷夢。
比如：他在堅持西方政治制度優越性時認為阿拉伯的君主政體“之所以現在還能存活，是因為它們坐擁大量石油。”但這恰恰泄露了他不愿說出的真相：不是石油維持了他們的政體，而是美國為了石油美元體系的穩定而支持了他們落后但是穩固的政體。
福山強調中國模式非他國可以復制，這正好支持了張維為主張的各國尋找最適合自己發展模式的論點。當然，民主制度危機不是美國一家的事情，而是關系到所有人。福山的政論技巧和國家立場值得中國的知識分子學習，但是其開出的方案則有必要加以鑒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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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未來——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產階級的衰落中幸存下來？
當今世界有些異樣。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和持續至今的歐元危機，兩者都是近三十年來監管松懈的金融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后果。然而，雖然民眾對華爾街的救市計劃普遍不滿，美國左翼民眾運動卻沒有發起什么大的起色。當然，占領華爾街運動會吸引一些人的眼球，但近期搞得最有聲勢的民眾運動是右翼的“茶黨”。茶黨的主要目標是加強國家監管，保護普通民眾不受金融投機分子的欺詐。歐洲也是同樣情況，左翼萎靡不振，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卻在抬頭。
左翼缺乏動員大眾的能力，這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思想領域的挫折。近幾十年，經濟事務的意識形態高地全被自由派中的右翼占領了。左翼拿不出可靠的政治議程，除了喊著要回歸以前的社會民主制。缺乏針鋒相對的施政計劃，這對思想辯論和經濟活動都很不利，因為有競爭才是好事。現在急需嚴肅的思想大辯論，因為，當前的全球資本主義體制正在侵蝕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乃是自由民主制的基礎。
民主浪潮
正如馬克思所說，社會力量和社會條件不只是“決定”意識形態，但是，只有當思想回應了大眾的訴求以后才能發揮力量。自由民主制目前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意識形態基礎，部分原因是，自由民主回應并接受了某種特定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支持。那些社會結構的變化可能會改變意識形態，就像意識形態變化會反過來造成社會經濟層面上的后果一樣。
三百年以前所有構造人類社會的強勢思想在本質上都帶有宗教色彩，除了一個重要的例外——中國的儒家思想。第一個長時間產生世界性影響的世俗主義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與這一“主義”一同興起的先是十七世紀歐洲某些地區的商業中產階級，然后是工業中產階級。（我所說的“中產階級”指的是處于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間社會階層，至少接受過中等教育，擁有不動產、耐用品或自己經商。）
自由主義的原則，正如洛克、孟德斯鳩和密爾等人所述，即一個國家政府的合法性來源于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并且國家權力要接受法律的限制。其中一項基本權利是私有財產。英國的光榮革命（1688-89）對現代自由主義史至關重要，因為它第一次建立了這樣的憲法原則，規定國家只能在征得公民同意的情況下征稅。
原先，自由主義不一定表示民主。支持1689年憲法條款的輝格黨人大多是英格蘭最富有的人；那個時期的議會只代表全國10%不到的人口。許多正統的自由主義者，包括密爾在內，非常懷疑民主的價值；他們認為，有擔當的政治參與者必須要接受過教育，并且是社會中的一份子——即必須擁有私人財產。整個十九世紀末，歐洲絕對大多數地區的選舉都有針對私有財產和教育條件的限制。1828年，安德魯•杰克遜被選為美國總統，后來他廢除了選舉權所要求的私有財產條件——雖然僅限白人男性——而成為更加健全的民主原則的一次初期勝利。
在歐洲，當時大多數人被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以及工人階級的興起，這兩個條件為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共產黨宣言》發表于1848年，同年，革命浪潮席卷除英國以外的整個歐洲。從那以后的一個世紀間，兩股力量一直在爭奪民主運動的領導權，一方面是共產主義者，他們敢于拋棄程序民主（多黨制選舉）而更支持實質民主（財富再分配），另一方面是自由民主主義者，他們則認為，在擴大政治參與度的同時，要維持法治秩序，保護各種個人權利，其中包括私有財產權。
關鍵是新興工人階級的走向。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們認為，他們光憑人數就足以獲勝：十九世紀末，隨著選舉權擴大，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等政黨迅速發展，甚至威脅到保守黨和傳統的自由主義政黨的統治地位。工人階級的崛起遭到嚴厲抵制，而那些抵制手段通常都不民主；共產主義者和許多社會主義者反過來拋棄了形式民主，轉而尋求直接獲得政治權力。
二十世紀前半段，進步左翼陣營中有一個廣泛共識，即認為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通過政府來控制經濟波動，以確保財富公平分配——對于所有發達國家都是必經之路。甚至保守主義經濟學家，例如約瑟夫•熊彼特，也在他1942年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寫道，社會主義將贏得勝利，因為資本主義社會自身在文化上將自我毀滅。社會主義被認為代表了現代社會絕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
不過，從政治和軍事的層面看，二十世紀的意識形態對峙雙方自己走入了死胡同。而在社會層面發生了關鍵性變化，破壞了馬克思主義的格局。首先，工人階級的實際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高到以至于許多工人或他們的子女能夠加入中產階級的行列。其次，工人階級的規模達到一定比例以后停止增長，甚至有下降的趨勢，尤其是二十世紀后半葉，服務業開始代替制造業，進入所謂的“后工業”經濟階段。最后，一個比工人階級更加貧困或孱弱的社會類別開始萌芽，其中包括各種人，少數族裔、新移民和被排斥的人群，后者例如女性、同性戀和殘疾人。在大部分的工業化社會中，由于這些社會變化，原有的工人階級成為國內的另一個利益集團，并利用工會的政治力量來保衛自己以前辛辛苦苦爭得的利益。
另外，經濟意義上的階級已經無法在發達工業國家中獲得政治動員力。1914年，“第二國際”震驚地發現，歐洲工人階級沒有去為階級福利而斗爭，而是聽從民族主義的口號，跟隨各國的保守主義政治領導人相互廝殺；這一模式持續至今。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想要去解釋這一現象，根據學者恩斯特•蓋爾納的研究，他稱之為“地址誤投理論”：
就像極端的什葉派穆斯林認為天使長加百利犯了錯誤，他把寄給阿里的信投給了默罕默德，同樣，馬克思主義者大多認為，歷史精神或人類意識犯了大錯。喚醒大眾的福音本該送給階級，但誤投給了民族國家。
蓋爾納進一步說，現在中東地區的民族主義也是一樣：它之所以能有效地動員民眾，是因為民族主義具有階級意識所沒有的精神和情感內容。歐洲民族主義的原動力來自于十九世紀末歐洲人從鄉村涌向城市的社會大轉型，而伊斯蘭教則是對當代中東社會城市化和社會流動的回應。馬克思的信永遠不會投到“階級”信箱。
馬克思相信，中產階級，或者至少他所說的“布爾喬亞”那部分人，將會一直是現代社會中的少數特權集團。而實際情況則是，小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基本上構成了大多數發達國家的主要人口，這給社會主義提出了難題。從亞里士多德的時代開始，歷代思想家都認為，穩定的民主建立在一個廣泛的中產階級基礎之上，貧富差距懸殊容易導致寡頭統治或民粹主義式的革命。大部分發達國家成功建立中產階級社會以后，馬克思主義的魅力喪失殆盡。激進左翼存活下來的只有一些社會極度不平等的地區，比如拉丁美洲部分地區、尼泊爾和貧困的印度東部。
政治理論家薩繆爾•亨廷頓所謂的全球民主化“第三次浪潮”，始于1970年代南歐地區，并于1989年東歐共產主義垮臺而達到頂峰，選舉制民主政體的數量從1970年的45個左右增加到1990年代末的120多個。在巴西、印度、印尼、南非和土耳其等國，經濟發展促進了新興中產階級的崛起。經濟學家莫塞斯•奈姆（Moisés Naím ）所指出的，這些國家的中產階級相對來說受過良好的教育、擁有私有財產并掌握與外界溝通的技術手段。他們能夠和本國政府討價還價，靠先進技術輕松地進行政治動員。由此可以理解阿拉伯之春的主力為什么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突尼斯人和埃及人，他們渴望找到好工作、渴望參與政治生活，卻被獨裁政權所遏制。
中產階級原則上不一定支持民主：就像任何一個人一樣，他們自私，希望自己的財產和地位得到庇護。在中國和泰國等地，許多中產階級感覺自己被窮人的均富呼聲所威脅，因而支持威權政府保護本階級的利益。民主也不一定能滿足中產階級的要求，如果真的無法滿足，中產階級也會出來鬧事。
最不壞的選擇？
如今，全世界關于政治合法性有一個統一的共識，至少是原則上的共識，即自由民主。用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的話來說：“民主制度還不能普遍適用，也不能被普遍接受，但民主治理已經被世界輿論廣泛認同。”其中最認同民主價值的，是那些已經獲得物質繁榮的國家，這些國家的主要人口已經能夠自認為是中產階級。所以，高度發展與穩定民主之間存在關聯。
有些社會，比如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拒絕自由民主制，而支持某種形式的伊斯蘭政教合一制度。然而，這些國家已經遇到發展瓶頸，之所以現在還能存活，是因為它們坐擁大量石油。原來，阿拉伯地區是“第三次浪潮”的例外，但阿拉伯之春表明，那里的公眾就像東歐和拉丁美洲人一樣敢于對抗獨裁政權。這不是說通往好民主之路會像突尼斯、埃及或利比亞那樣順利或直截了當，但這至少表明，對政治自由和政治參與的渴求不是歐美人的文化特性。
現在對自由民主挑戰最大的是中國，中國結合了威權政府和局部市場化經濟。中國繼承了兩千多年的高效行政系統，歷史悠久，令國人自豪。中國領導人進行了一次異常復雜的社會轉型，從蘇聯式的中央集權計劃經濟轉為充滿活力的開放經濟，并且體現了驚人的政治能力——坦率地說，比最近美國領導人處理宏觀經濟的能力要高得多。許多人現在傾慕中國體制，不只是因為其經濟成就，還因為該國能夠及時做出宏大而復雜的決策，這與近些年美國和歐洲令人氣惱的決策無能現象形成鮮明對照。尤其是自從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人自己開始宣揚“中國模式”，將其視為自由民主的另一種替代性方案。
但是，這一模式不可能真正成為東亞以外世界其他地區的替代性方案。首先，這一模式具有文化獨特性：中國政府基于歷史悠久的德性統治、公務員考試（科舉制）、重視教育和對技術官僚的推崇。鮮有發展中國家能奢望仿效；即使那些有條件仿效的國家，例如新加坡和韓國（至少是在早期），也本來就已經屬于中華文化圈。中國人自己也在懷疑他們的模式可否推廣；所謂的北京共識是西方人的發明，而不是中國人自己的。
這一模式能否持續，這也是一個疑問。以出口為導向的增長模式和自上而下的決策體制都無法獲得長久的成功。中國政府禁止公開討論去年夏天的高鐵事故，也沒有問責鐵道部長，這表明在高效決策的背后還埋有大患。
最后，中國還面臨巨大的道德危機。中國政府沒能要求官員尊重公民的基本尊嚴。每周都有新的抗議活動發生，反對征地、環境污染或官員腐敗問題。國家在迅速發展時，這些問題都還包得住。但不可能永遠保持高增長，政府總有一天會因為這些被壓抑的民憤而吃到苦頭。政府不再擁有自己的主導理念；在一個極度不平等且差距還在擴大的社會，共產黨被外界期望去致力追求平等。
所以，不能忽視中國體制的穩定性問題。中國政府稱，國民具有不同的文化，更喜歡仁慈的、有能力促進發展的威權政權，而不是那種威脅社會穩定的民主亂象。但是，中國的中產階級不可能和其他地方的中產階級迥然不同。其他國家的威權政府在仿效中國的成功范例，但不可能五十年后大多數地區都走中國式的道路。
民主的未來
當今世界，經濟增長、社會變遷和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之間存在廣泛聯系。現在還沒有能與之相對抗的意識形態。但某些令人不安的經濟和社會動向，如果持續下去，將會威脅當今的自由民主，并顛覆民主的意識形態。
巴林頓•摩爾曾斷言：“沒有小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沒有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是因為成熟的資本主義會生產出一個中產階級社會，而非工人階級社會。但如果技術和全球化的發展破壞了中產階級的基礎，使得發達社會中只有少數人能獲得中產地位，那將怎樣呢？
已經有充分的跡象表明，這一動向已然抬頭。按照實際購買力計算，美國的平均收入自從1970年代以來一直處于停滯階段。平均收入停滯增長的后果被上一代美國家庭夫妻雙雙工作的趨勢所暫時彌補。另外，經濟學家拉古拉姆•拉詹令人信服地說，由于美國人不愿意直接進行財富再分配，美國所采用的方式是給予低收入家庭房屋貸款，這既有風險，又低效。這一趨勢，加上資金從中國和其他國家不斷流入美國，這使得許多普通美國人產生了錯覺，以為他們的生活水平在逐年提高。從這個角度看，2008-9年的房貸泡沫不過是財富平均分配的一種粗暴途徑。美國人如今受益于便宜的手機、衣服和“臉譜”社交網站（Facebook），但他們漸漸無法負擔自己的房屋、醫保或養老金。
風險投資家皮特•泰爾和經濟學家泰勒•考恩發現了一個更令人不安的現象，最近一波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都被極少數最有能力、最精英的人占有了。這一現象也導致美國過去一代人中間極大的不平等現象。1974年，美國1%的家庭擁有9%的GDP；2007年，這一數字達到23.5%。
貿易和稅收政策可能加速了這一趨勢，但罪魁禍首是技術。在早期的工業化進程中——即紡織、煤炭、鋼鐵和內燃機的時代——技術革新帶來的好處總是在增加就業機會方面以各種方式流向社會大眾。但這不是自然法則。如今我們生活在學者肖沙娜•朱伯夫所說的“智能機械時代”，技術逐漸代替人手，且日益智能化。硅谷每一項技術進步都會減少低技術含量的工作崗位數量，這一趨勢還將持續下去。
不平等一直存在，這源于能力和天賦上的自然差異。但今天的技術世界極度放大了那些差異。在十九世紀農業社會，擁有數學天賦的人沒有多少機會把自己的才能轉化為資本。現如今，他們可以成為金融行家或軟件工程師，占有更多的國民財富。
損害發達國家中產階級收入的另一個因素是全球化。隨著交通和通訊成本降低，以及發展中國家數以億計的新工人進入全球市場，原來由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做的工作現在可以在其他國家以更低廉的價格完成。在強調總收入的經濟模式下，工作崗位自然會被外包出去。
明智的思想和政策能夠遏制危害。德國成功地保護了本國的很大一部分制造業基礎和工業勞動力，但德國公司仍然保持著全球競爭力。而美國和英國則欣然接受后工業時代的服務業經濟轉型。自由貿易與其說是一種理論，不如說是意識形態：當美國國會議員想要報復中國壓低人民幣匯率時，他們被視為貿易保護主義者，仿佛貿易場上的對手本來就是平等的。人們談論過很多關于知識經濟的暢想，還說制造業骯臟而危險的工作崗位將不可避免地被高素質的工人代替，從事創意產業或更有意思的工作。這是在遮掩去工業化進程中的嚴酷事實。真實情況是，新秩序所帶來的好處被金融業和高技術產業的極少數人所瓜分，他們的利益統治了媒體和廣泛的政治對話。
缺席的左翼
金融危機發生后，最讓人困惑的一點是，民眾運動發起的主要形式是右翼，而非左翼。
例如在美國，茶黨在措辭上反精英，但茶黨成員卻把選票投給保守派的政客，這些政客恰恰是為他們所厭惡的金融資本家和商業精英服務。關于這一現象有很多解釋。包括根深蒂固的對機會平等而非收入平等的信仰，以及文化因素，例如墮胎、槍支管制，這些問題會壓過經濟訴求。
不過，廣泛的大眾左翼之所以沒能實現，其深層原因是思想。幾十年來就沒有一位左翼思想家能夠提出，（一），對經濟變革期的發達社會的完整結構分析；（二），保護中產階級社會的可操作的政治議程。
坦率地說，過去兩代人當中，主流左翼思想既沒提出概念框架，也沒拿出社會動員的強有力工具。馬克思主義已經于多年前死去，少數老派馬克思主義者只想著照顧家務。學院左派代之以后現代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女性主義、批判理論和其他零零碎碎的思想，這些思想取向更多的是在文化層面，而非聚焦經濟問題。后現代主義始于拒絕一切歷史和社會的宏大敘事，而大眾認為自己被精英階層背叛了，后現代主義自己無法建立起權威。多元文化主義幾乎承認每一個外在群體的價值。不可能在這樣一個破碎的聯盟基礎上開展大眾進步運動：大多數受到制度性損害的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下層的公民，他們在文化上比較保守，不愿意自己和外人站在一起參加活動。
不論左翼的政治議程背后是什么理論，它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威信。過去幾十年間，主流左翼依照的是社會民主主義施政綱領，強調國家監管諸種社會服務職能，例如退休金、醫保和教育。這一模式已經破產：福利國家變得龐大、官僚而臃腫；鑒于發達國家幾乎全面老齡化，這一模式在財政方面也不可持續。因而，一旦社會民主黨上臺，他們不再想做幾十年前那樣的福利國家守護人；但沒有人能拿出一套新的、激動人心的政治議程吸引民眾。
未來的意識形態
讓我們暫時想象一下，今天一個躲在某處閣樓里的小報作家正在試圖描繪一幅關于未來的意識形態藍圖，其中有一條通往擁有敦實的中產階級和強健的民主政體的堅實道路。這種意識形態會是怎樣的一番圖景？
它至少要有兩個組成部分，政治的和經濟的。政治方面，新意識形態必須重申民主政治優先于經濟。并且重新使得政府成為公眾利益的表達者。但是其提出的保護中產階級生活的議程不能僅僅依靠現存的福利國家機制。新意識形態也許應該在某種程度上重新規劃國有部門，把它們從相關既得利益者手中解放出來，并且使用新技術手段來提供服務。人們將不得不坦率地討論再分配機制并且找到一條終結利益集團主導政治的道路。
經濟方面，新的意識形態不可以以否定資本主義開始，仿佛老式社會主義仍然是一種可行的替代性方案一樣。更為緊要的是保持資本主義的多樣性，以及政府幫助社會應對資本主義的能力。全球化不應該被看做一種無情的生活現實，而應被看做一種要從政治上小心控制的挑戰和機遇。新的意識形態不會把市場看做自身完美的事物，相反，而是高度重視全球貿易和投資，以促進中產階級的繁榮，而不僅僅是為了增加國家財富。
但是我們不太可能獲得以上這一結論，除非我們先對當代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展開系統批判，首先針對其基本假設——個人擁有完全自主權并自我負責，同時個人收入的匯總和就是衡量一個國家幸福程度的最精確尺度。批評者應該注意到個人收入并不能代表個人對社會的貢獻。還應該進一步深入，并認識到，即使勞動力市場是高效率的，個人的天賦分布本質上也不是公平的，個人不是自主的實體而是深受周圍環境的影響。
這些觀點中，大部分都已經零零碎碎地為大眾所知；作家得把它們串連成完整的故事。他或者她也要避免“地址誤投”問題。對全球化的批評，將不得不考慮民族國家，將其看做一種動員的策略以便用一種更平衡周到的方式來定義國家利益，而不是簡單地美國各州的“買下美國”式的工會運動。這將是左派和右派綜合的產物，與目前社會進步運動中各種邊緣團體的政治議程無關。這種意識形態將是民粹主義的；口號的一開始，將會批判那些犧牲大眾利益的精英，批判那種偏袒富人的金錢政治，尤其是華盛頓的金錢政治。
這樣一種運動帶來的危險顯而易見：美國的倒退，尤其是宣布更加開放的全球系統會到處引起貿易保護主義。在許多方面，里根-撒切爾主義改革正像支持者期待的那樣獲得了成功——營造了一個更具競爭活力的，全球化的，無摩擦的世界。同時，它在所有發展中國家生產出巨大的財富和不斷上升的中產階級，民主也因為他們的覺醒而得到傳播。也許，發達國家正站在一系列技術進步的頂峰，技術進步不僅增加生產力，同時為廣大中產階級提供有價值的工作。
但是，與其說這是關于過去30年現實經驗的認識，不如說只是一種信仰而已，現實經驗顯示的完全相反。實際上，有很多理由要求我們思考不平等加劇的問題。當下發生在美國的財富集中已經變得可以自我強化——正如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討論的那樣，金融部門正在運用他的游說能力來擺脫更嚴格的規則監管。貴族學校前所未有地發達，而其他學校則越來越糟。每個社會的精英都在運用他們進入政治權力的便捷機會來保護自己的利益，我們正缺少一個能抵消這種狀況的民主動員機制來平衡形勢。美國精英不應該自外于規則。
然而，只要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仍然沉迷于上一代人創造的敘述話語，即他們的利益將獲得完全自由市場與小政府的充分保護，那么，上文所說的民主運動就不會發生。另一套話語仍然缺席，等待降生。
（弗朗西斯•福山是斯坦福大學民主、發展與法治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新著有《政治秩序諸起源：從史前史到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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