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可以蓋棺定論矣

高華可以蓋棺定論矣

1954年生于南京的南京大學教授高華，因肝病醫治無效，于2011年毛澤東誕辰之日12月26日晚辭世，年僅57歲。

如何評價高華？文如其人。作為研究歷史的教授，他的史學論著優劣如何？

高華以其專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而獲得教授職稱，可是此書被列為“誹謗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道德有害的印刷品”而遭中國各主要海關封殺。作為右派之子，高華對毛澤東恩怨分明，其專著在一定意義上是他長久以來對毛澤東不滿的一個總爆發。(這里套用該書的一句話“發端于1942年春的延安整風運動，在一定意義上是毛澤東長久以來對原中共中央不滿的一個總爆發。”)。在專著中，他打著“拂去歷史的塵埃，將延安整風運動的真貌顯現出來”的旗號，對毛澤東極盡丑化誣蔑之能事。

這本書的學術路數，與其在香港中文大學雜志《二十一世紀》雙月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革命政治的變異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如出一轍。丁凱文《“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與高華先生商榷》揭露的《再考察》一文的問題，同樣存在于《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丁凱文的評論，完全可以作為高華的蓋棺定論。以下摘自丁文：

《再考察》一文不僅存在著觀點與史實嚴重不符的缺陷，還有其它一些的問題。筆者在此有必要一一予以指出。

    （1）引用史料方面極不負責，有違歷史學者的道德規范。高先生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應該知道什么樣的書籍、史料可以引用，什么樣的不能引用。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中，因為官方的回避和封閉，對第一手的資料和當事人的回憶，我們能讀到的實在是太少，因此更為珍貴。而如此過多的封鎖，也讓一些政治化、文學化、商業化的流行作品大行其道。對此，高先生不會不知吧，這本是中國史學研究的悲哀。然而，筆者發現高先生文中對許多當事人和原始文件的內容，不知是不知呢，還是有意回避，還是決心放棄嚴肅的治學學者身份，加入史學題材“戲說者”的行列（中國此風正行），高先生十六處引用辛子凌所寫的野史《林彪正傳》。據了解，辛子陵是國防大學宋某人的筆名。《林彪正傳》一書采章回小說體裁，為東拼西湊當年一些中央文件的摘錄和自己編造的人物對話的混合體，全書分42回，從林彪出生寫起，文革期間為九個回合：三十四、劉少奇忠君被君算，羅瑞卿伴虎被虎傷；三十五、捧江青林彪邀寵，保吳晗彭真抗爭；三十六、燭影斧聲林彪布道，白云黃鶴領袖留言；三十七、林彪極人臣之位，賀龍蒙不白之冤；三十八、用心機排擠諸帥，造輿論獨掌兵權；三十九、一條錯誤路線形成，兩個反黨集團出現；四十、副統帥緊跟統帥，超天才驚動天才；四十一、講天才跪著造反，老夫子李代桃僵；四十二、投蘇聯機毀人亡，解纖語鱗不生毛。這樣的章回小說的東西全然沒有任何注釋和材料來源的說明。此書前半部分對林的軍事才干有所承認，后半部分歪曲歷史毫無學術價值可言，編造的對話十分離譜，如江青“跟毛澤東攤牌”道：“你懷念你的楊開慧，我還想念我的唐納呢！”“你懷念前面老婆寫詩登在報上，我還懷念前面的丈夫呢！他沒死，我找到他要跟他通信，也登在報上。我無官一身輕，怕甚么呀！”（44）還有如：林彪在1967年2月批判二月逆流時對葉群說：“主席說我地位不穩，有人要奪我的權，這是要我徹底解決軍隊的兩個司令部問題——不止是兩個司令部問題，是五個司令部問題。”“一個野戰軍就是一個司令部，還有聶榮臻的華北野戰軍，這不是五個司令部嗎？現在我的權力主要在北京，空軍、海軍、總后、連總參、總政的權沒有全部在我手里。楊成武、蕭華不知為甚么一個勁往周恩來那里靠。出了北京，南京軍區、武漢軍區、沈陽軍區、濟南軍區、福州軍區……你算算看，哪個軍區司令能像吳法憲那樣死心塌地跟我走？”（45）如此種種，這哪里是在研究歷史，根本就是一個流行章回小說的說書先生不斷拋出“噱頭”的唱本，高先生如此大量引用毫無根據的野史資料，其文還有什么客觀價值可言嗎？僅就此點而言，高先生實在缺乏一個專業歷史學者所應具備的基本素質。

    （2）道聽途說、人云亦云。這一問題在《再考察》一文中隨處可見。諸如，《再考察》說林彪“特別是對徐向前有嚴重打擊”，林彪是如何“特別嚴重打擊”徐向前的？高文卻沒有給出任何證據。再如，《再考察》說“江青要打倒楊成武和傅崇碧，林彪也想打擊‘楊、余、傅’”，高先生給出的理由十分外行，說明高先生根本就不真正了解這一事件個中的復雜原因，胡亂聯想臆測。還如，《再考察》說廬山會議后，林彪向毛討價還價“他勸說毛在十年內對他的人不撤職，不殺頭，可保十年不亂”，如此荒謬絕倫的小說演義竟然也成了《再考察》的一個論據。高先生的研究水平由此可見一斑。

    （3）情緒加偏見，缺乏理性思維。林彪是中共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對待這樣的歷史人物，要全面、客觀地予以分析，而非簡單化、臉譜化。筆者讀罷《再考察》后一個很深的感覺，就是作者雖然在評毛一事上的分析有些道理(非也，評毛與評林，學術路數完全相同----摘引者注)，但在對林彪的描述中卻缺乏實事求是的態度，不僅用了一些不必要的非理性貶義詞，且處處貶抑予以丑化，此非嚴肅史家之所為。甚至讓人感到了文革中對林彪的那個描述“二十年代投機革命，三十年代悲觀革命，四十年代逃避革命，五十年代不肯革命，六十年代偽裝革命”的現代版。這實際上傷害的是《再考察》一文和作者本身。諸如，在談及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發表的講話，作者用語是“林彪馬上以行動向毛獻衷心邀寵”；再如，談及武漢“七二0事件”時，作者說：“林彪順風扯帆，跳到前臺，‘興奮異常’”；還如，在對林彪的評價時說：“1959年后，在毛的拉扯下，重躍江湖……絞盡腦汁，攀登權力高峰”等等，如此不一而足。這類的思維在國內史學界并不少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官方三十余年來的影響甚深，同時又沒有機會接觸到其他方面的資料，由此免不了流于膚淺而形成閉門造車，人云亦云之現象。如果高先生是一個對中共歷史，特別是中共由毛澤東執掌大權后幾十年歷史沒有研究,只是一般的文人墨客的話，那么還有情可原。但是高先生乃堂堂高等學府的教授，執教多年，受過最起碼的史學訓練，《再考察》中卻出現以上這些明顯的問題實在是說不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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