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多月后，基地組織襲擊美國，美國隨機將矛頭調轉中東，國際局勢也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背景下，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提出，21世紀頭20年“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2010年，十七屆五中全會延續這一判斷，認為“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過去十年，中國埋頭發展經濟，尋求“和平崛起”，可以說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今天，是時候提出這兩個問題了：中國的戰略機遇期結束了嗎？中國抓住了這難得的戰略機遇期了嗎？
“9.11”之后，美國在中東打了兩仗，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這是兩場都沒真正打贏的戰爭，但美國已經決意從中抽身出來，將亂局留在了當地。槍口重又調轉，美國高姿態重返亞太，直接地說，又瞄準了中國。2011年10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外交政策》雜志發表長文《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亮出立場：“未來的政治將決定于亞洲，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美國將置身于行動的中心……今后10 年美國外交方略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將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在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面——鎖定于亞太地區。”美國介入南海爭端，希拉里11月16日登上馬尼拉灣的美國戰艦，并稱南海為“西菲律賓海”。
幾乎同一時段，奧巴馬的身影穿梭在APEC峰會和東亞峰會上。奧巴馬繼續對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他對胡 錦 濤說，美國公眾和商界正在對中國的政策失去耐心。11月16日，奧巴馬訪問澳大利亞，宣布在澳永久性駐軍計劃。
東起日本、南朝鮮，至臺灣海峽，到東盟各國（尤其是對南海有主權野心的幾個國家），再到美國在南亞的盟友印度，延伸至以阿富汗為根據地的西亞大陸，美國已經策動了一個針對中國的巨大的包圍圈。現實主義的戰略學家們對美國共同的認識是，這是個時刻需要假想敵的國家。尤其是大選臨近，美國更需要在國際上制造些事端，滿足國內政治的需求。如果未來一段時間內，敘利亞局勢和伊朗核問題尚在可控范圍內，美國針對中國的動作會接連不斷，區別只在動作的大小。現實地說，有利于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開始階段告一段落了。
那么，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戰略機遇期中，中國對內對外有所收獲嗎？稍加回顧，必須承認結果不足以讓人樂觀。這段時期內，中國在外交方面包括兩個較大的動作：一是重返非洲，以2006年北京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為頂點的與非洲的互動。但隨著“阿拉伯之春”尤其是利比亞戰爭的打擊，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被極大地削弱；二是與東盟國家在“10+3”框架下大力發展自由貿易區以及其他領域的合作，但美國在APEC峰會上力推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攪局，同時拉攏東盟各國，指向鮮明，中國與東盟這些年來苦心經營的合作有可能被瓦解。此外，中國在南海問題上錯失多次機會，已經積重難返，只剩下共同開發、反對外部勢力介入等幾個空洞的口號。進退失據，中國的國際空間被壓縮殆盡。
內部問題更是讓人心焦。GDP數據很光鮮，2010年數據是2002年的3.89倍，將近翻了兩番，但這不足以掩蓋問題。首先，GDP（國內生產總值）是GNP（國民生產總值）有意識的替代物，具有足夠的迷惑性，統計的是中國境內的經濟活動產出，而不是中國企業和民眾的產出。中國的GDP有近1/3是外資產生的，GDP增長的同時，是資源的損耗和財富的外流，中國的GDP是超越日本了，但比GNP的話，卻遠遠低于日本。其次，GDP只是個總量數字，不合理的分配體制未能保證大多數人從中受益；第三，考慮真實的通貨膨脹率，經濟增長率沒有統計數據顯示的那么高，很有可能是負的。
最后也是最關鍵的，中國經濟結構持續惡化。我們早在金融危機之前經呼吁調整結構，啟動國內消費作為發展的支點，2008年的危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調整機會，政府本可以化這場跟我們沒什么關系的危機為轉機，下決心擺脫出口依賴，刺激國內消費消化產能，走向健康發展的方向。但政府走了一條相反的路，通過4萬億的投入來保那個沒用的八，結果，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從2006年的52.5%猛增到2010年的69.9%。經濟結構從畸形走向更加畸形，未來數年，宏觀經濟將被通貨膨脹和產能過剩所困擾。
戰略機遇期結束了。戰略機遇期失去了。但中國終將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所幸，明年又是一個新的起點。
201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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