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麒元 先生是一位資深的很受左翼知識分子敬佩的學者型經濟專家。他最近撰寫的《裂變的前夜》一文對中國經濟結構的扭曲和政府宏觀調控的失效給予深刻而精辟的分析，讀后很受啟發。不過，筆者對 盧 先生有關住房限購政策的觀點不敢茍同，今略述管見，請 盧 先生指教。
盧 先生在文中說，“真正的宏觀調控，必然是基于財政結構調整的根本性變革。堅決不肯增加資本利得和資產持有的賦稅，堅決拒絕壓縮中央和地方的制度成本，這就決定了‘宏觀調控’必然是‘空調’。堅決拒絕真正意義的房地產課稅，卻搞所謂的‘限購’，這是跟全國人民開玩笑。這已經超出了‘空調’的范疇了，這是一種行政欺詐，這是應該被問責的。”
盧 先生認為，真正的房地產調控是“增加資本利得和資產持有的賦稅”，包括“真正意義的房地產課稅”，這自然沒錯，也是筆者認同的。筆者跟 盧 先生一樣，也一直盼望政府能“下狠心”增加商品房交易的所得稅和盡快地把重慶、上海的房產稅試點經驗推向全國。但 盧 先生把商品住房“限購”政策批評為政府“跟全國人民開玩笑”和是一種“應該被問責的”“行政欺詐”，似乎有點偏激而失之中肯了？
首先，政府的“限購”是不是一場“玩笑”呢？筆者認為，不是。相反，中央高層（不是指住建部）在限購問題上是認真的或動真格的，并沒有“演戲”的成分。我們知道，限購推出后，一、二線大城市的商品房投資投機行為得到迅速而有效地遏制，原來的以投資炒房交易為主的商品房交易量迅速萎縮甚至降至冰點，而普通百姓真正買房自住和改善居住的需求逼迫房價向下松動或下跌。應該說，限購政策的威力和實效是明顯的。一個實實在在的限購政策，怎么能說成“開玩笑”呢？更重要的是，當海口市和佛山市等地方政府從既得利益出發進行限購政策“放水”時，中央迅速而及時地予以堅決的制止。當福州等10幾個城市在限購將到期時故意對續期不表態時，中央政府通過住建部知會這些城市要“繼續限購”。中央高層對限購政策態度之堅決，說明限購政策不是“開玩笑”。不知 盧 先生有沒有注意到這些事實。
其次，政府的“限購”是不是一種“行政欺詐”呢？更不是。在房地產領域，是有行政欺詐，如政府伙同房地產開發商以不公平的拆遷補償費欺詐拆遷戶和強拆民房。行政欺詐的一個要件是行政隱瞞，就是政府一定對被欺詐者隱瞞真實信息。比如，強拆欺詐中，當事政府一定隱瞞它和房地產商合伙欺詐所得及分贓的情況。政府的限購，已經公開明示限購的標準和條件，除此以外，政府有關部門并無需要和可以隱瞞的信息。在限購交易中，可能有隱瞞現象，那也是購房人或購房人伙同賣房人的隱瞞，為的是違規購房，因此是購房人的“欺詐”，不是政府部門的行政欺詐。
筆者承認，限購是一種調控的行政方法，行政方法具有強制性。因此，限購看上去是對市場的強制性干預，似乎有違市場自由的原則。但深入地分析一下，可以發現，其實中國商品住房的限購并沒有強制性。這牽涉到中國的商品住房與其他土地私有制國家的不同。
在住房土地私有制國家，商品住房的交易完全是私對私的交易，因為整個商品住房是私有的，即不僅地面以上的建筑物是私有的，地面或住房土地本身也是私有的。因此，在住房土地私有制國家，政府一般不會通過限購去干預這種完全私對私的商品房交易。政府在公有地蓋的保障房會限購，但保障房已經不是商品房概念了。
而在中國這樣的住房土地公有制國家，情況就有本質的不同。在住房土地公有制國家，商品住房的交易不完全是私對私的交易，因為整個商品住房不完全是私有的：地面以上的建筑物是私有的，但地面或住房土地本身卻是公有的，私人只擁有公有制給予的產權。因此，在住房土地公有制國家，商品住房的交易是復雜的雙重交易：一重是購房人與賣房人（開發商）之間私對私的交易，即有關商品住房建筑物的交易，一重是購房人與公有制之間私對公的交易，即有關商品住房土地（產權）的交易。
在住房土地公有制國家，政府無權也不會去干預商品住房交易中私對私的有關建筑物的交易，但政府有權和一定參與（不僅是干預）商品住房交易中私對公的有關土地產權的交易，因為政府就是公有制唯一的代理人，是私對公的土地產權交易不可缺席的一方。住房土地公有制國家的政府，既然有權和必須參加商品住房交易中的土地產權交易，那么就有權向交易的另一方（即購房人）提出交易條件，其中就包括限購條件。因此，中國的限購實質上是土地公有制的代理人參加土地產權交易所提出的一種交易條件。你購房人同意這個條件，政府就與你成交（產權）；你不同意這個條件（即一定要買3套及3套以上的商品住房），政府就有權不與你成交，即不給你土地產權。在這個私對公的產權交易中，政府與購房人是完全平等的產權交易的雙方，并沒有絲毫的政府（行政）強制。因此，在住房土地公有制國家，說“限購是政府的行政強制”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正如住房土地私有制國家的政府對商品住房實行限購也完全沒有道理一樣。
可見，中國的商品住房限購，實質上是中國的土地公有制對商品住房市場的一種直接的參與，也可以說，是公有制對商品住房交易的一種直接的約束（條件）。就是說，由于公有制的存在，在中國買房要復雜一點，購房人不僅要和房地產開發商商量，而且要和公有制——這個土地所有者商量，要征得公有制土地所有者（全體人民）的同意。限購，說穿了，就是公有制有權不同意你買那么多房。
不管中國政府是否認識到限購與公有制之間的本質聯系，至少中國中央政府高層對限購政策的堅決實行，在客觀上維護了土地公有制和發揮了土地公有制在分配商品住房這個蛋糕上的作用。現在，左右兩翼乃至中間派，都在批評中國政府的房地產調控。其實，右翼力量對房地產調控的批評，應該與右翼有實質區別的。右翼勢力的批評，是站在房地產既得利益集團立場上的，他們完全反對和要取消政府的調控，要讓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走向無政府狀態，以便控制在國內外房地產壟斷資本手中，而中國廣大普通百姓通過房地產市場改善居住改善民生的希望必然在高房價面前破滅。
而左翼力量不能這樣干。左翼力量應該站在廣大要求改善居住的普通百姓一邊，只要政府的調控（比如限購）對這樣的普通百姓有利，左翼力量就應該支持。左翼力量不應跟右翼勢力一起全盤否定政府（尤其中央政府）的調控措施，政府的調控措施只要客觀上有效果，客觀上對占大多數的人民有利，就應該加以肯定，而不是視而不見。
最后，還是毛澤東的話說得明白：“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在中國政府的政策中，凡是被右翼勢力反對和攻擊的政策，左翼力量就要積極擁護和支持。筆者從2009年北京首推限購政策以來，一直堅決地擁護和支持限購，就是因為筆者看到董藩、許小年和任志強之流一直猛烈地抨擊乃至咒罵政府的限購政策。也正因為如此，當筆者看到尊敬的盧麒元同志也抨擊限購時，心里是很難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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