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華西村的“特權社會”

再看看華西村的“特權社會”

前面對《華西村真的是天堂嗎？(李俊 鳳凰博報)》一文的結論“凡是公有制程度越高，貧富差距就越大”和結尾“華西村真的是天堂嗎？我看不是，說它是地獄還不差不多”說了點看法。此文中還有下面這個說法值得說一說——

“華西村是一個特權社會的縮影，各種社會矛盾和沖突都聚集在一起，這遲早會出問題。不要以這些奇跡，從而掩蓋這些問題。”

大于是非常痛恨“特權社會”的，所以想弄清楚華西村特別是吳仁寶是怎樣搞“特權”的，結果發現不少資料，摘錄幾條如下——

1981年，吳仁寶被免去中共江陰縣縣委書記、縣革命委員會主任職務，回到華西村?；氐饺A西后，他也讓他的子女們一個個回到了華西，共同建設華西、服務華西。

三年自然災害時，吳仁寶的大兒子吳協東因家貧輟學當了木匠，在江西做木工活。華西重造山河、搞農業起家時，活又重又累又苦，吳仁寶一封電報把協東召了回來，參加戰天斗地。二兒子吳協德入伍參軍轉為志愿兵，轉業后被安排到縣機關工作。當時，華西工業化正起步，條件還很艱苦，一些華西人仍想跳農門、進城門，吳仁寶卻動員協德扔下“鐵飯碗”、重捧“泥飯碗”。女兒吳鳳英從小就吃苦能干，是當年的“鐵姑娘”之一。華西創業初期，她理解父親帶領華西人創業的難處，動員在澄西船廠當技術員的丈夫繆洪達跳進“農”門來華西創業。三兒子吳協平1979年高中畢業后當了國家工人，他見二哥放棄比他還好的工作回華西，也主動回到華西工作。小兒子吳協恩參軍復員后，本來也有機會走出華西，但最終卻在華西當了一名駕駛員。吳仁寶的大孫女吳潔學成后，選擇了培養教育下一代的工作，現任華西幼兒園園長。長孫女婿孫云南是日本留學生，學成歸國后一直沒離開華西，如今是華西外貿、服裝、毛紡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二孫女婿李慶是美國留學生，如今已是村黨委副書記、集團公司副總經理。吳仁寶的長孫吳昊從新西蘭留學歸來，被安排到鋼廠工作，而且從最基層做起，如今已是華西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盡管如此，吳仁寶還經常要他向村上一位哈工大的畢業生學習，那位年輕人25歲就當上了村黨委委員。

盡管吳仁寶把子孫們一個個召回家，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起到以身作則的作用，但我們無法否認，如果吳仁寶不是把華西村帶成了“華夏第一村”、“天下第一村”，讓子孫們都有了各自的用武之地，那么，當初把他們一個個召回來，是不是會扼殺有著聰明才智的子孫們的大好前程？這個問題已經沒有答案，因為吳仁寶用時間和實踐證明了自己的成功，也為子孫們創造了通向成功的機會。他的子孫們在華西的這方土地上充分發揮各自的聰明才智，都做出了不凡的業績，捍衛了吳仁寶的臉面，也實踐了吳仁寶“管三代”的理論。

了解了這個情況，也就好理解復旦大學那個什么教授說的“吳仁寶四個兒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資金占華西村總量的90.7%”的問題了。原來華西村是人家一家人這樣冒著風險帶頭干出來的，本來就是這個集體的骨干和功臣，現在能力不差，大家又愿意選他們，多幾個在領導班子里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當然，即使是骨干和功臣，如果擔任了領導搞貪污腐敗也是不容許的。但是人家端正得簡直讓人難以理解。例如，村民們都住進了別墅，可是人家吳仁寶住的，還是上世紀70年代造的兩層樓房；最愛吃的，還是青菜面條；身上穿的，全是村里的產品，甚至在一次接受記者采訪時，還被發現毛衣袖子上有一個大洞；家里用的，還是最簡單的家具；出門公干，再遠都愛坐車去，還稱一路顛簸就如同按摩，有利于身體健康。

   “他每天都忙，夜里要10點多鐘才到家，早上三四點鐘就起來了。有一天睡到5點多，他一看鐘，連聲說睡過頭了、睡過頭了。在他眼里，這不像一個家，倒像是宿舍。既然是宿舍，是好是壞有什么大的區別？”后來，還有人為吳仁寶找到了一條不肯搬家的理由，因為他的房子后面，就是原來的村黨委會議室，吳仁寶什么時候想到開會，一個電話就能把大家集中到一起，對于夜行不便的他來說，會議室離家越近越方便。

　　吳仁寶不陪客人吃飯，也是廣為傳播的事情。1994年，寧夏回族自治區的一些領導同志到華西訪問，受到華西村的盛情款待。席間，吳仁寶熱情洋溢，與來自塞北的貴賓親切交談，向他們頻頻敬酒。但不一會兒，他就“失蹤”了。寧夏華西村的負責人韓國才很覺奇怪，便悄悄向華西村的陪同干部打聽老書記的去向。村干部告訴他，老書記說不定是回家吃飯去了。一句話，引起了老韓極大的興趣，他連忙放下酒杯，一路詢問，找到吳仁寶家去，要親眼看一看吳仁寶到底在家吃什么。他萬萬沒有想到，來到吳仁寶家門口，出現在他眼前的，竟是這樣的情景：吳仁寶和老伴面對面坐在一張矮方桌前，一人捧了一大碗面條，正埋著頭大口大口地吃呢！

　　1998年10月初，華西村在北京華苑賓館舉辦知識扶貧新聞發布會。會議結束時，適逢中秋，吳仁寶便請記者們在賓館歡度佳節。晚間，秋高氣爽，皓月當空，餐廳里擺了好幾桌酒席。吳仁寶與往常一樣，興高采烈，笑瞇瞇地舉杯，一桌桌敬酒，談開了華西的新規劃。酒過三巡，吳仁寶依然笑瞇瞇地站著，毫無入席就座的意思。正當賓客們納悶之時，一位餐廳服務員端著一個大盤子徑直走到酒席對面一張空桌前，把一碗米飯、一碟月餅、一盆青菜、一盆炒肉絲、一罐雞蛋湯擺放在桌上。吳仁寶同大家打個招呼，坐在桌前開始用餐。餐廳里突然靜了下來，大家仿佛都明白了，誰也沒有說話，只是停下筷子，深情地注視著吳仁寶。不知誰說了句“應該向老書記敬酒”，大家情不自禁地排起隊來，魚貫向前，依次向吳仁寶敬酒。吳仁寶端著借來的酒杯，頻頻點頭，臉上笑成了一朵花。望著這從未見過的敬酒場面，不少人眼眶濕了。

　　1992年吳仁寶視網膜嚴重脫離住進了醫院， 面對潮水般涌來探望的人流，心里很不安，他對華西的干部下了道死命令：“無論干部群眾，不談工作上的事，不要進我的病房。在家干好工作，努力生產，就是對我最好的關心。”按照醫囑，吳仁寶眼睛開刀后需要休息半年，可這個閑不住的老人身在醫院，心一直在華西經濟建設的主戰場。只在醫院住了14天，剛一拆完線，他就迫切要求出院，回到了華西。有人為吳仁寶算過一筆賬：以他工作50年計算，從沒有節假日，沒有星期天，實際已多干了22.06年；以每天工作時間12.5小時計算，與8小時相比，每天延長工作時間4.5小時，60年實際多干了29.81年。兩者相加，這50年中，吳仁寶實際已總計延長工作51.87年，50年干了超過100年的活。

　　吳仁寶不僅對自己嚴格要求，對子女也從來不肯放松。1996年因為采購人員貪圖便宜從一個個體戶那里進了假醬油，吳仁寶對此十分生氣，當即責成一位黨委副書記查處此事。副書記對采購員進行了處理，沒料到吳仁寶在聽到處理結果后，立即通知召開村黨委擴大會議，嚴肅批評了副書記的處理不力，同時提議：南苑賓館總經理、他的三兒子吳協平，因對員工要求不嚴、進貨把關不力、作風不踏實，特別是事發后沒有主動反省，應當停職檢查；停職期間，在賓館廚房洗碗、搞衛生。

　　事后，吳仁寶在一次家庭會議上告訴對他有怨言的子女們：“這事要是放別的干部身上，是不會處理這么重的，但是，我吳仁寶的兒子犯這樣的錯誤，不這樣處理是不行的。因為華西村民和員工上萬只眼睛注視著我們。你們說這次錯誤是首犯，可以下不為例，可我說不行。為什么？華西有100多名干部，每人搞一次下不為例，就是100多次錯誤，這還了得？”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吳仁寶就給自己約法三章：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資，不拿全村最高的獎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1999年至2004年，華士鎮人民政府按責任制合同、貢獻績效，批給吳仁寶的獎金累計達5000多萬元，他都留給了集體。上級領導和華西集團公司的總賬會計、現金出納會計都找過吳仁寶，勸他說：你是華西村的掌舵人，最辛苦，應該拿最高的工資、應該拿最高的獎金，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吳仁寶總是微笑著說：“我要那么多錢干什么？還是留給村里，留給老百姓，作為華西的發展基金和流動資金吧！”

上面這些說的只是吳仁寶個人的嚴以律己，對華西村的“官”吳仁寶也有他一套要求。他說：

    我們華西搞的是“一村兩制”，即村民可以搞集體，也可以搞個體。但干部不能搞“一家兩制”，更不允許“一人兩制”。否則，丈夫在企業當廠長，妻子開飯館，丈夫廠里經濟交往的客戶都引到這個飯館吃飯，吃一百，付一千，甚至不吃也付錢，集體的“肥水”就不聲不響地流進個人的“田”；父親在廠里搞供銷，兒子卻搞個體加工，父親聯系到好的業務，很可能給兒子做，結果是“富了和尚窮了廟”。

    一個共產黨員，為民利益的一面旗幟。過去，人們常說：“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边@是對的，但還不夠，“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思想觀念，也要與時俱進。古往今來，很多人往往是能共患難，不能同富貴。而我們不同，提倡的是“有福民享，有難官當”，既能共患難，又能同富貴；既能見困難就上，又能見榮譽就讓。少數地方是“有福官享，有難民當”。當今社會，有少數單位為什么搞不好？為什么人心渙散？為什么難以改變面貌，難以發展呢？實踐證明，凡是一個單位“有福官享，有難民當”的，就難以有向心力、凝聚力，就難以發展。凡是一個單位，能夠做到“有福民享，有難官當”的，組織就有戰斗力，干部就有權威，經濟就能發展，老百姓就能得到真正實惠。說到底，就是黨員干部要淡泊名利，要有奉獻精神，真正是“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事實上，只要我們做到“有福民享”的，老百姓也不會讓我們做干部的窮到哪里去。只要我們“有難官當”的，當真正遇到困難的時候，老百姓也一定會支持我們，共同挑起擔子，共同克服困難。

在多年前，吳仁寶就提出對村干部在村內不要稱職務，而要稱司機。因為干部是管人的，司機是為人民服務的。

對自己的孩子擔任村里的領導，吳仁寶說得也很清楚也很坦然——

    華西31個正副書記，其中，有5個是我子女。這個書記，他們是通過數十年的工作，是群眾當中公認的，上級黨委對這些同志信得過。現在社會上的輿論，我吳仁寶搞家族制，子女全是“官”。但在華西的歷史上到現在，有過6任主辦會計，我們一家沒有誰擔任過主辦會計。華西的帳，從1961年開始的，都可以翻出來查?？梢赃@么說，我這個家族，都是為了老百姓，不是為個人牟私利的。要求老百姓做到的，我一家首先做到，要求老百姓不做的，我一家首先不做。如果都象我吳仁寶一家，這樣的家庭還是多些的好。如果像我的這一家多一點，中國會更好。為什么這樣說呢？我家這5個書記，現在解決了3萬人就業，有的人還比我們富。這也反映了社會上還有一種舊觀念，也就是平均主義。改革開放前的那一套思想還在腦子里。所以，我不在乎人家講，而且不是哪個講了，我就改變。如果哪個講了，我就改變了，那就改變了我的意志，也就改變了華西走的這條路。

不知道現在還有幾個領導干部敢像吳仁寶這樣講這種硬話！

原來在華西村“當官”是為了“當司機”；是要“有福民享，有難官當”；要“要求老百姓做到的，首先做到，要求老百姓不做的，首先不做”；還要“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資，不拿全村最高的獎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這樣的“特權社會”對那些貪官色官懶官來說還有什么意思呢？這樣的“特權”對那些想以公肥私的來說還有多少想頭呢？要是“特權社會”是這樣“特權”，那也沒有什么可怕的。如果全國各地都是這種“特權社會”這樣的“特權”，中紀委和人民法院就輕松了。   

李俊說“華西村遲早會出問題”，可以理解為現在華西村還沒有出問題?，F在沒有出問題就好，至少說明它前面的探索是成功的。至于以后出不出問題當然很難說，不過即使以后出了問題，也不影響他們現在的成功?！袄羁　眰冎陨焚M苦心，雞蛋里面挑骨頭，應該不是擔心他們會出問題，而是耐不得他們現在的成功，盼望他們快點出問題。對華西村來說，這是好事，因為有這樣的“監督”，也就不太容易出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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