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被冤是非常中國特色的現象。自南京彭宇案被媒體和公眾關注起，陸續涌現了“江蘇彭宇案”、“湖北彭宇案”、“解放軍彭宇案”，等等，等等。一時間，神州大地“彭宇案”滿天飛，“彭宇案”成為救人被冤的代名詞。救人被冤的基本特點是：救人者反被被救的人或被救者的家屬誣為肇事者，被告上法庭，要求賠償一筆巨款。由于當時只有救人與被救者在場，雙方都拿不出證據來證明自己的主張，法院在判案時本該遵照“疑罪從無”的原則判救人者無罪。然而自“彭宇案”起，中國法律開了一個非常惡劣的先例，救人被冤于是象當年的冤假錯案一樣遍及神州大地，成為當代一道黑暗的“風景”線。遇到老人摔倒，路人不敢上前攙扶，某老人高喊“沒人撞我，我是自己摔倒的！”這才有好心人上前將老人送到醫院。但也有高喊“我是自己摔倒的”，被送到醫院之后，倒地者或者其家屬又重演“彭宇案”的故伎，反咬救人者一口。因此，“13億人扶不起一個老人”的感嘆成為壓在人們心頭的沉重的陰影。
廣東小悅悅事件發生已經整整一周了，18個路人冷漠地離開，于是，人們在關注小悅悅傷勢并為她祈福的同時，一場關于“如何讓愿救人者敢于救人”的討論也開始展開，人們意識到，在目前“救人高風險，訛詐零成本”的情況下，缺乏制度的支撐，個人道德約束力無法改善“社會普遍冷漠”的現狀。怎么辦呢？一場大討論正在網絡上展開。
如何重塑道德規范、修復社會信任？有學者認為，公民道德建設要落在制度的保障上，法律制度、信用制度等必須對做好事做好人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對做“惡”者嚴厲懲罰：國家要制定道德獎懲制度，設立見義勇為獎勵基金，提倡正義、鼓勵正義、嚴懲惡行，尤其是對見死不救的，先從教育為主，惡劣的不僅要罰款還要入獄。
還有學者認為，讓救人者的風險分攤到全社會，由社會力量(包括國家力量)來買單可能是唯一而有效的途徑。立法者可以參照現有法律中的緊急避險思路，盡量降低救人者的責任風險，而設立有效救濟途徑，在責任區分無法明確的情況下，對被救者進行救濟，是對救助雙方的雙重保護，將會有效激勵救人行為的廣泛出現。沒有人會在自身利益無憂的情況下放棄行善。
都說得頭頭是道，面面俱到。但都沒有說到點子上。我們來考量一下被救者為什么甘愿冒著極大的道德風險，甘愿忍受一輩子的良心譴責，也要恩將仇報，反咬救命恩人一口？在被救者和他的家屬面前有兩種選擇：一是自己承擔巨額醫療費，讓自己家里一貧如洗，甚至家破人亡；二是轉嫁危機，轉嫁風險，把唯一可能攀咬的人、也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反咬一口，讓他代替自己的家人承擔一貧如洗、甚至家破人亡的后果。在人性的丑惡作用下，他們選擇了丑惡的那條路，但明顯在利益上保了自己家人的駕。是人就有弱點，是人就有陰暗的心思。這應了某人說的那句話：在好的制度下，壞人也難以做壞事。在不好的制度下，好人也難免要做壞事。醫療產業化，就是扭曲人性、逼良為惡的罪魁禍首。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所有公民都可以享受免費醫療，不管是生病還是摔傷撞傷，都可以實報實銷，那么，所有“彭宇案”中被認為非常下作的、其實也是非常無奈的中國老百姓，還會那么處心積慮攀咬自己的救命恩人嗎？由此可見，醫療產業化真是罪孽深重呵。什么“重塑道德規范、修復社會信任”，什么“讓救人者的風險分攤到全社會”，都是扯淡。只要徹底砸爛醫療產業化，什么問題都沒有了。
目前北大副校長一則“撐腰體”微博走紅網絡：“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訛你，北大法律系給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敗訴了，北大替你賠償！”在網友設計的臺詞中，“西南財經大學校長”這樣說：“你是財大人，看見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訛詐你，不用打官司了，學校幫你全部賠償，因為我們是財大的！”—— 都有幾分油滑，幾分調侃，透著游戲人生玩票式的幽默。但是其中也有合理的成分，那就是在暫時不能徹底砸爛醫療產業化的情況下，讓救人成本有著落，也算是退而求其次，其實，對醫療產業化的不點名的批判也在其中了，只是北大學者和財大學者不明說而已。炮制醫療產業化的丑類別假裝聽不懂，“你祖上的脊背都被人指穿了”，是老百姓的直言，難道還聽不懂？真不要臉。
新聞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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